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推动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继续夯实经济，也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撑，需要文化不断赋能。新时代必须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本文以江南崛起发展的历史为例，多角度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和未来价值。

关键词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江南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段话逻辑严密，目标清晰而明确，对当下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无锡籍著名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万古江河》中说，著史之目的就是要“在回顾数千年历史的过程中，深切感悟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从历史文化中汲取力量”。同时，从学理上看，这段话也揭示了文化的两大基本属性，即传承性和创新性。当下世界日新月异，如不明确本源、不能守正固本，就会缺乏判断力乃至迷失方向。恪守文化本源，其本质是维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和精神内核，也是捍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和灵魂。文化的传承如果离开了文化本体，便没有了自身的标识和身份；而创新转化则是时代的需要。世界上留存至今的文明没有任何一种不是凭借创新发展而来，如果不能融入新的元素，就绝不可能赓续至今。中华文明之所以从未发生过断裂，正是因为一方面坚守赓续、另一方面创新创造，才得以传承发展、历久弥新。唐宋以来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的江南更是如此，因文化传承而兴，因文化创新而荣。

一、后发先至的经济文化发展轨迹

江南地区（这里所说的江南，指学界定义的狭义江南——李伯重先生提出的明清时期的“八府一州”，即环太湖的苏州、松江、常州、润州、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太仓州，今太湖流域），作为华夏大地东南部的一个独特板块，从一个偏僻荒蛮之地成为迄今发展最好、走势最佳、贡献最大的地域板块之一，其快速崛起、后发先至的发展历程，不容辩驳地诠释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性，也是文化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佐证。从缘于春秋战国的吴文化、唐宋以降的江南文化，到近代诞生于洋务运动思潮中的工商文化，前后相继相承、文脉清晰、无缝衔接。在历史演进中，江南文化不断传承、吸纳、扬弃、创新、创造，不仅得以赓续至今，且生命勃发、活力依然。

李伯重先生认为，“这一地区亦称长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总面积约4.3万平方公里，在地理、水文、自然生态以及经济联系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整体，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文化经济区”。春秋至秦汉，这片土地是一个各方面发展都远逊于中原的落后地区，偏于一隅、水患频发、泱泱泽国、地广人稀。在北方诸侯眼里，这里是一片荆棘遍布、不宜人居的荒蛮之地。出现在江南地区的楚国、越国，被北方诸侯鄙称为“荆楚”“蛮越”，《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司马迁也将泰伯、仲雍南奔所至的江南称为“荆蛮”。

然而，至唐宋时，江南已经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晋室南渡”之后，政权的跨江南移推动了江南地区的全面发展。而唐宋时期的“安史之乱”“靖康之乱”又导致大批北民南迁，带动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唐代中后期，江南已具备足够实力成为国家的经济栋梁。韩愈在《送陆歙州诗序》中所云“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即为明证。当然，唐时的“江南”范围较大，除江浙以外，还包括安徽、江西、湖南和湖北，但这片土地面积不到20％。虽然人口不足20％，但经济贡献力却高达90％，已然令人刮目。北宋时期，各路朝贡的贡品中，北方黄金占比为61％，略高于南方，除此之外，南方诸路进贡的白银占比为99.6％，钱物占比为85％，每年贡献的漕米达“八百万石”。南宋时，国土面积虽然大大缩小，但经济总量却超越北宋，税赋最高时超越一亿贯，比北宋最高时的8千万贯还要高出20％。当时流行的民谚“苏湖（位于太湖南北岸的湖州府和苏州府，这里泛指整个太湖流域）熟，天下足”，很能说明江南（宋代的江南主要指浙江、江苏南部和皖南地区）的经济地位。只要太湖流域粮食丰收，已可满足朝廷（包括戍边军需）的物资需求。遇到灾荒，江南漕粮还会大批调拨用于援助中原欠收的灾区。[1]据《江南考古志》，蒙元时期，“岁入粮数总计1211.47万石，其中江浙行省449.48万石，占比37.1％，居各行省首位”。

