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孙冶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的早期探索者和重要贡献者之一。本文首先探讨孙冶方经济理论的现实依据与理论基础，继而提炼孙冶方关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规律”思想基石和“最小—最大”逻辑主线，归纳孙冶方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体系的观点创新。

关键词  孙冶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以孙冶方为代表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和精神财富。孙冶方自20世纪30年代起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独创见解，在实现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发展的同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化体系创建。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紧扣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筑牢价值规律这一思想基石，将价值概念贯穿于政治经济学的始终，以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作为逻辑主线，明确研究对象和方法，形成社会主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再生产过程的严密体系结构，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全貌。孙冶方由此打开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重新探索的新局面，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时代，要在分析孙冶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现实依据和理论基础前提下，对其以价值理论为基础，围绕逻辑主线搭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探索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为完善与优化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借鉴。

一、孙冶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现实依据与理论基础

（一）现实依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孙冶方1908年10月24日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小职员家庭，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留俄在高校担任政治经济学讲课翻译，自此与政治经济学结下不解之缘。20世纪30年代,孙冶方回国后，土地革命正在广泛开展，依托于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路线的理解，孙冶方与陈翰笙、薛暮桥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对当时农村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剖析，从体系和方法论上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建设作出贡献。20世纪40年代，孙冶方又赴革命根据地负责干部的理论教育工作，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普及。

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孙冶方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断深化。1956年孙冶方到苏联访问，此时苏联、东欧以及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遇到了经济效果差、产品质量低、浪费严重等问题。为此，孙冶方和苏联中央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司司长索波里两人就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促使孙冶方开始致力于适合本土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探索。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孙冶方认识到立足实际、加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他多次倡议理论界深入研究价值规律问题，并提出财经体制改革建议。同时，孙冶方主张要创立中国自己的、突破传统观念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1959年底，孙冶方开始组织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以价值论为基础开展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研究，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重要贡献者。

（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发展与创新

孙冶方的理论研究工作突出表现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发挥与应用。如20世纪50年代，孙冶方针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认为价值规律将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发展而不断受到限制的观点，突破性地提出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中商品关系虽然消亡了，但价值范畴与价值规律依旧存在。进一步地，孙冶方又基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主张以价值理论为基础去构建一套完整的、逻辑严密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借鉴《资本论》的程序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研究和分析，按照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生产总过程的顺序展开分析，将价值概念和价值规律运动贯穿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每一个章节。

随后，孙冶方将自己的主张落实到《社会主义经济论》编写中。这本书突破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罗列规律和汇编政策的体系，以“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作为逻辑主线，这条主线是以孙冶方的价值论为基础，反映出孙冶方将研究经济效果视为社会主义价值规律问题的核心内容。相应地，追求经济效果也应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首要地位，他据此也提出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主张。尽管《社会主义经济论》最终没有完成，但孙冶方结合中国经济实践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和运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一次重要尝试，其中包含的很多令人深思的经济学观点和独创性的研究方法，时至今日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

二、孙冶方关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基石和逻辑主线探究

（一）思想基石：价值规律

孙冶方的价值规律理论是他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思想基石，也是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不同之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将价值规律归为商品经济的范畴，认为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相互排斥的，且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后，价值规律会完全丧失作用。这种看法长期以来在我国学界也占据着主流地位，而孙冶方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价值规律是推动社会前进基本规律的论断。他认为价值规律是任何社会化大生产都存在的自然规律，是价值实体及社会必要劳动存在和运动全部过程的规律，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建立于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理应遵循价值规律办事。

孙冶方还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论述作为理论依据。如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计，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1]恩格斯也指出，在私有制消灭之后，“价值这个概念实际上就会愈来愈只用于解决生产的问题，而这也是它真正的活动范围”。[2]孙冶方认为这些论述都反映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作用的肯定，具体作用表现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由此就起着节省劳动时间和按比例分配劳动时间的作用，并以此强烈呼吁国内理论界在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中尊重价值规律。

孙冶方依据自己对价值理论的理解，对于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了探索。他突破了原苏联教科书从所有制开始，分别阐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规律、按劳分配规律、劳动变换规律等的“规律排列法”的体系设置，将价值规律作为整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思想基石，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3]借鉴《资本论》分析社会化大生产规律运动过程的“过程法”，将价值规律应用于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社会生产总过程进行分析。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剖析来表述和体现价值规律，大大提高了“价值”这个范畴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

