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生成逻辑与协同路径
摘 要 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既是历史之问,也是时代之问。“人民民主”和“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跨越70余年历史所给出的答案。“两个答案”的形成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独特的历史条件以及迫切的现实要求。“两个答案”一脉相承,前后相继,要推动“两个答案”有机统一,互促互进,实现人民民主与党内民主、人民监督与党内监督协调共进,为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贡献中国共产党独有的实践答案以及经验智慧。
关键词 人民民主;自我革命;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
历史周期率和规律的必然性、不可改变性不同,“周期率”强调政治集团或政权从创立发展,由盛转衰,最终无可避免走向灭亡的周期性重演,是各个政治领导集团或政党都无法避开的话题。1945年,毛泽东同志对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所作出的第一次回答是发扬人民民主,让权力接受人民的监督。70余年后,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1]坚持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对跳出历史周期率所作出的第二次回答。“人民民主”和“自我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对跳出历史周期率所作出的回答,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前后相继。“两个答案”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仍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的原因。深入理解“两个答案”的形成发展,把握“两个答案”有机结合的协同路径,对于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生成逻辑
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人民旗帜。对于如何跳出中国历史反复出现的治乱兴衰的周期率,毛泽东同志提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坚持为民服务、受民监督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将“坚持自我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伟大历史经验。“人民民主”和“自我革命”一脉相承、前后相继,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发展,是对百年党史实践探索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实现民族复兴与政党建设的必然选择,体现了历史性与现实性、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一)“两个答案”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深厚的理论土壤
中国共产党对跳出历史周期率所作出的两次回答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深厚的理论土壤,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理论结晶。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理论品格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始终将人民群众作为价值与实践的主体。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让党的所有工作接受人民的检验,让人民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试金石,在理论和实践中始终践行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品格。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着力推动理论创新与发展,形成了不断完善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人民民主”与“自我革命”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结晶。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思考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1944年,郭沫若同志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引起了国民党的口诛笔伐,毛泽东同志却十分重视这篇文章,将其作为延安整风的重要文件。毛泽东同志在1945年“窑洞对”谈话中提出的“人民民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史观中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创造者原理的深刻总结,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革命胜利、赢得民心的重要理论依据。作为党的建设的核心理念,“自我革命”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出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有关自我革命的重要论述,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的权力源于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让权力接受人民监督,让自我革命抗腐拒变,保证人民权力的公共性,是政党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有勇于自我革命的伟大品格,敢于提出问题,勇于修正错误,善于倾听意见,能够始终保证权力为人民服务的公共性,实现以自我革命引领新的社会革命。
(二)“两个答案”是对百年党史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
中国共产党对跳出历史周期率所作出的两次回答充分汲取了源远流长、卓尔不群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借鉴了中国历朝历代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的实践经验,秉持历史主动精神,把握历史发展规律,顺势而为,借势而进,乘势而上。
一方面,中国在历史悠久的治理实践中形成了宝贵的治理经验与智慧,源远流长、卓尔不群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以及革新求变的创新意识,为“两个答案”的形成提供了精神支柱和文化滋养。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共产党在深入借鉴中国历代治乱兴衰的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历史演进、政权更替都有其原因,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物质文化需求是社会安定、政权稳固的前提与基础。尽管中国历朝历代未能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但仍有仁人志士对如何保持政权稳固、实现长治久安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尝试,留下了“以公灭私,民其允怀”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醒世警句。
另一方面,党的历史是最生动形象、最具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人民掌好权、执好政。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政治活动载体的“三三制”民主制度兼顾了各革命阶级的利益,展现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智慧。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逐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框架。党的十七大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范畴,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概念,民主制度不断发展完善,民主监督深入贯彻落实,体现出执政党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坚持进行内部革新与整顿,对权力进行监督与约束。中国共产党具有敢于承认错误的勇气以及刮骨疗毒的坚定信念,八七会议批判了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遵义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延安整风运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推动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的确立;“三反”运动严肃处理了贪污腐化现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拨乱反正,推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共产党持之以恒纠“四风”,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以破釜沉舟、壮士断腕的坚定气魄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三)“两个答案”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
“两个答案”的形成发展是应对社会条件与时代环境变化的现实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也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必由之路。“两个答案”的形成贯穿了中国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过程,跨越了中国共产党由弱变强、由星星之火到红色江山的漫漫岁月长河。
一方面,“人民民主”诞生于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背景中;“自我革命”诞生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时代背景下。“两个答案”的产生背景不同,但都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光辉,都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当中。不同的时代条件赋予了“两个答案”侧重点不同。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一个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毛泽东同志以“人民民主”作答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之问,为以后的执政道路提供了基本遵循,体现出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与政治智慧。