明代江南主要指环太湖流域的南直隶和浙江八府，清代江南主要指今苏皖两省，面积人口虽有变化，但土地面积不到10％，人口约7—10％，不仅承担了全国30％以上的税赋，而且是当仁不让的文化重镇和人才渊薮。明初，朝廷为鼓励开荒，采取减税政策，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税粮2944万石，江南八府（江宁府、松江府、苏州府、常州府、润州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为685万石，占23.3％。随着税赋的逐渐加重，明末时，江南承担税赋升至40％以上。正如嘉靖初昆山人大学士顾鼎臣所说：“苏松常镇嘉湖杭七府，钱粮渊薮，供需甲于天下。”

清代，江南已成为全国文化经济中心，江南承担了全国25％的地丁银，65％的漕粮，上交的粮赋总量约占全国70％，故有“江南财赋甲天下”之说。1684年，21岁的康熙皇帝首次南巡，返京后写下《示江南大小诸吏》，其中的“东南财赋地，江左人文薮”，正是江南留给他最真切的感受。

迄今为止，江南仍然是全国经济发展态势最佳、对国家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地区。多年来，江浙沪纳税额、财政收入始终位于全国前列。得益于改革开放，广东省新世纪以来才跃居前茅。

江南人杰地灵，不仅经济贡献卓著，而且人文渊薮。统计数据显示，明清时期全国的进士、举人、状元、诗人、书画家人数，江浙两省位居第一、第二。明代270年中诞生的90位状元，江浙两省共有37位，占比41％。清代268年出了114位状元，江浙两省共有68位，占比达到60％（江苏49位，其中苏南45位、苏北4位；浙江19位），故有“天下英才，半出江南”之说。

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发展科学技术，我国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以下简称“两院”），至2017年共推选出“两院”院士1629人（中国科学院777人、中国工程院852人），其中籍贯为江浙沪的“两院”院士为909人（江苏450人、浙江375人、上海84人），占比高达56％。长期以来，在科技创新方面，江浙地区始终保持着国内最高专利申请数和企业技术创新项目数。在经济方面，以江浙沪为中心区域的长三角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撑，由于人才、资金、技术的优势，经济发展始终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江南的龙头城市上海，自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式开埠，短短数十年便成为人口最密集、经济发展最快的城市，因为大量吸纳国内外移民，城市文化“海纳百川”，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繁荣与文化交融。1985年，上海学术界提出了“海派文化”的概念，学者陈旭麓将其特征归纳为“一是开新，开风气之先；二是灵活、多样”。“海派文化”较少束缚、包容开放、兼收善纳，是在“江南文化”母树上生长出的茁壮新枝。上海也因为在文化发展中能够求同存异而形成了文化上的优势，并刺激了经济的多元生发。

从1927年设立上海特别市，迄今不到百年，上海早已成为世界最著名、最繁华的四大都市之一。追溯其发展机理和动因，正在于上海文化极大的包容性和创新性，这种文化在碰撞中互补，在摩擦中渐趋和谐而最终实现和谐共生。在上海带动下，长三角城市圈相对都呈现出开放、包容的文化姿态，一方面恪守既有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吸纳包容，因此在近代以来的发展和新时期的改革进程中，共同构建起了一个开放的区域性人文高地和经济高地。正如欧洲著名学者欧文·拉兹洛指出的那样：文化是体现出一个社会群体特点的包括精神、物质、理性和感情的复合体；文化不仅包括文学艺术，还包括社会经济、生活方式、价值体系、人文传统和信仰。繁华的经济背后，必定有文化的力量。

二、在继承中不断创新创造的江南文化

江南地区的快速发展及其强劲态势，得益于优秀文化的内在支撑。而这种文化既源自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干的传承，又得益于不断的自我扬弃和创新创造。

尚德向善、敏察善纳、勤劳勇敢、务实进取、敢于探索等一直是悠久而优秀的吴地文化传统。早在公元前11世纪，孔子就盛赞开创勾吴的泰伯“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至勾吴后期，吴王阖闾又将“爱民”作为执政纲领，直陈“王者之道，厚爱其民者也”，这一民本思想在先秦诸侯中未见其二。早期，“蛮勇”“尚武”“轻死易发”是吴地文化的鲜明特征，在经历了“晋室南渡”“安史之乱”和“靖康之乱”等多次战乱流徙之后，江南接纳了大量北方移民，不仅成为北方战争难民的避难之所，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护佑之地。在包容吸纳的同时，江南地区的文化也因此逐渐丰满、嬗变与转型。大量北方优质人口的迁入，在为江南带来了大量人才、资本和技术的同时，也为江南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更为江南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与文化活力。在北方人才、资源和技术的输入下，原本荒蛮的江南，大量湖沼湿地被圩田、开发，许多新兴产业开始崛起，也为原本蛮勇尚武的“荆蛮”之地注入了“崇文”“重教”之气。

