摘  要  生产要素集聚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路径，对于城市内部搭建生产链条、构建生产体系、保障社会就业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如何促进生产要素集聚是理论和实践层面面临的共同议题。在城市竞争的锦标赛场域，各个城市政府展开了“城市品牌”的形象建设，它并非单纯意义上的“城市形象”符征，而是内含集聚人才、资本、劳动、技术、数据等各类生产要素的市场经济竞争。作为城市公共服务“整体打包”的品牌，城市品牌具有促进生产要素集聚的可行性。基于宁波、苏州、无锡、长沙、成都的个案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品牌对生产要素集聚有着“正向作用”，包括市场红利、容积效应、信用价值和物流畅通等，可有效集聚生产要素。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品牌；生产要素；口碑效应；营商环境

生产要素是活跃的资源，它会受到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而在一个城市内部或城市之间产生“流动”，向一个城市内部“正流动”，则产生“生产要素集聚”，整合土地、管理、技术、劳动、创新、数据、人才等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搭建生产空间，构建现代生产体系，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促进商品的生产、运输、流通和交换，推动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反之，生产要素由一个城市内部“外溢”，流向其他城市之间，则构成生产要素“负流动”，不利于该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2]如何促进生产要素向特定城市区域有效集聚是城市发展中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命题。当前实践中，不少地方政府以打造“最优营商环境城市”“历史文化名城”“特定产业名城”“宜居城市”“生态城市”等各式各样的“城市品牌工程”，不断改善城市形象，以“城市品牌”的形式来发展产业经济，成效不一，各有不同。人们迫切需要反思一个实践问题，城市品牌真的能够促进生产要素集聚来发展产业经济吗？它的内在运作机理又是什么？

一、城市品牌的构成与功能

城市品牌是按照唯一性、排他性和权威性的原则，找到城市的个性、灵魂与理念，分析、提炼、整合所在城市的自然要素禀赋、地理位置、历史文化沉淀和产业优势等差异化品牌要素，构建能够“传得开”“讲信誉”“有价值”的城市形象。城市品牌是城市推广自身形象所传递给“城市品牌消费者”或“城市品牌信赖者”的“有价承诺”，它代表这个城市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产品及服务能够带给受众较大的利益。

（一）城市品牌的内容与测度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城市建设载体，而城市建设离不开城市品牌的口碑效应。城市品牌是一个舶来词，相应地，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研究“城市品牌建设”“城市品牌的内容构成”问题，可以借鉴海外对城市品牌研究的意涵界定。[3]Kevin·Lane·Keller(1998)最早提出“城市品牌”概念，他把“城市视为一个整体”，认为“像产品和人一样，地理位置或某一空间，区域也可以成为品牌”，以城市“优质服务水平”来增强城市的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和辐射效应，提高城市利益关切者的满意度和认同度。[4]美国品牌专家西蒙·安浩（2006）提出城市品牌指数，使用“城市品牌六边形”指标体系来对城市品牌进行测度，即城市区位、城市声望、城市心声、城市潜力、城市民众素质及城市先决条件。[5]Florek Magdalena（2021）等人深化了城市品牌内容的研究，试图通过“市政建设”“城市文化”“基础设施”“环境保护”“支柱产业”“名优企业培育”“旅游业发展”等方面来塑造城市品牌战略指导性体系。[6]

（二）城市品牌的主要功能

作为一个“城市”整体打包“运营”的信用概念，城市品牌不仅能够给城市建设者带来“政治锦标赛”职务晋升和其他方面的收益，也能够给城市品牌消费者带来优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发展机会”“营商环境”“房价宜居”等层面的显性收益。城市品牌主要包含以下5个方面的功能。（1）信用功能。城市品牌内含“品牌价值”，“品牌价值”是传递“城市名片”的有效载体，承载着“城市备受信任的价值符号和社会功能”。（2）法治功能。法治是现代城市治理最主要的特征，也是城市品牌所内含的一种社会功能。（3）服务功能。服务功能是城市品牌的基础功能之一，也是维系城市品牌的内生性价值。通过教育、就业、交通、医疗、养老、卫生等各领域公共服务的高质量供给，增强城市品牌消费者的“服务满意度”，延续城市“可信赖”“可发展”“可宜居”的品牌价值。（4）开放功能。城市是一个开放的大市场，“闭合”“封闭”的城市无法发展成为城市品牌，这也意味着城市品牌天然承载着开放功能。（5）传播功能。从工具属性看，城市品牌一经形成，便具有较强的“品牌传播”功能，它更快速地传播“城市名称”，使其更具有社会影响力。