（二）逻辑主线：“最小—最大”理论

孙冶方从价值规律理论出发，提出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的“最小—最大”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在孙冶方组织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工作开始之前，有人主张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研究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阐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也有人认为应从理论上说明党的纲领和政策的经济科学基础。孙冶方认为这些说法固然是正确的，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需要遵循的逻辑主线并没有被明确体现。

孙冶方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对社会经济运动和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的学科，不能与政治学、哲学学科混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要不断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同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能只停留在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这些一般哲学原理的分析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证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经济、更能推进生产力的发展。即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要讲经济，就是以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的效果。这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也契合了马克思所说的“节省时间以及在各个生产部门中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就成了以集体生产为基础的首要的经济规律”。[4]

孙冶方“最小—最大理论”的提出切中了当时中国经济建设问题的要害。20世纪60年代，人们在经济工作中普遍存在滥用及浪费现象，甚至是以最大的耗费取得最小的效果。孙冶方认为这是否定价值概念，否定生产物的两重性（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必然结果。在传统理论中，社会主义经济被视为自然经济，不存在价值概念，生产单纯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目的，追求实物量及使用价值的增长。孙冶方指出要将讲究经济效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一以贯之的主线，这也是将价值规律理论运用到经济建设过程中的必然要求。

三、孙冶方关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设计

（一）研究对象：生产关系，但要联系上层建筑和生产力来研究

在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恩格斯和斯大林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着不同的介绍。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则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里包括：（1）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2）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3）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

孙冶方通过比较认为，恩格斯讲的生产关系包括生产、交换、分配三个方面，但斯大林的定义中没有交换，多了一个所有制。斯大林将交换关系作为直接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项目，将生产和流通过程混为一谈，在这种社会主义“无流通论”影响下，调拨或配给制代替了流通，造成产、供、销脱节。同时，将所有制独立出来进行研究，同生产和分配关系并列，也意味着脱离生产关系去研究所有制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孙冶方提出自己的见解，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但要密切联系着上层建筑和生产力来研究”。[5]孙冶方反对政治经济学不讲政治、不讲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重要作用，但他也不主张将政治孤立起来，忽视对于经济因素的综合分析，将政治经济学编写成政治工作纲要或是政策汇编，罗列种种“经济规律”而不从生产关系角度对其进行论证。同时，政治经济学有鲜明的政治目的性，必须通过对经济规律的分析以实现政治目的，归根结底就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因此需要联系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

（二）研究方法：辩证法对客观经济运动及其规律性进行研究和表述的运用

研究方法正确，才能够使经济理论观点准确地反映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孙冶方认为在当时的教科书中，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尚未形成，客观上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经验并不充足，主观上则是因为政治经济学者受到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观点的影响。孙冶方指出唯心论观点就是不用客观经济规律来说明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而是用政治和思想意识上的原因来代替客观经济规律，这就会造成人们不把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去揭示它本身固有的客观规律，这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形而上学观点主要是表现在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看作同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一样的实物经济，即没有抽象劳动、价格和货币等概念的自然经济。这些概念被视作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专有物，于是商品市场交换、交换价值、资本、危机等都被一同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中清除。

针对以上方法误区，孙冶方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辩证法对客观经济运动及其规律性进行研究和表述的运用”。[6]理论工作者应从实际出发，从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运动过程出发，对经济现象加以分析研究，概括并掌握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使它为实践服务。

明确了研究方法，如果表述方法不符合科学要求，同样会影响科学概念和规律的表达和分析。孙冶方认为在对研究成果进行表述时，必须在形式上从研究结果所形成的相对单纯的概念和相对简单的规定开始，从抽象到具体、简单到复杂、局部到整体。这也是孙冶方主张先着手从全民所有制出发研究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其他经济规律的原因。全民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决定着现实中各个生产关系的发展方向。研究清楚全民所有制生产关系这一本质问题，将有利于更加深刻地认识多种复杂所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三）研究体系：社会主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全社会生产总过程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积累，孙冶方开始探索如何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虽然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生产关系只是社会生产的一个侧面，对社会主义生产运动的分析，需要结合社会经济过程，否则就不能真正运用辩证法对经济运动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出经济规律。孙冶方主张按照马克思写《资本论》的程序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先分析生产过程，再分析流通过程，最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整个生产过程。尽管《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它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特殊规律的同时，也分析了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律，而这些一般规律，就是去掉了资本主义的特殊性之后留下来的普遍性内容，这也是应从《资本论》中去学习借鉴的部分。

