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化自信作为最本质最深沉的自信，是文化主体在历史和现实、现实与未来的接续中，在民族与世界的比较中生成的文化认同及文化心理。文化自信生成的主要影响因素在于文化主体性重构，离开主体性谈文化自信，只会导致自信变成虚无。文化主体性重构过程，也是文化自信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过程。坚定文化自信，必须明晰文化主体性及其构成，也要明晰自身文化及其面临的挑战。只有如此，文化自信才能真正变成主体的文化自觉。

关键词  文化自信；文化自觉；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

一、问题缘起与文献回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放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1]这段话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文化现代化的三重内涵，一是文化现代化的道路问题，二是文化现代化的内容问题，三是文化现代化的主体性问题。道路决定内容，内容决定了主体性的获得。因此，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三重内涵互构互促，共同生成了文化自信。其中，主体性问题又是三重内涵中最为活跃的要素，它在内容生产和道路走向方面扮演着最为积极的角色。

自从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以来，学界围绕文化自信的道路、内容、方向、实践等方面做了诸多研究，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

首先，国内部分学者研究了文化自信的基础、条件和历史依据等。戴圣鹏提出文化自信的基础与条件在于文化的创造与创新。[2]何星亮提出了文化自信的六方面历史依据和三方面的理论依据。[3]邹广文、王吉平提出了培育文化自信的社会心理基础。[4]唐代兴提出文化认同是文化自信产生响应效应的必要前提，从自信到认同既需要商品、制度、教育和仪式等形式条件，更需要信仰、价值、保守与开放性、非迫胁性和非引诱性等实质条件。[5]

其次，部分学者讨论了文化自信的哲学意蕴、价值立场、构建维度等。李双套提出应从本体论、功能论、交往论和价值论四层意蕴理解文化自信。[6]沈江平提出理解和诠释文化自信构建必须坚守政治底蕴、学术底蕴、人民底蕴和民族底蕴。[7]潘信林提出新时代文化自信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于中国共产党百年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成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8]刘安琳、顾保国提出从源流、价值、践行之三维审视新时代文化自信。[9]郭晶认为要理解新时代文化自信的深刻内涵、核心价值和综合运行规律，同时对其进行溯源和探索其实践理路。[10]

最后，部分学者研究了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文化自信建设、培育等。[11]上述研究主要从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学、伦理学等学科阐释文化自信，并从建构的角度讨论了文化自信的历史与理论依据、基础条件、哲学意蕴与内涵等，这些研究拓展了文化自信研究的边界。然而，既有研究未能涉及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性的关系，导致已有研究呈现出应然性的、理想型研究。

二、文化自信的主体及其层次

谈及文化自信，要廓清是“谁”的文化自信，即自信的主体。只有主体清楚、主体的特征及所处发展阶段清楚，自信基础上的文化自觉基础才能更牢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特色和它发展的走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2]费孝通先生这段话，阐明了文化自觉的主体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文化自觉达到相当程度才能产生文化自信，也即文化自觉的主体对其生活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后，才能产生自信。从这个角度而言，文化自信是文化自觉的主体获得文化主体性后才可能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

文化自信的主体涵括两个层面：一是生活在一定时空文化中的个体，二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群体。个体对于自身所处文化的认知显然影响群体的文化认知。群体的文化认知也构成了个体文化认知的氛围和条件。微观个体所处的生活与文化环境受到中观群体和宏观民族的影响，而中观层面群体和宏观民族面临的文化际遇也受到个体制约。在此基础上，二者相互型构。就当前微观层面而言，个体面临着农耕经济基础上的文化生活方式逐步被工业基础上产生的文化生活方式冲击，从而个体对原有文化生活方式的认知经历了“坚信—怀疑—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种巨变的具像化在近代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包括费孝通先生身上呈现为个体把近代中国面临的宏观层面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定位为文化和思想方面的问题，又把文化和思想方面的问题定性为个体的认知和态度方面的问题，并从个体层面寻找解决近代中国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根本前提和方案。