（三）城市品牌的口碑效应

从传播学角度看，口碑效应是指特定人群基于私人领域某种商品或服务的消费满意度高，而自愿“口头宣传”该商品或服务质量好的行为，并由此形成“口口相传”的规模化传播效应。目前，口碑效应被指称到更广泛的领域，它不仅用来形容私人领域的商品和服务，也被用来形容公共服务的品质，甚至也被扩散到形容一个地区或城市的整体质量。口碑效应的正向价值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提升所指称对象的价值含量，增强溢价效应；二是提高所指称对象的品牌价值，增强扩散效应。以网络视频的口碑效应为例，网络视频作为商品进行交换时，它所呈现的“赚钱效应”，既有赖于自身视频内容的“有益”价值，也有赖于视频内容被消费者观看后的传播口碑，传播口碑越好，视频越是有“定价权”和广告投放“选择权”。[7]相对于特定商品的口碑效应重视“议价”问题，城市品牌的口碑效应实质就是通过人们“口口相传”，使城市的利益相关者在选择城市投资、旅游、居住、工作或学习时，对著名城市更偏爱、更感兴趣。

二、个案分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品牌集聚生产要素的地方实践

个案分析是呈现城市品牌能否集聚生产要素的基础例证。典型个案的选择，既能够反映诸多城市品牌的共性，也能够体现城市品牌自身的个性。本文自东向西选择我国品牌城市宁波、苏州、无锡、长沙和成都作为分析城市品牌集聚生产要素的典型个案，它们都是GDP产值过万亿的城市，具有一定的“网红城市”知名度，且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营商环境”“支柱产业”“房价宜居”“发展机会”“法治城市”等方面的建设成绩较为突出，有利于分析城市品牌内容对于集聚生产要素的作用。

（一）品牌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更“有质有量”

人们选择城市定居和投资，本质上是为了追求美好生活。城市品牌本身蕴含着高附加值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吸引人们参与城市品牌的风险投资和开发建设。从城市存量来看，宁波、苏州、无锡、长沙和成都等城市品牌，提供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更“有质有量”，保障了城市品牌信赖者对于“享受公共服务”的基本权益。以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情况为例，目前，宁波运营14条地铁线路，苏州运营14条地铁线路，无锡运营4条地铁线路，长沙运营6条地铁线路，成都运营18条地铁线路，基本保障了人们对于出行的公共交通需求，而这些城市品牌“有质有量”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也恰好吸引了投资者参与城市品牌建设的“投资意愿”。

（二）品牌城市的营商环境和法治城市更“有亲有清”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是促进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两个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改善营商环境是法治城市建设的应有之义。202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提出要“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使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城市品牌内含生产要素集聚的信用价值。营商环境越是讲诚信、靠法治，越能吸引民营企业家前来该城市投资。除长沙外，宁波、苏州、无锡和成都等城市品牌都单独发布了有关改善营商环境的条例或行动方案，以企业综合服务改革、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产业链生态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的政策稳定化方式来改善营商环境，降低政策“朝令夕改”风险，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开设工厂，拉动就业，集聚各类生产要素。

（三）品牌城市的支柱产业和发展机会更“有力有为”

产业强市是城市发展和城市品牌化的基础支撑，而支柱产业对于整个城市的产业具有引领性、联动性和增长性作用。城市品牌往往具有几个支柱性产业来贡献政府的财政税收，拓展就业渠道，创造更多的城市发展机会，改善社会民生。作为城市品牌，宁波以汽车制造业、专用设备、通信和电子设备制造业为支柱产业；苏州以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先进材料为支柱产业；无锡以高端装备、高端纺织服装、节能环保、特色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为支柱产业；长沙以工程机械、汽车及零部件、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文化创意、旅游、食品制造为支柱产业；成都以电子信息、汽车制造、食品饮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为支柱产业。五大城市品牌的支柱产业共性在于它们均是“国家战略性产业规划内的扶持性行业”，能够提供更好更多的发展机会，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更“有力有为”地吸引生产要素集聚。

（四）品牌城市的房价宜居和生活舒适更“有声有色”