南宋时期，“苏湖熟天下足”，太湖流域的江南已成为国家经济文化的高地。教育兴起、园林兴建，在南北文化杂糅之下，各种民间手工业和艺术为适应新的需求而在交融中不断出新、成熟，甚至在嬗变中形成了新的品种。明清时期，江南更成为经济、文化的“首善”之区，经济贸易、民间教育快速发展，推动了人才的蔚起。文化艺术的交融创新也走向新的高峰，被誉为“百戏之祖”的昆曲本来流行于南方，但江南昆班随南巡北归的乾隆船队大胆进京以寻求更大市场。为了迎合北方文艺市场和观众口味，昆班演员对昆曲的“唱念做打”进行了全面创新和改造，今天被誉为“国粹”的京剧便由此而诞生。而北方的士族文化和审美也在南迁之后，与江南的环境地气相融合，推动了园林化诗意生活模式的成型，也使得书画、戏曲、建筑、乐舞、楹联、诗酒等文化抵达了一个新的高度。江南文化就这样不仅善于传承，更善于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交融、发酵、嬗变中，得以更新、创造、扬弃和发展，在明清时期就已达到中华文化的最高峰。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让国人清醒地意识到落后就会挨打，“发展工商”“实业救国”逐渐成为共识。在时代巨变、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善于审时度势的江南人把握先机，最先迈出了探索的步伐，也创出了令人瞩目的辉煌业绩。1865年至1880年，上海率先创办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和机器织布局等大型官办企业，此后民族工商企业快速兴起、蔚为大观，短短二三十年江南已成为国内民族工商业的高地。

新中国建立后，在计划经济严格的约束下，江南人仍然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有着吴文化敏察善纳性格的无锡农民，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集体经济发展之路的探索。1956年，春雷造船厂的创办可谓中国乡镇企业迈出的第一步。凭借着“四千四万”精神，江南人在计划经济时代，大胆摸索着民族自强的发展新路。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茁壮成长，江南地区“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双峰并峙，乡镇企业很快“三分天下有其一”，与公有经济互为依存、和谐共荣。苏南农民所创造的“苏南模式”也被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苏南生动实践”。1984年5月，时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无锡考察后指出：“以正定和无锡县相比，面积、人口相差无几，但在经济效益、发展速度、平均生活水平方面都差了很多。无锡县全年工农业产值20多亿元，正定只有十分之一多一点。悬殊之大难以置信。”[2]延至今天，江南始终保持了较为强劲的经济发展态势，之所以江南地区经济发展能够持续向好，从深层次看，与文化的创新创造力是分不开的。

三、守正创新成就中华现代文明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而文化的传承既要恪守本源，维护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也要创新转化，适应时代需要。文化如果不能持续创新，就会发生断裂，甚至消亡。江南文化的优秀，就在于擅长在恪守本体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创造。

江南文化最大的特点是敏察善纳，包容性强，灵活多变，充满智慧，善于审时度势，把握机遇，而且乐于试水、敢为人先。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江南人总能及时调整自我、快速作出应对，既勇于探索、也善于弄潮。这种文化既是一种“勇者”文化，更是一种“智者”文化。这显然最合乎新时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要求。