另一方面,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人民民主”的基础上,将“自我革命”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回答。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社会危机愈演愈烈,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3]中国共产党深入把握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创造了世界罕见的“两个奇迹”,“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腐败是所有政党和政治集团都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危害执政党生命力、创造力以及战斗力的最大毒瘤。中国共产党结合自身建设实际,在对公共权力进行“民主监督”的基础上,从内部进行党的“自我革命”,让公共权力受到内外双重监督,让权力始终为人民谋幸福,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稳定的保障。
二、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协同路径
“两个答案”源自实践,归于实践,应当发挥“两个答案”内外联动的互补优势,推动“两个答案”相互辉映、相得益彰,在协同推进“两个答案”有机结合的实践路径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优势,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治理效能。
(一)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
党的领导是推动“两个答案”有机协同的政治保障。一方面,人民民主的实现需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朝着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民主监督也成为政治参与的重要一环。但是,我国民主建设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民主监督在执行过程中仍存在漏洞。例如,“一些领导干部怕监督、不愿意被监督,觉得老是有人监督不自在、干事不方便。”[4]要依靠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来保障人民群众有序参与民主监督,不断增强对公共权力的约束,才能够充分释放民主监督的效能。
另一方面,自我革命需要在党的领导下自觉践行。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组织内部暴露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党面临着长期存在、复杂严峻的“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仍有提升的空间。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对内部问题疏于解决、任其自然,或者讳疾忌医、养痈遗患,就会导致病灶增大、回天乏力。所有党员、各级党员干部与组织都应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深刻反省、自查自纠,汇聚形成推动自我革命的强大合力。人民监督是贯彻自我革命的重要动能,自我革命是保障人民监督有效运行的重要条件,在党的领导下,让“两个答案”交相辉映,相得益彰,贯穿于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
(二)推动人民民主与党内民主互促互进
推动“两个答案”有机协同,要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民民主与党内民主相互促进。
一方面,要将人民民主作为推动党内民主的重要动力。在继承发展毛泽东同志人民民主理念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人民群众全程参与民主实践,贯穿于民主选举、协商、决策、管理以及监督的全过程。信息透明公开是保障民主有效运行的关键,“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5]随着信息化的深入发展,政务公开、党务公开已成为增强治理能力、提高执政效率的必然要求。民主决策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一环。民主决策的启动、制定、草案公布、实施及反馈的全过程都保障了人民的广泛参与性。人民代表大会坚持“开门立法”,政府坚持“开门问策”。各级党组织在正式决策前应当引入相关听证、论证或风险评估机制,增强党内决策的科学性以及民主化水平。政务公开与党务公开要协同推进,不断完善民主集中制,增强党内民主活力,将人民民主作为推动党内民主的重要动力。
另一方面,要将党内民主作为推动人民民主的重要保障。人民民主的发展离不开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借鉴《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对党员权利的体系化保障,不断健全公民权利保障体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保障人民群众有序、有效参与民主实践。[6]同时,要以政党协商带动其他社会主义民主协商形式,实现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内外呼应、共同发力,实现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互促互进、协同发展。
(三)实现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相互贯通
坚守初心、拒腐防变,跳出历史周期率,必须充分发挥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的协同作用。人民监督与党内监督相互贯通、相互促进,要探索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有效贯通的方式方法。
首先,要推动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的主体互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权力监督的主体。党内监督更多聚焦于党内事务,对其他社会事务的监督有限,监督范围具有有限性。要增强党内监督的公开性,运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手段创新权力监督的方式方法,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及时收集并反馈人民群众的监督意见。人民监督主体多元、覆盖范围广、综合力量大,但是监督主体受教育水平与个人素质良莠不齐,监督效果具有有限性。要加强对人民监督的正确引导,确保人民监督树立正确的政治立场与方向,引导人民群众提高监督能力,走上正确的监督道路,不断提高人民监督的质量与效能。
其次,要优化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的有机联动。党内监督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监督内容具有明确的指向;人民监督的监督范围更广、主体更大,监督方式也更加灵活多样。促进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有机联动,实现监督力量综合、监督程序契合、监督效能聚合,是提高监督质量、释放监督效能的必然要求。第一,要推动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内容贯通、信息共享,发挥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的各自优势,整合内外两种资源,提高综合监督效能。第二,要推动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机制对接,协同发力。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具有相同的目标指向,要将人民监督纳入党内监督的轨道之中,发挥党内监督对人民监督的引领保障作用。在党内监督的实践过程中,主动接受、汲取人民群众的意见与建议,实现对党内监督的“再监督”。第三,要推动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成果公开交流,互学互鉴。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只是监督的手段,并非监督的最终目的。[7]要促进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成果的公开交流,完善相关成果保护、展示和转化的体制机制,推动监督成果互学互鉴,促进监督成果落在具体、落到细处、落到实处。
最后,要发挥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的合力作用,充分发挥党内监督对人民监督的引领带动作用以及人民监督对党内监督的促进推动作用,把党内监督作为最基本的监督,构建以党内监督为主导,纪检监察专责监督、基层监督等其他监督相互协调与贯通的制度体系,凝聚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的合力,使监督常态化、系统化。同时,要将人民监督作为党内监督的外在动力,将人民监督融入政治巡视全过程,形成巡视巡察内外联合、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最终实现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相互贯通,相得益彰,构建监督合力,实现“权利制约权力”的新格局,为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监督动能。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2.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611.
[3]于安龙.跳出历史周期率:从“变”与“不变”中科学把握“两个答案”[J].求实,2023(02):4-14+109.
[4]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2021年版)[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397.
[5]列宁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7.
[6]吕永祥.深刻理解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J].理论探索,2022(05):52-60.
[7]樊士博,徐敏.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监督意涵及实践证成[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7(02):14-24.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际社会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编号20BKS172)、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生成逻辑与辩证关系研究”(编号2022SKY089)和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中国共产党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的实践历程与历史经验研究”(编号2022BKY1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易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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