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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焦虑及其缓释研究

作者:钟一军   文章来源:本站   点击数:293   发布日期:2023-11-23

摘  要  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社会背景下,养老焦虑现象普遍存在。养老焦虑的产生与三个宏观经济社会背景密切联系:人口结构剧烈变动;更可靠的养老期待与养老保障体系不完善之间的矛盾;养老、医疗、数字鸿沟等因素相互叠加。本研究从广义的视角,对“养老焦虑”概念进行了新界定,对养老阶段老人、临近退休群体、青年群体、家庭照护者、养老护理员五个群体的养老焦虑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进而提出养老焦虑的缓释之策。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养老焦虑;缓释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速的挑战,老龄事业取得很大成绩,但在养老保障领域仍面临着养老服务供给不足、服务质量不高等一系列短板,并由此产生了老年人焦虑、家庭照护者焦虑、养老护理员焦虑等养老焦虑现象,甚至“80后”“90后”年轻人也提前出现了养老焦虑。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持续深入,这些焦虑将持续存在并成为一个特定社会问题。对上述养老焦虑现象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对深入认识和更好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前养老焦虑的宏观背景

我国于2019年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并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重申这一重大战略。养老焦虑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与宏观的经济社会背景紧密联系。因此,研究养老焦虑必须回到更广阔的社会转型大背景中加以考察。

(一)社会人口结构剧烈变动

根据《国家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94亿人,占总人口的14.3%,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27亿人,占总人口的9.4%。而到2022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增至2.8亿人,占总人口的19.8%,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增至2.1亿人,占总人口的14.9%。仅十年间,60周岁和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双双上升了5.5个百分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预测,“十四五”期间我国将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2035年左右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由此可见,我国老龄化呈现出老龄人口基数大、比重上升快的基本特点。这一特点直接影响到社会的老年抚养比、老人需求的扩容、养老保险金的储备压力等社会重大事项。这些社会事项传导到社会心理层面上,给人们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和不确定性,进而带来养老焦虑情绪的累积和蔓延。

(二)更可靠的养老期待与养老保障体系不完善之间的矛盾

步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具体到养老领域表现为人们对更为可靠的养老保障期待与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不完善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在新时代的伟大变革中,我国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人民期待包括养老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更为可靠、更为安心;另一方面,养老服务供给、健康支撑体系、老年友好型社会构建等养老保障体系建设还存在不少短板。这一对矛盾无形中影响着人们对养老的预期,加剧养老心理压力和焦虑情绪。

(三)养老、医疗、数字鸿沟等因素相互叠加

养老是一个系统工程。老年人对医疗健康的需求越来越大,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的深入发展,使老年人很大程度面临“数字鸿沟”。一方面,很多老年人带有基础疾病,大量失能、半失能老人更需要医疗和护理服务,数量庞大的养老医护需求一时难以满足;另一方面,随着数字技术特别是智能技术席卷而来,很多老人对互联网技术、智能设备的运用存在“数字恐慌”,“数字鸿沟”由此产生。养老问题与医护短板、“数字鸿沟”等诸多不利因素相互叠加,加剧了社会普遍的养老焦虑。

二、广义视角下养老焦虑的五种表现

关于“养老焦虑”概念,学者们普遍将其界定为对自身养老的焦虑,如张戈认为,人们对养老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三个层面中至少有一个层面存在着担心、忧虑和烦恼等心理反应,就称之为存在养老焦虑。[1]侯斌等学者将青年自我养老焦虑界定为青年群体对个人养老生活目前的担心、忧虑或者烦恼的一种主观表达。[2]张冲对农村老年人进行研究,认为经济状况、身体健康状况、有无配偶等因素对老人养老焦虑有显著影响。[3]李琴等对城镇中老年人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4]

“养老焦虑”指社会成员中普遍存在的对于自身养老保障的不确定性或对于提供养老服务时的困境产生的紧张心理状态。这一概念至少包含四层涵义。一是养老焦虑与一定的宏观社会结构相联系,受这种结构制约和影响,并随之发生相应变化;二是养老焦虑更多是一种群体层次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个体层次的心理现象、心理问题;三是养老焦虑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对安度晚年感到不确定性或在提供养老服务时面临困境,这里的养老服务困境主要指家庭照护者和养老护理员在提供养老服务时面临的困境;四是从养老焦虑涉及的主要群体看,除了与自身养老直接相关的养老阶段老人群体、临退休群体、青年群体,从广义的角度看,还应包括家庭照护者群体、养老护理员群体。

(一)养老阶段老人的养老焦虑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提速,日益上升的养老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养老供给之间的矛盾愈加凸显,老年人的养老焦虑大面积地扩展:一是对日常照料(如做饭、购物、洗浴等)的焦虑。日常活动能力的日渐缺乏使得日常照料成为老人们最常见的需求,这种基本需求如果难以满足,焦虑便会产生。二是对医疗护理以及相关的死亡恐惧的焦虑。老人往往患有慢性病,尤其失能、半失能老人对医疗护理需求强烈,但我国养老医疗护理资源相对缺乏,这直接造成了老人的焦虑,加之与疾病直接相关的对死亡的恐惧,加剧了这种焦虑。[5]三是对精神慰藉的焦虑。独居、空巢、孤寡老人对精神慰藉的需求强烈,这也引发了其在精神上的焦虑情绪。四是对“数字鸿沟”的焦虑。“数字鸿沟”也给很多老人带来了诸多不便,进而产生焦虑情绪。

