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民本理念是顾炎武经世济民思想的出发点、落脚点和归结点。顾炎武以天下苍生为念，关注国计民生，在关于风土物产、工商货币、交通运输、经济收支、徭役负担等民生方面有很多独到见解，这是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担当与情怀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　　顾炎武；民本思想

一、顾炎武民本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陈祖武谈到：“顾炎武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大儒的时代，也是一个孕育大儒的时代。”因此，顾炎武民本思想的形成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

（一）政治上：社会动荡、税赋繁多、旱灾频发、统治阶层日益腐败

社会动荡。顾炎武生于1613年，距明朝灭亡仅31年，处于明朝统治后期。天启年间，明朝的专制政治黑暗到了极点，魏忠贤和客氏掌握朝政，对东林党人进行血腥镇压，激起民众的愤怒反抗。

税赋繁多。田赋、地租、三饷、杂项等日益繁重。明神宗派太监充当矿盐税使，矿盐税使们横征暴敛，使广大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旱灾频发。万历期间大旱灾与鼠疫重叠发生，据统计，“万历八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阖门不起”。崇祯十四年，历时四年之久的大旱引发鼠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旱灾赶上“小冰河期”，大旱大寒，造成粮食绝产。面对天灾，朝廷没有能力赈灾，反而增加赋税，人民生活无以为继。

统治阶层日益腐败。“求官逢硕鼠，驭将失饥鹰”，继而出现“细柳年年急，萑苻岁岁增”的凄惨景象。面对外敌入侵，“盗寇”蜂起，统治集团却只知结党营私、搜刮民财。以统治阶层从上到下三个典型事件为例。上层万历皇帝爱钱成癖，经营着个人小金库；中层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军入关；下层陕西驿卒李自成因驿丞的桃色事件败露而被迁怒下岗发动农民起义。这都表明整个社会到了膏肓顽疾的地步，国家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最终导致社会危机全面爆发，造成先进的汉民族被落后的游牧民族所征服的历史悲剧。

（二）经济上：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

明朝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繁荣，工商业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显现。苏州成为国内商业、金融业和产品加工业的中心，呈现出“苏州一带今去农而改业工商者，三倍于前矣，男妇老幼共相操作，或篝灯纺织，旦夕不休，或机声轧轧，比屋相闻”的盛况。相较于自给自足、封建保守的自然经济，以资本主义萌芽为主要特征的商品经济，使人口、耕地面积、外贸总量、工业手工业的生产水平乃至纸币的使用等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催生人们追求自由、平等、法制的社会秩序。

（三）文化上：西学东渐，经世实学盛行

晚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的扩大，社会风气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一些先进文人反对王阳明门派弟子整天空谈阔论，生活奢靡堕落，提出“明经以为世用”的主张，要求士大夫睁眼关注社会现实和民生事业；另一方面，以程朱理学为标准的科举考试使思想界呈现出因循守旧的习气，加之西学东渐，西方学术思想的传入，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促使先进的思想家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实学思潮应运而生。

总之，顾炎武生活的时代正如刘斯奋在《白门柳》跋中所描述的那样：“就十七世纪中叶那一场使中国社会付出了惨重代价的巨变而论，如果说也曾产生过某种质的意义上的历史进步的话，那么恐怕既不是爱新觉罗氏的入住中国，也不是功败垂成的农民起义，而是在‘士’的这一阶层中，催生出了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我国早期的民主思想。这种思想不仅在当时是一种划时代的飞跃，而且它对封建制度的无情的系统的批判，在被清朝统治者摧残的禁锢了二百多年之后，仍旧以鸦片战争为契机，最终破关而出，而为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乃至孙中山、章太炎等人的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支援。”

二、顾炎武民本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一）吸收明末清初前学者民本思想精华

民本思想是中国人数千年治国的古训，它把人民作为国家的根本，把民生问题解决得好不好作为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看作决定民心向背的关键。

两千多年前，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答道：“爱人。”“仁者爱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核心的、普遍尊崇的价值标准。顾炎武把士大夫的廉耻观与是否爱护百姓、是否对百姓有恩惠连在一起，把廉耻引向“仁”。因此，廉耻与仁爱相通。

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到孟子的“民贵君轻”；从朱熹的“新民”思想、王阳明的“亲民”思想到顾炎武的“厚民生，强国势”，顾炎武吸收明末清初前学者民本思想的精华，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形成顾炎武民本思想。

（二）汲取同时代学者民本思想精华

苏州地区是适宜新思想生长的沃土。这里是晚明商业、金融业、手工业的中心，工商地主提出“工商皆本”的经济思想；这里是知识分子党社运动的中心，读书人抨击黑暗专制政治，反抗残暴镇压，提出“以众论定国是”的政治思想。