从中观和宏观层面而言，因为个体对于原有文化认知的转向，群体和民族的社会文化心理由“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政治推翻旧制度—新文化运动—改造国民—文化革命”的长时段转换。群体、民族对于外来思想的接受也由原有儒家思想一统天下逐步演变为西方的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等诸多思想流派的百家争鸣和包容互鉴。在这一长时段转换过程中，传统儒家的忠、孝、仁、礼、公等观念被重新阐释和重构。传统儒家的理想人格、政治权威的正当性、德治与法治关系、个体自由与社会秩序、管理与放任、道德自主与社会约束、个体道德与政治秩序等新问题，也被重新阐释。就此而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文化主体性的主要代表群体，他们从“我是谁”的问题发端，从农耕文明家国天下的文化观向何处去展开争辩，并生成统一的认知：即要从农耕文明家国天下的文化观逐步过渡到工业文明的民族国家观。这种文化主体的长时段转换其实质是“脱嵌”，即将原本嵌入在文化伦理框架范围内的现实世界和意义世界“除魅”，个体获得新的自主性。

由此，无论个体还是群体逐步摆脱家国天下的文化框架，个体和群体重新从民族国家框架中找寻意义世界。这种重新寻找其意义世界的过程，正是新的文化主体性的获得过程，也是中国主动参与、学习和适应现代化规则和技术的过程：“人们基于对自身所在文化的了解，实现对现代化的‘自主的适应’。这种适应，既可以理解为发崛本土文化中与现代化规律相契合的要素，依据本土文化来重建现代化道路，亦可以理解为在本土文化与现代化要求无法结合的情境下，主动参与，学习和适应现代化的基本规则和技术，在参与中重建自身文化个性。”[13]这一文化主体性的获得，既有个体从“修齐治平”的文化逻辑向市民文化逻辑的转向，也有群体、民族从礼治秩序和宗法关系向权利秩序、国家权威的民族国家转向。无论是个体、群体还是民族，其主动参与、学习和适应现代化规则和技术并非主动的，而是在文化的内外交困中的无奈选择。也正是这种无奈选择，迫使个体、群体和民族对自身所处文化在中西比照中形成客观而清晰的认知，借此形成既非回归原有传统，也非全盘西化的文化主体性。对于自身所处文化这种认知的生成，也是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变迁过程中文化主体性的重构过程。

三、文化主体性的反思

文化主体既包括某些静态的文化载体，也包括一定个体和群体通过自身生产与生活呈现出的文化传承发展及在这种传承发展中的主体性。由此，文化主体性的获得，首先文化主体要对自身所处文化在比照中反思，在反思基础上传承、发展而获得文化自信。反思内容包括原有文化的产生基础、特征及其传承发展的影响因素。反思效果是传统国家同构逐步脱钩重构、公私观念开始分化等，这种反思迄今一直在持续，这种反思也是主体对自身文化了解的一部分。文化反思最为彻底的当属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且不同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其通过反思获得文化主体性的路径不同。从伦理道德角度反思的代表当属梁漱溟先生，从社会结构角度反思的当属费孝通先生，从大历史角度反思当属秦晖先生，从当代变迁反思的当属吴重庆先生。

（一）梁漱溟将近代中国面临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归结于文化问题

“要认识中国问题，即必得明白中国社会在近百年所引起之变化及其内外形成。而明白当初未曾变的老中国社会，又为明白其变化之前提……我是感受中国问题之刺激，切志中国问题之解决，从而根追到其历史，其论，不能不用番心，寻个明白。”[14]梁先生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融国家于社会人伦之中，纳政治于礼俗教化之中，而以道德统括文化。”[15]梁先生提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是伦理与道德性而非西方的宗教、法律与契约性。

（二）费孝通从乡土性中寻找文化主体性

作为社会学者，费先生从中国农耕文明的基础出发，从乡土本色的性质切入展开讨论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及其结构性特征。“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16]“从己向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根绳子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社会范围是从‘己’推出去的，而推的过程里有着各种路线，最基本的是亲属：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向另一路线推是朋友，相配的是忠信。‘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17]差序格局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其反映的是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的的血缘和地缘结群逻辑，在这个逻辑基础上衍生出相应的文化伦理道德。费先生对于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认知比梁先生更进一步，从乡土的血缘、地缘生出差序格局，与差序格局相匹配有伦理道德，在此基础上产生出乡土社会的各种权力组织形式。