(二)临近退休群体的养老焦虑

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我国养老金相应承受着较大压力。参照国际经验,学界、政界提出延迟退休年龄的改革建议,但一经提出便引起热议。关键的问题是由于牵涉面较广,社会公众在短时间内无法形成普遍一致意见,由此也带来了养老焦虑情绪。特别是临近退休群体,由于改革建议与其利益直接相关,而他们对于改革的可承受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其焦虑情绪也由此产生。比如,延迟退休对偏好收入的人群影响相对较低,但对偏好闲暇的人群影响较大,其往往选择抵触;收入高的群体更倾向于支持,而对于收入低的群体由于激励效应较低,其往往意见较大。[6]

(三)青年群体的养老焦虑

这里的青年主要指“80后”“90后”的社会群体。1999年,我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80后”群体从青年时期就生活在老龄化不断加速的进程中,而“90后”群体从青少年时代就成长于老龄化社会。从成长历程看,他们比其他群体更早地接触到养老的社会环境,养老意识相对较强,更容易提前考虑自身未来的养老问题,其养老焦虑也随之产生。其养老焦虑主要表现为对未来养老的较高成本以及养老的不确定因素的提前焦虑。比如,有报告显示,2020年超过70%的“90后”开始考虑提前做好养老准备,“80后”养老需求更为迫切,相应比例达到了80%。

(四)家庭照护者的养老焦虑

对众多失能、半失能老人而言,除部分老人进入养老院接受照护外,很多老人需要由家人(主要是老伴和子女)照护,特别是一些独生子女往往会陷入需要独自照护老人乃至同时养育孩子的窘境。而由于家庭照护工作较为苦累、难有自由时间,久病床前的老伴、子女难免疲于应对,产生负面焦虑情绪。照护者往往感到身心疲惫、社交有限、经济压力大。这种负面情绪主要表现为对较长照护时间、繁杂照护内容、照护经济压力、照护期间身心俱疲的焦虑。这一负面心理不但影响家庭照护者自身身心健康,也会影响对老人的照料质量,乃至对整个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都会造成不良影响。

(五)养老护理员群体的养老焦虑

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加大了对养老护理员群体的社会需求,加之中国“孝”文化的影响,养老护理员理应是一个得到社会敬重的守护“孝心”的职业。而现实情况是养老护理员承担着较大的工作量、需要付出较长的工作时间,却普遍面临着报酬较少、职业上升通道较窄等困境,工作满意度偏低,流失率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一群体对从事的养老职业的焦虑,这也是一种广义上的养老焦虑。主要表现为:一是对工作量大、报酬较低的状况满意度不高,进而引发焦虑。二是对培训缺乏、技能难以提升的焦虑。三是对社会地位偏低、职业前景不宽的焦虑,进而表现出较高离职倾向。

三、缓释养老焦虑的对策建议

人们的养老焦虑情绪是复杂多元的。对此,要从宏观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出发,提出具有统筹性的对策,以期从整体上把握和缓解社会的养老焦虑。

(一)结构之变——优化生育政策,缓解焦虑之源

如果从人口老龄化以及相应的养老焦虑的原初逻辑看,有两个重要源头,一方面是人均预期寿命增加,老龄人口比重增加;另一方面是生育率的下降,进而引起中青年劳动力人口的减少,老年抚养比相应上升。由此,鼓励生育可以看做是延缓老龄化进而从源头上缓解养老焦虑的一条重要对策。为此,要通过政府支持和鼓励社会投资,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提升托幼服务质量,同时优化生育休假制度,努力减少社会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要着力构建生育友好的就业环境,鼓励为有幼儿的职工提供工作便利,平衡工作与育儿的关系,同时构建保护妇女就业的机制,对就业歧视行为进行约谈,切实保护女职工合法权益。

(二)关键之策——加强医养融合,缓解焦虑之急

当前,老人的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等需求相互叠加,特别是失能老年人对医疗护理的需求强烈,而相应的服务还存在短板,这是养老焦虑之“急”。为此,需要注重在以下两种场景下促进医养深度融合。一方面,促进居家和社区养老中的医养融合。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为居家失能、患有慢性病等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家庭病床、上门巡诊等居家医疗服务;支持社区卫生机构、养老服务中心为社区老人开展医养结合服务,稳步扩大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率。另一方面,促进机构提供医养融合服务。对医疗机构,通过“医疗机构+养老服务”的模式,设立康复医院、护理院,发展老年医学科,提供医养服务;对养老机构,通过“养老机构+医疗服务”的模式,与医疗机构加强签约合作,有条件的养老机构可设立护理院。此外,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范围并逐步建立这一重要制度,使老人医护需求得到更好满足。