城市是集聚生产要素的主要载体，城市品牌具有吸引生产要素集聚的独特优势。对于年轻人而言，选择一个城市定居，城市品牌的口碑效应固然重要，但城市房价和居民工资性价比较高的城市，也往往更具有吸引力。不少知名度大的城市品牌，其房价也相对更高，如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城市品牌，其房价让很多年轻人“望而却步”，不愿选择“蜗居”“蚁居”式生活。相比之下，宁波、苏州、无锡、长沙、成都等城市品牌，其城市的房价相对宜居，整体充满“烟火气”和“生活味”，且城市呈现出“让人生活舒适”“活得有声有色”的感觉，更吸引人才集聚和择城定居。因此，城市品牌在房价宜居和生活舒适方面更“有声有色”，也就更能吸引生产要素集聚。

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品牌促进生产要素集聚的可行性分析

城市品牌具有城市名称和地理方位的排他性，在城市自身架构上与其他城市有不同质量和水平的公共服务。作为一种城市层面的“各类服务整体性打包”品牌，宁波、苏州、无锡、长沙和成都的城市品牌都具有信用功能、法治功能、服务功能、开放功能和传播功能，也都借助自身“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营商环境”“支柱产业”“房价宜居”“发展机会”“法治城市”等方面的建设和供给，吸引了生产要素集聚。生产要素集聚行为奠定在市场红利、物流畅通和交易制度基础之上，缺乏利益和可兑现利益的渠道，任何城市都难以有效驱动生产要素可持续集聚。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品牌促进生产要素集聚的可行性分析，主要是剖析城市品牌能否促进生产要素在集聚中“增值”和“分利”，即构筑城市品牌能带给生产要素持有者何种层面的“城市获得感”。本文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品牌吸引生产要素集聚的运行机制，具体如图1所示。

（一）城市品牌带来生产要素集聚的市场红利

在就近城镇化区域，市场红利是驱动生产要素集聚的根本动因，缺乏市场红利的产业不具有实质性前途，如低端的化工、印刷、立体包装等产能过剩的“夕阳产业”，也无法通过政策调整带来“超额利润”，从而不具有生产可持续的动能。市场红利本身也具有伸缩性，它跟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密切关联，并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同频共振性，即当人们的需求旺盛，该产品背后产业链条的市场红利就越大。一个城市将自身的“公共服务”和“优质营商环境”打包成整体“上市”，获取“城市品牌”的知名度后，涵养出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市场红利”和“消费容量”，当地政府就可以通过公共政策和税收优惠，吸引生产要素持有者涌入该城市“追逐市场红利”，如长沙、成都等。

（二）城市品牌具有生产要素集聚的容积效应

城市品牌是城市竞争的名片，也是城市具有高度吸引力的通行证。一个地方政府敢于将城市打造成“城市品牌”，会把城市的教育、医疗、就业、卫生、交通、养老、居住等各方面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到城市品牌相对应的标准，塑造能够吸纳外部生产要素集聚的“城市容积”，保障生产要素集聚带来的产业体量和生产运作。比较而言，具有城市品牌知名度的城市并不一定是在“城市空间体积”上超过其他城市，而是在城市“单位面积的创新产能和产值”上超越对方，并从城市品牌上吸引更多中高端生产要素集聚，如宁波、苏州、无锡等。因此，从城市“投入—产出”性价比上看，城市品牌更具有生产要素集聚的容积效应，更能吸纳生产要素集聚。

（三）城市品牌内含生产要素集聚的信用价值

生产要素集聚建立在社会信任的前提下，缺乏社会信任，各个生产要素持有者则达不成“合作共识”。作为城市品牌，品牌城市提供了比非品牌城市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和营商环境，履行着信用功能、法治功能和服务功能。一方面，城市品牌承诺给生产要素持有者政策优惠。另一方面，城市品牌要通过“信用功能”和“法治功能”来兑现这些政策优惠。[8]只有“承诺”和“践诺”达成一致，生产要素集聚越能实现“市场红利”和“政策红利”，城市品牌的信用价值才能更好彰显。

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品牌促进生产要素集聚的实践路径

除了土地要素具有空间位置上的不可移动外，人才、资本、数据、技术等生产要素要发生“流动”来获取“要素增值”。城市品牌能够提供较高水平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营商环境”“房价宜居”“支柱产业”“发展机会”“法治城市”等可感知性内容，而这些内容足够吸引城市品牌信赖者和消费者，因而可以集聚到相关生产要素。理论上，城市品牌是一个“城市整体打包提供优质服务”的概念，它促进生产要素集聚的实践路径，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以优质公共服务环境集聚“人才”