1.“工商皆本”的经济思潮

早在16世纪初，“工商皆本”的经济思潮在中国已经酝酿。王阳明倡导“四民平等”说，张居正实行“厚农而资商”“厚商而资农”的经济政策，朱国桢提出：“农商为国根本，民之命脉也。”宋应星提出发展生产、广开财源、改革税制和繁荣商业的主张，他说，“今天下何尝少白金哉！所少者，田之五谷，山林之木，墙下之桑，洿池之鱼耳。有饶数物者于此……来贸易者必相踵也”，以便“通商惠民”。对顾炎武民本思想有直接影响的是李雯的自由经济思想，在《蓼斋集》卷四十五《盐策》篇中李雯对如何开放盐禁、实行食盐的自由贸易问题作了详细的讨论，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就引证了李雯《盐策》篇的论述。

2.“以众论定国是”的政治思想

明万历年间，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反内阁派与内阁派斗争的中心是国是由什么来决定。缪昌期认为皇帝官员都不能剥夺老百姓的言论自由，他指出：“天子不能夺之公卿大夫，公卿大夫不能夺愚夫愚妇者。”李三才提出人民是皇帝的主人，当皇帝违背人民的愿望、侵害人民的利益时，人民有权反抗。他谈到，“人民之离叛”是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力量，而人民的反抗斗争正是“百姓不肯朝廷主”。吕坤认为人民受压迫久了，其反抗的力量就会势不可挡，他谈到：“民情甚不可郁也。郁以防水，一决则漂屋推山；炮以郁火，一发则碎石破木。”基于社会“农怒于野，商叹于途”的情形，他指出明朝的统治到了“国势如溃瓜，手一触而流液遍地；民心如实炮，捻一燃而烈焰震天”的地步。因此，治天下者应顺从民意，“以天下人行天下事”；“推自然之心，置同然之腹，不恃其顺我者之迹，而欲得其我怨我者之心。”

（三）根植于顾炎武本人的人生经历

1.家庭教育打牢思想根基

顾炎武嗣祖父顾绍芾的学问、格局，对顾炎武影响巨大。顾炎武10岁时，后金军队攻陷广宁，贵州土司安邦彦、山东白莲教首领徐鸿儒相继举事。嗣祖父听此消息，当即决定教顾炎武读孙子、吴子等兵书，《左传》《国语》等史策，以备将来之用。顾炎武23岁时，为应付科举考试，“独好五经及宋人性理书”，嗣祖父教导他：“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这是顾炎武民本思想的萌芽期。

2.弃科举转经世致用实学

顾炎武27岁时参加科举考试再次落榜，断然弃绝科举帖括之学，转而关注“经国济民”的学问，正式开始从事经世致用的学术研究和著书立说的工作，辑录有关农田、水利等材料，着手编撰《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这两部救民于水火的著作。他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序》中写道：“崇祯己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感四国之虞，耻经生之寡术。於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四十馀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他指出作学问真正目的是“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其代表作《日知录》内容宏富，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涉及吏治、财赋、典礼、舆地等。这是顾炎武民本思想的形成期。

3.探国家治乱之源筑思想实践之基

顾炎武曾目睹“汾州米价每石二两八钱，大同至五两外，人多相食”“凤翔之民举债于权要，每银一两，偿米四石”，又耳闻“东土饥荒，颇传行旅，江南水旱，亦察舆谣”，深感民众生活困苦，试图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1644年顾炎武在赴南都就职前写下了《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四篇文章，其中《田功论》和《钱法论》论农业和财政问题。顾炎武北上考察旨在探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1665年，顾炎武置田地十顷于大桑家庄。1666年，顾炎武与傅山等二十余人集资垦荒于雁门关之北，并亲为筹划经营。这是顾炎武民本思想的发展期。

4.关注民生疾苦以救民于水火为己任

顾炎武晚年病魔缠身，出于“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的责任感，作《病起与蓟门当事书》就一方民生疾苦致书京中大吏，提出“活千百万人之命”的建议，强调进行赋税制度改革的必要，恳请执政者救民于水火。有云：“天生豪杰，必有所任，如人主于其臣，授之官而与以职。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体现了顾炎武救天下的担当，是顾炎武民本思想的成熟期。

三、顾炎武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政治上：于民平等，亲民爱民，取信于民，为民谋利

1.统治者要于民平等。首先，其代表作《日知录》关注百姓生活中的赋税田亩、水利河渠、漕运监铁、人才军旅等民生问题。君为民所立原则贯穿了《日知录》政论思想的始终。其次，在“君、臣、民”平等学说上，顾炎武认为班爵是为百姓设立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即使是天子也要为民谋事，“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在生员论上，他认为 “国家之所以设生员者何哉？盖以收天下之才俊子弟，养之于庠序之中，使之成德达材，明先王之道，通当世之务，出为公卿大夫，与天子分猷共治者也”。在顾炎武看来，生员在享有免赋免役特权的基础上将所有的赋役负担转移到百姓身上，基于民生考虑，顾炎武强调“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