(三)重中之重——关注重点人群,缓解焦虑之难

除了失能和半失能老人,我国还有大量独居、残疾、孤寡、生活困难等老人。这部分老人面临医疗、缺乏亲人照料、经济困难等特殊困难,是需要格外关注的重点人群,满足他们的特殊需求也是养老的难点,同样构成了养老焦虑之“难”。为此,对符合条件的困难老人,要将其纳入社会救助范围,为经济困难老人提供养老服务补贴,为经济困难失能老人提供护理补贴和必要的访视、生活照料服务。孤寡老人是社会十分脆弱的群体,要通过社工、邻里、志愿者、慈善组织、爱心企业等共同努力,通过上门探视等方式,使其感受到社会的温暖。要持续为包括残疾人在内的困难老人开展居家适老化改造,方便其老年日常生活。

(四)时代之需——化解数字鸿沟,缓解焦虑之愁

“数字鸿沟”使老人在出行、就医、日常消费等方面遭遇诸多不便,成为让人犯“愁”之事。对此,需要从三方面发力。一是适当保留传统服务方式,使传统方式和数字方式并行不悖。比如,公共服务场所保留人工窗口和电话方式,医疗机构提供多渠道挂号等就诊服务,商家保留现金支付方式。二是对智能化技术进行适老化改造,为跨越数字鸿沟“输血”。如通过改造使智能手机更方便老人操作;鼓励企业在页面交互、内容朗读等方面进行优化,提供相关应用的“关怀模式”“长辈模式”;引导网约车增设“一键叫车”功能。三是进行数字操作培训,为跨越数字鸿沟“造血”。通过老年大学、社会组织、志愿者、亲友等组织老人进行智能技术的学习和操练,帮助老人体验新技术、学会新本领,融入智慧社会。

(五)保障之适——引导养老预期,缓解焦虑之虑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民众对养老保障有着自身的预期和思虑,而这种预期如果处理不好,也会形成养老焦虑,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民众对政府的养老预期。如果政府作了过高的承诺而实际未能实现,则会引起民众的不满。另一方面是民众对自身的养老预期。主要表现为青年群体倾向于高估自身未来的养老成本而产生焦虑。为此,需要有针对性地对民众的预期进行引导。一要引导民众对政府的养老预期。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把养老保障建立在合理范围内。我国已制定出台《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分类提供物质帮助、照护服务、关爱服务等基本养老服务。这份清单具有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特点,其落实将给社会的基本养老吃下“定心丸”。二要引导对自身的养老预期。特别是年轻人,在早做养老准备的同时,也要合理预估自己的养老方式、养老成本,不被网络上虚高的养老预期所惑,从而更加理性看待未来的老年生活。

(六)心态之变——促进心理调适,缓解焦虑之苦

从社会心理上看,种种养老焦虑之所以产生,一定程度上与对人口老龄化的认知密切关联,如果谈“老”色变,片面认为老龄化意味着对社会的负担,不免加重整个社会的焦虑情绪;同时,临退休人员、家庭照护者、养老护理员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面临着特定的心理压力亟待化解。上述心理状态可称之为养老焦虑之“苦”。化解这样的心态之“苦”,最重要的是营造“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氛围。一要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家庭、社区发展,特别是鼓励高层次技术人才发挥专家智库作用。深入开展“银龄行动”,支持老年人参加志愿服务、科教文卫等活动发挥余热。同时,结合“健康中国”国家战略,以老年人健康为中心,提供包括预防保健、疾病诊疗、安宁疗护等在内的健康服务体系,营造健康老年社会的康养氛围。二要注重对特定群体进行心理调适。比如,为失能老人的家庭照护者提供喘息服务,适时释放其身心压力;在制定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时,充分征求社会意见特别是临退休群体意见,在民众心理能接受的范围内推进改革,做好心理调适工作,促使政策平稳落地;加强对养老专业人才的培养,进行心理疏导和心理关怀,增强养老服务从业者的认同感。

参考文献:

[1]张戈.我国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焦虑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8:9.

[2]侯斌,吴宇歆.青年群体的自我养老焦虑因何而来?——基于生态压力过程模型的解释视角[J].中国青年研究,2022(8):60-67.

[3]张冲,朱鹏,童峰.基于主成分分析和逐步回归法的农村老年人养老担心度影响因素研究——以四川为例[J].农业经济,2013(8):88-90.

[4]李琴,彭浩然.谁更愿意延迟退休?——中国城镇中老年人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15(2):119-128+158.

[5]焦卉,郭检生等.机构养老老年人死亡焦虑及影响因素的研究[J].护理研究,2019(21):3776-3779.

[6]金刚.中国退休年龄的现状、问题及实施延迟退休的必要性分析[J].社会保障研究,2010(2):32-38.

本文系江苏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课题“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背景下的养老焦虑及其缓释研究”(编号ZX2309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共泰州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易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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