生产要素集聚首先是“人”的集聚。缺乏人才集聚的城市，无法驱动资本、数据、技术等生产要素集聚的积极性。人才向往大城市的美好生活，本质上是信任城市品牌能够带来优质的公共服务环境，包括优质的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资源，可以让人畅享更高效的政务服务、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优质的营商环境和更鲜活丰富的文化生活等。因此，城市品牌聚焦高效便捷，秉持“便民、高效、廉洁、规范”服务理念，培育政务服务品牌，通过自身优质公共服务环境来吸引和集聚人才。

（二）以巨大市场红利空间集聚“资本”

资本要素集聚的本质动能是“挣钱”，集聚资本要素就是“聚钱”，通过“钱能生钱”来调动市场经济的活力。城市品牌之所以能够成为“城市品牌”，说明该城市内部具有巨大的市场红利空间，吸引着资本要素集聚到此“钱能生钱”。在“双循环”背景下，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我国经济发展“软着陆”迫切需要产业转型升级，由“粗放型”到“集约型”再到“高精尖型”产业发展，而部分行业领域“产能过剩”和“市场红利减弱”已明显显现。城市品牌业已经历过类似的“产业转型升级”，储蓄了巨大的市场红利空间，因此更受“资本”的青睐，如上海和深圳等城市品牌。

（三）以城市品牌的高流量集聚“数据”

数据要素的集聚具有流量大、传播快的特点，一线品牌城市往往更吸引数据要素的持有者。品牌城市对于信息和数据的传播具有天然的优势，优质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形成了城市的良好口碑，而良好口碑的“口口相传”效应，更利于集聚数据“流量”，吸引着数据要素持有者去“投资”“抢占流量”和“分享数据流量收益”。相对于城市品牌，一些知名度不高的城市，人流量和社会关注度不高，往往难以引流“数据”要素或可持续性获取数据关注度，如山东“曹县”和淄博“烧烤”等。因此，城市品牌能够以城市品牌的高流量来集聚“数据”要素。

（四）以高度的产教研融合集聚“技术”

产教研融合一体化发展是城市集聚生产要素的重要路径，尤其是集聚“技术”要素。城市品牌往往孕育了众多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形成制度环境的“门槛效应”，能够更多地获得国家科技政策和资金扶持，推进“产教研”融合一体化，更好地集聚“技术”要素，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提升产业品质和全要素生产率。[9]以城市品牌上海为例，上海孕育了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知名院校，在生物医药、集成电路、高端电子、大数据、互联网等领域颇有科技研发的建树，吸引国家实验室投建和社会资金多元投资，促进产教研融合一体化发展，并以高度的产教研融合集聚“技术”，形成了高精尖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如张江高科技园区的集成电路产业等。因此，城市品牌能够以高度的产教研融合集聚“技术”，虹吸其他生产要素，搭建产业链条，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综上所述，就近城镇化中生产要素集聚，既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有力方式，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发展经济的有效路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品牌具有独特的自身价值和服务优势，承载着信用功能、法治功能、服务功能、开放功能和传播功能，以优质公共服务环境集聚“人才”，以巨大市场红利空间集聚“资本”，以城市品牌的高流量集聚“数据”，以高度的产教研融合集聚“技术”，推动科技创新，盘活市场要素，供给就业岗位，让人民共享发展果实，其最终的本质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地方政府应不断改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营商环境”“支柱产业”“发展机会”“房价宜居”“法治城市”等方面的建设和供给，构筑城市品牌，使城市品牌发挥好集聚生产要素的正向作用，尤其是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生产要素，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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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01).

[3]王灵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J].中国社会科学,2022(3):77-96.

[4]Keller.Strategic Brand Management:Building,Measuring ＆ Managing Brand Equity［M］.New Jersey:Prentice Hall,Inc.,1998:114．

[5][美]西蒙·安浩.铸造国家、城市和地区的品牌:竞争优势识别系统[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12.

[6]Florek M,Herezniak M,Augustyn A.Measu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ity brand strategy.In search for a universal evaluative framework[J].Cities,2021,110: 103079.

[7]李志鹏,解婷,陈莎.口碑效应下网络视频定价与广告投放最优决策[J].中国管理科学,2022(3):230-239.

[8]王华华,张红阳.产业政策驱动生产要素“集聚—分流”的运行机制研究——社会信任的视角[J].岭南学刊,2024(4):46-59.

[9]陈家和,吴一平,李鹏飞.城市品牌与流动人口就业选址决策[J].财经研究,2022(5):140-154.

本文系江苏省第六期“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优秀青年项目“就近城镇化中生产要素可持续集聚的风险及化解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共无锡市委党校副教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马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