2.统治者要亲民爱民。顾炎武引用《诗经·大雅》“天之牖民，如埙如箎，如璋如圭，如取如携”，阐发统治者爱护百姓、体恤民情的重要性，提出“厚生为本”的民本思想，强调“敬天勤民”“与民同患”。他指出：“灭秦者秦，非六国；诛莽者莽，非汉兵；是以推戴系乎民心。”在此基础上，顾炎武肯定人民推翻专制暴政的合理性，他认为历代专制王朝为人推翻根本原因在于人民不堪忍受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他指出：“国犹水也，民犹鱼也。自人君有求，多于物之心，于是鱼乱于下，鸟乱于上，而人情之所向必有起而收之者矣！”

3.统治者要取信于民。顾炎武认为足食、足兵固然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统治者要取信于民。在《论语·颜渊》中有这样的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通过孔子的三次回答，可以看出孔子认为治理国家当中，信是最重要的。顾炎武对孔子“信义重于兵食”思想进行创造性发挥，指出要使“民无贰志”，就要以诚来对待百姓，用信来凝聚人心。

4.统治者要为民谋利。顾炎武谈到：“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即统治者要勤政为民。他谈到：“何谓称职？曰：土地辟，树木蕃，沟洫修，城郭固，仓廪实，学校兴，盗贼屏，戎器完，而其大者则人民乐业而已。”即地方政府要为民谋利，必须开辟土地，修建沟渠，筑牢城池，兴建学校，打击盗窃，使人民安居乐业。

（二）经济上：藏富于民

1.民享其利，将自为之，而不烦程督

今天下之患，莫大乎贫。顾炎武主张保护私有财产、无地域限制的自由贸易、力主行政权力退出市场竞争，他谈到：“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圣人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只有让人民“自为”，不是让“为天子为百姓”的官员们来“程督”百姓们如何作为，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勤劳致富的积极性，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

2.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以民为本

顾炎武提出国家实施的货币赋税政策要兼顾商品经济发展与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他心系民生疾苦，对贫苦农民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生活状况，满怀同情爱民之心，寻访民间疾苦并为此而大声疾呼，抨击赋税重而不均，提出清丈耕地、厘定税额、改去银而用谷物赋税等为民之策，他谈到：“江南农家最勤，然有终岁之劳，无一朝之余。吴中百货所聚，市面繁荣，但粮役之累，富室或至破家”。痛陈老百姓不胜正税、杂税、增耗、加派等繁重负担之苦。更有甚者，山东等地的农民“岁甚多，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其妻子或逃亡或自尽者，又不知凡几多”。考核古今财政，顾炎武正色而论：“古者藏富于民。自汉以后，财不在民，而犹在郡国，不至尽辇京师。”晚明以来，尽反常态，刮郡国之财于皇帝内帑，而户部外库却因国家开支浩大，屡告匮乏，“自此搜刮不已，至于加派；加派不已，至于捐助，以迄于亡”。这都表明了顾炎武爱民为民的赤子之心赫然在胸。

（三）文化上：文须有益于天下

顾炎武认为读书人应该用自己的笔真实记录下生活年代的国家社会的变迁，描绘普通百姓生活的痛苦烦恼，讴歌大千世界中助人为乐、守望相助的善举美德，这样的文章才能给人带来温暖信心，才能流传后世而不朽。因此，顾炎武怀着“经世济民”的民本情怀，发出了“文须有益于天下”的创作主张。他谈到：“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从这里可以看出，顾炎武痛恨无良文人写荒诞无稽的故事，抄袭摽窃的言论，阿谀奉承的文章。顾炎武知行合一，对自己的写作要求极为严格，坚决不写和国计民生无关的文章，甚至连他的挚友李顒恳请他为去世的母亲写一篇墓志铭也婉言谢绝。

顾炎武的治学方针，具有鲜明的为现实服务的导向，提倡做学问要有“救民于水火之心”，秉持“明道”“救世”的基本理念，拒绝空谈，要与活泼的生活实际联系起来，通过理论联系实际解决时代问题，他谈到：“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即做学问如果脱离现实、脱离生活、脱离民众，会导致“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惨状发生。他在《日知录》卷十九《巧言》条中，把曲学阿世的无耻文人给国家和民族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揭露的淋漓尽致。他谈到明天启年间，魏忠贤和皇帝奶妈之所以能够专权，是因为有一帮无耻文人帮他们出谋划策、起草文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明朝之所以灭亡，汉族人民之所以成为亡国奴，就是败在这些无耻文人手里。他谈到：“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为人“务本”就是“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因此，顾炎武认为为人“务本”的意义在于：学者应当为拯救苍生、造福百姓做学问。进一步提出做学问要通变创新，提出“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的学术创新观点，将学问与实际联系起来，提炼出匡时济世、服务民生、救国救民的治学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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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共昆山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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