（三）秦晖从历史资料挖掘传统中国的文化主体性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既不是被租佃制严重分裂的两极社会，也不是和谐而自治的内聚性小共同体，而是大共同体本位的‘伪个人主义’社会。”[18]这种“伪个人主义”社会性质是中国社会不注重个体权利的主因。“儒表法里即在表面上承认多元共同体权威（同行尊崇皇权、族权、父权、绅权等等）而实际上独尊一元化的大共同体；讲的是性善论，信的是性恶论；口头的伦理中心主义实际的权力中心主义；表面上是吏的儒化而实质上是儒的吏化。”

（四）吴重庆从流动性角度观察到中国乡村“无主体熟人社会”的面相

中山大学哲学系吴重庆教授延续费孝通先生对乡土社会结构性刻画的逻辑，认为社会文化改造和人口大规模流动导致原有伦理道德快速解体。高流动性社会与低流动性社会的文化主体性完全不同。“目前乡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长年的异地化生活，已导致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运作有异于‘熟人社会’的逻辑，或者说已日渐呈现出帕森斯所谓的‘病态’。我把此‘病态’的熟人社会称为‘无主体熟人社会’。”流动性背景中，除了传统伦理道德的逐步解体外，整个社会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换。

从文化主体性角度而言，四位学者的反思构成了近代以来一直持续到今天的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脱域系谱”。这种脱域既有主体性反思，更有主体性“重新嵌入”和重构。这种“重新嵌入”和重构并非要单纯复归或者全盘西化，而是在传承、发展与自主适应的基础上，既发崛与现代化相应的优秀传统文化要素，也主动参与、学习和适应现代化的基本规则和技术，并在中西比较和民族国家主权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一种“承认的政治”，承认每种文化彼此的自主性和独特性，承认世界每个民族的本真性，在此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而实现文化自信，这是文化现代化的真正内涵。

在“文化脱域”和“重新嵌入”的两重过程中，文化主体性重构面临着诸多挑战。这种挑战既表现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五重特征，也表现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意涵，即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与本土文明的兼容性和契合性问题。这种兼容和契合具像为高雅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张力，地方性知识和文化现代化规律的张力。这些张力和挑战正如下面这段研究结论所示：“中国人的‘公私不分’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民族性批评的重要主题，在多数批评者看来，中国人‘有私德而无公德’的问题也是阻碍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本文看来，中国当代‘差序格局’社会结构的延续与个体道德性的衰退使得人们所期望的社会现代转型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19]除了这段话揭示的地方性知识和文化现代化规律的兼容性问题外，秦晖先生提出的大共同体本位导致文化主体缺乏内生组织性，只能依靠权力进行组织。这种权力组织社会的逻辑与现代民族国家权利组织社会的逻辑存在冲突与张力，是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要面对的挑战。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在持续，在此基础上的文化转型也就必然持续。当代的挑战是工具理性内核占据文化主流，而价值理性则逐步成为非主流。

四、以文化主体性重构增强文化自信

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包括文化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的前提是文化主体的自信，而要实现文化自信，就要实现文化主体性的重构。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受各种因素影响，文化呈现出多元或多重性，文化的主体性也呈现多元。因此，中国的文化现代化与西方走不同的路径：西方的文化现代化是先有主体性才有现代化，先有文艺复兴才有意大利、英国等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而中国的文化现代化则是主体性和现代化同步、迭代发展。这与中国特殊的晚发外生型现代化路径有关，中国文化现代化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从家国天下的断裂中重构文化主体性，进而在全球民族国家的谱系中找到自身位置，以自主地适应现代化，并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同时，迭代发展中文化传播方式和路径的演进也对文化主体性获得产生了观念撕裂、共识难以生成等消极影响。