在经历了鸦片战争的惨败之后，许多国人沉湎于国运衰微的哀痛，而江南的思想家却已在思考大清帝国衰落的深层原因，提出了一系列利国利民的改良举措。如苏州籍改良派思想家王韬根据流亡海外的所见所思，大胆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建议，主张在坚守中华文化本体的同时，借鉴学习西方应用技术，以推动富民强国。无锡籍洋务运动先驱、大清公使薛福成，则依据出使欧洲四国的经历，指出“欲御外悔，先图自强；欲图自强，先求自治”“民先富而后国才能富，国先富而后才能强”，建议清廷“以工商为先。耕战植其基，工商扩其用”，对内培植商贸，殖财养民，导民生财，对外提高关税“夺外利以富吾民”，积极推动本国实业发展。大批江南子弟还积极参与到变革实践之中，如华蘅芳、徐寿、徐建寅等，不仅率先将西方数、理、化、工程学等基础理论引进国内，开启了国人知识的近代化历程，还成功研制了国内最早的机械动力船、无烟火药，成为中国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军事工业的先驱。更多江南人则开始了“实业救国”的探索，盛宣怀、张謇、陆润庠、杨宗濂、杨宗瀚、薛南溟、周舜卿、荣德生兄弟等一大批实业家，他们积极创业，造就了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崛起。改革开放之初，同样因为积极进取、敢于打拼，在乡镇企业崛起大潮中，江南人再次走在了最前列。民族工商业的崛起有力推动了江南的发展繁荣，而从深层次看，都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创新推动。

江南多水，水润万物，兴城邦，利民生，吴越先民的生活生产“不可一日废舟楫”。四通八达的河道，不仅承载了船来舟往，便利了人们出行，也有力促进了商贸流通、信息交流，水路维系着文化的交汇与融合。在通达水系的引导下，水路舟车，江南人赢得了更多外出契机，见识世界、开阔视野，实践经验不断丰富，文化的兼容和创新也进一步强化。水，是地球上最具包容性的物质，也最善变化，顺势而行、随物赋形，也是最能适应环境的物质。水的涵容万物、善变通达、刚柔相济的自然属性，最终沉淀为江南人的文化性格。富水的环境给了江南人很多启迪，也培养了江南人机智灵活、敏察善为、善于变化的群体性禀赋。这种文化禀赋一方面来自吴文化的悠久传承，另一方面也来自积极思考和社会实践。早在明代，东林学人就提出“废浮糜、讲实学”，主张学问服务于社会的“经世致用”；在绵延千年的科举史上，江南科举成果令世人瞩目；但当科举走向末路，同样是江南人最先感知时变、率先创办新学，开启科技教育先河。晚清至民国，国门初开、西风东渐，吴门学子又勇敢地跨出国门、留洋深造，江南成为留学人数最密集的地区。新中国“两院”院士江南人比例之高，正是当年大批学子留学回归的结果。

江南文化既能守正固本，又能不断创新，水一般灵动智慧的文化既是对凝重传统的一种补充、纠偏，更是一种调和。因为水文化元素的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系统才有了灵动之气。这正是江南文化的可贵之处，不仅对外善于吸纳兼容，以保持自身恒久的活力，同时，也能通过创造性转化实现文化的外化与传播，带动其他文化实现共生共荣。近代百年，江南文明熔铸了各种文化精华，也成功糅合了传统伦理和现代理性。悠久的吴地文明培育了审时度势、机智灵活和敏察善纳的秉性，近代文明的熏染则带给江南人开阔的视野、开放的胸襟、务实进取的态度、敢于开拓创新的勇气和善于谋略的智慧。今天，强调文化传承与创新，既是对江南崛起发展历史的经验总结，也是使文化成为新征程上江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内驱动力的必然要求。

中华文明是地球上唯一没有发生断裂的文明，之所以能够历久不衰，就是因为能够在维护本源的同时，不断吸纳、融合与创新，从而获得新的生命、新的活力，创造新的价值。对一个国家的文化而言，传承的前提是守正固本，只有在维系文化本源基础上的创新才有实际价值，正所谓“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如果不能恪守文化本体，传承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文脉与国脉一脉相连，文化本体决定着民族的文化自信；创新、创造则是文化在赓续过程中的必要手段，在文化传承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只有不断创新、融合、突破，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应对新问题的挑战，才能在扬弃和更新中保持文化的恒久活力。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维系不坠、历久弥新，正因其很好地处理了守正与创新的辩证关系；而江南文化作为“跨东西而溯本源，尊诗性而标新统”的优质文化，完美体现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两大功能；江南文化对传统伦理和现代理性的糅合及其取得的成就，充分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必将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奉献新的文化因子，提供新的历史价值。

参考文献：

[1]潘镛.隋唐时期的运河和漕运[M].西安:三秦出版社,1986.

[2]习近平.知之深爱之切[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6.

(作者系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方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