1961年，孙冶方的这种观点在他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初稿中付诸实践。初稿的结构安排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产生、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再生产总过程和共产主义必将在全世界胜利等五个篇章和一个附录。随后，为使书稿更符合对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进行科学分析的要求，孙冶方还在不断思索完善改进之法。1980年，在吴敬琏、张卓元等人的记录整理下，孙冶方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纲）的25章共15万字的内容。

第1章是“导言”，论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逻辑主线；第2章至第9章为第一编“生产过程”，以经济效果为中心，运用马克思商品二重性及劳动二重性学说，论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始发范畴即社会主义产品和商品，分析商品价值规律和产品价值规律的不同之处，并从产品价值规律出发，对劳动券和货币、价值和商品价格、按劳分配和工资等问题展开探讨；第10章至第17章为第二编“流通过程”，在价值论指导下，将流通作为社会再生产中的客观经济过程，论述了社会主义产品、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和统一，指出用最小的资金垫支取得最大经济效果的意义，并对各种交换关系进行了剖析；第18章至第21章为第三编“社会再生产总过程”，论述了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问题以及地区综合平衡，财政、物资、信贷、外汇之间的综合平衡等各类经济问题，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中综合平衡不仅是使用价值的平衡，更重要的是价值平衡；第22章为第四编“消费”，论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此外，第23章“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独立研究了经济体制问题，与第24章“结束语”一同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意义是要探求适应社会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具体形式，推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第25章为“附录”，梳理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

尽管由于孙冶方身体原因，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前紧后松的问题，但孙冶方采用分析经济过程的逻辑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尝试仍是十分重要的科学财富。这一新体系的建立源于孙冶方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钻研并使之同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相结合，所阐述的是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新的经济模式，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先导。

四、孙冶方关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启示

孙冶方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探索，无疑是极具开拓性、创新性和理论价值的。他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立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阐明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并将其作为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思想基石，将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作为逻辑主线。进而在此基础上，孙冶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体系进行了明确，对于该学科体系的构建发挥了重要的先行作用，突破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思想范式。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仍需要发展和丰富孙冶方经济理论的合理内核。

（一）逻辑性和一贯性：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化和学理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体系化研究与学理化阐释。具体是指以逻辑主线为本，以核心内容为纲，一环扣一环的紧密相连，分清脉络层次逐步展开，构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孙冶方针对实际经济工作中存在的弊病，在学术研究中始终严守价值论思想基石，大胆提出把“最小—最大”作为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形成逻辑严密、前后一贯而又言之有据的理论体系，在体系化、理论化研究中回应了当时的现实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于如何组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结构尚未形成统一共识，这就导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化研究与学理化产出不足，进而削弱了学术影响力和学术话语权。因此，要学习孙冶方严谨治学精神，注重逻辑主线的一贯性和内容系统的整体性，明确各部分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与结构，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凝聚更多共识。

（二）继承性和发展性：强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学习和理论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和应用中，不断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孙冶方在理论研究工作中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展开研究，力求准确完整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判断各种经济理论的是非。秉持这样的理论底气，使他勇于对以往有关研究对象的观点提出质疑，采用“过程法”来分析价值是如何在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社会生产总过程中逐步展开的，这种研究体系无疑是开创性的。在今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是观察和解决我国乃至世界经济问题最锐利的思想武器，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现实问题，要学会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并加以科学运用和发展创新，形成能够指导当代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三）本土性和实践性：注重在“实践—理论—实践”过程中完善体系构建

所谓“实践—理论—实践”，指的是理论来源于实践，而源于实践的理论又指导着实践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创建基于中国经济实践，反过来又在推动着经济实践的发展。孙冶方在学术研究中十分注重与实践问题的结合，他很早就意识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以及某些经济政策上的失误，于是依据和运用价值理论，对我国原有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作了许多中肯而又深刻的剖析和建议，并贡献出一个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可见，孙冶方已将本土性和实践性原则深深嵌入自己的研究，实现了学理化发展与回应重大现实问题的统一。当前，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更应着力提炼和总结经济发展实践中的规律性成果，为实践经验转化为系统理论做足准备，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体系框架等方面形成可行方案，以便更好地解释和解决经济建设实践中的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6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605.

[3]孙冶方.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N].光明日报,1978-10-28.

[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一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12.

[5]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论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36.

[6]孙冶方.价值规律的内因论和外因论——兼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J].中国社会科学,1980(04):23—36.

(沈开艳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玉〈通讯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责任编辑：方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