（一）文化主体性重构的背景

传统家国一体中国家和政权被自然神化、家族化，“家天下”由此产生。“家天下”的逻辑是以家想像国，将私领域的个体道德演变为治国规范，由此伦理道德规范主宰了所有领域，伦理化、私性化成为所有领域的主要原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这一逻辑的展演，传统中国的文化主体性也从这一逻辑中演绎而来并成为个体、群体的行为规范。现代民族国家则秉持家国分离、政教分离原则，将公域和私域截然分开。家属于个体生活世界的私领域范畴。国属于公共世界的公领域范畴。二者各有其价值轴心，公私分明而边界清晰。家国分离、政教分离下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成为所有领域的主要原则。如何在民族国家框架中重构文化主体性，实现文化自信，这是文化领域中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此，文化自信实现端赖于文化主体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重新获得主体性。

新媒体颠覆了传统的文化传播路径和传播理念，这导致个体和群体获取信息的情境和渠道呈现巨大差异，个体认同和群体认同的断裂与分化成为常态。信息传播的速度、密度及甚至算法基础上的信息推送，导致分化的各个群体不断自我强化，形成“信息茧房”。在“信息茧房”基础上又会催生出观念极化。“全球化进程中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构成了当代中国互联网空间社会观念，特别是与文化主体性相关的‘观念之争’的宏观情境；互联网新媒体技术带来的信息极化和嵌入在关系中的网络社交平台，为形成和逐步强化这种群体内的观念差异提供了微观内容和条件。”[20]观念“割席”要求文化主体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态度重构主体性，真正生成新的文化主体性基础上的文化共识和文化自觉。

（二）文化主体性生成的路径

文化主体性生成有两条路径：一是依托本土文化资源生成文化主体性，进而实现本土意义的文化现代化和文化自信；二是吸收现代文化要素，在开放中重构文化主体性，进而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意义上的文化现代化和文化自信。第一种路径全世界不乏先例，但鲜有成功，这涉及地方性知识与文化现代化普适性规律之间的张力调适，稍有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第二种路径是中国共产党的实践路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内涵也在于此。由此，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实现前件是文化主体性重构，重构的原则是“三个面向”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最后，以李友梅教授的这段论证结束本文的讨论：“对待民族文化，既不能虚无主义，也不能保守主义；既不能妄谈普世主义，而必须在具体的地方性情境上开展，又不能陷入特殊主义，而必须有全球的视野；既不能全然浪漫主义，而必须认识到文化同生产生活需要的内在相互依附和支持关系，又不能沉入工具主义，而必须认识到文化自身的独立性、运行逻辑和目的性。”[21]

参考文献:

[1]党的二十大文件汇编[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22:32-33.

[2]戴圣鹏.论文化自信的基础与条件[J].学术界,2022(1):119-125.

[3]何星亮.坚定文化自信的历史和理论依据[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10):56-65.

[4]邹广文，王吉平.论文化自信的社会心理基础[J].河北学刊,2021(4):20-29.

[5]唐代兴.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认同的逻辑[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26-36.

[6]李双套.文化自信的四重哲学意蕴[J].江淮论坛,2021(2):105-110,193.

[7]沈江平.文化自信构建的四重底蕴[J].东南学术,2020(3):58-66.

[8]潘信林.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的价值立场[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7):22-27,107.

[9]刘安琳，顾保国.新时代文化自信的三维审视[J].山东社会科学,2020(5):23-28.

[10]郭晶.新时代文化自信的释义、溯源及实践理路[J].山东社会科学,2022(3):154-160.

[11]陆卫明，孙泽海.论习近平的文化自信思想[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17(5):50-56.

[12]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195.

[13][21]李友梅.文化主体性及其困境——费孝通文化观的社会学分析[J].社会学研究,2010(4):2-19,243.

[14][15]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2,17.

[16][17]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2-23,33.

[18]秦晖.传统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62-63.

[19]张江华.卡里斯玛、公共性与中国社会有关“差序格局”的再思考[J].社会,2010(5):1-24.

[20]陈云松.观念的“割席”——当代中国互联网空间的群内区隔[J].社会学研究,2022(4):117-135,228.

（董敬畏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主任、教授；高孟然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讲师、博士）

【责任编辑：易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