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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性分析

作者:尹凡华   文章来源:本站   点击数:854   发布日期:2023-5-30

摘  要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花结果的深层文化原因是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契合性。这两种文化体系能够高度契合的原因在于:从内因来看,自信自强的精神品格和守正创新的精神特质是二者共有的思想底色,为二者的契合提供基础和前提;从外因来看,强有力的政党力量推动则提供根本保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高度契合性主要表现为:在宇宙观方面,都体现了辩证思维;在天下观方面,都持有共同体理念;在社会观方面,都抱有大同愿景;在道德观方面,都坚持真正的善。

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高度契合性

近年来,伴随着新时代的伟大变革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学术界继掀起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热烈讨论后,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命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含于中国具体实际,且有着超越于中国具体实际的外延。厘清第二个结合的前提是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性。也就是说,相契合是相结合的基础与条件,相结合是相契合的行为与结果,这两个重大命题各自独立又互为联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这为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何以可能提供了方向指引和基础前提。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高度契合的原因分析

唯物辩证法规定了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高度契合的内因体现为,二者共有自信自强的精神品格和守正创新的精神特质,为彼此契合提供基础和前提;外因体现为强有力的政党力量推动,为彼此契合提供根本保证。

(一)自信自强的精神品格

具有独特智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自信自强的精神品格。其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自信基因。曹操在《龟虽寿》中讲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杜甫《望岳》中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无不彰显着自信的品格,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不断涵养自身品德,勇担社会责任。其二,百折不挠的自强精神贯通于中华民族的灵魂深处和血脉当中。《周易》记载的“君子以自强不息”,《论语·泰伯章》主张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中国神话传说所包含的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故事都体现了久久为功的奋斗精神。正是拥有这样的自强精神,中华文明才能连绵五千多年而不中断,中华民族才能在国家蒙辱的境遇下艰难探索并不断实现赶超。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蕴含的自信自强品格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实践性。从广义上说,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一是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石,彻底摆脱了唯心史观的束缚和制约,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二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区别于启蒙思想家,从资本这一核心范畴出发,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是不断变化的“有机体”,遵循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化规律。其次,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主要体现在:一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剖析了工人阶级的现实状况与历史使命,并将无产阶级当作物质武器,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空想性;二是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中创造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极大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二)守正创新的精神特质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产生社会基础相异、思想体系不同,但两者都“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都具有守正创新的精神特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其“善下之”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而长期保有旺盛的生命力。在历史上,中国人往往会批判性地汲取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去芜存菁,不断丰富和发展其内涵。古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与儒道相磨合的基础上完成本土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汉传佛教。诞生于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实现本土化,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时代的变迁中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具体体现为秉持其命维新的变革精神、以和为贵的道德原则等。

守正创新不仅是马克思主义鲜明的精神特质,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以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始终坚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表现为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坚持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最终目标、坚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等;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时代的发展下,不断“激发守正创新、奋勇向前的民族智慧”,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新思想,如创造性提出由“体系”和“能力”两大要素构成的“国家治理”新命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中国目前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

(三)强有力的政党力量

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为二者的高度契合提供根本保证。一是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仰者和坚定实践者,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在中西文化交汇中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思想,在时代主题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背景下,注重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精髓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相贯通相结合,实现二者的创新性发展。二是中国共产党具有高度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信源于自信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但深刻把握了共产党长期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且在实践中验证了自身的前瞻性和有效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源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又以人类迄今为止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三是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共产党宣言》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阐释了共产党人的目的和使命,具体到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使命。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方面的使命是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筑相契合相结合的桥梁,为其更好扎根中国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支撑。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高度契合的内在表征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辩证逻辑的重要方法之一。深入剖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这两种文化体系的契合点,不仅有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而且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深走实,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力量。

(一)宇宙观:二者均体现辩证思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宇宙观,实质是辩证法的宇宙观。首先,用联系的观点看待人与宇宙的关系。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王夫之的“物物相依”理念,表明世间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和互相制约的。其次,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看待人与宇宙的关系。刘禹锡“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张载“一物两体”的命题,程颢“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意指矛盾对立是宇宙间普遍法则。  

科学社会主义同样以辩证的思维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强调整个世界的有机联系和对立统一。首先,马克思指出,历史科学可以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恩格斯认为,当思维再现自然界或者人类历史时,“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主张人与自然始终处于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联系中,人要与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交换,就必须服从自然规律。其次,马克思分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性,指出:“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与自然关系的统一性,“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界又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存在。

(二)天下观:二者均持有共同体理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尚书·尧典》讲:“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里是讲弘扬大德,让家族和睦;家族和睦之后又协调百姓,实现社会和谐;社会和谐之后再协调万邦诸侯的利益,让各个邦国都能和睦相处。《中庸》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深刻表明了中是天下最为根本的,和是天下共同遵循的法度。达到了中和,天地就会各安其位,万物便会生长发育了。古人还说明了以仁得天下的道理,正如《孟子》所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以天下观天下”的博大胸怀和智慧担当,摒弃了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解决天下问题的着眼点不是战争征服,而是合作共赢。

科学社会主义同样秉承真正的共同体理念,以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为目标。马克思以人的发展状况为标准,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考察了社会形态演变规律。其中,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形态均处于人对人的依赖状态,属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人与人之间的利益高度一致。资本主义社会处于人对物的依赖状态,导致人的异化,属于“虚幻的共同体”,仅代表统治阶级特殊的利益。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属于“自由人联合体”,代表全人类普遍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着力批判了物欲膨胀、掠夺成性、置广大劳苦人民利益于不顾的资本主义这个“虚幻的共同体”,建构了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路径。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理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观一样,站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一边。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观”的精华,为实现各国的共赢共享提供了中国智慧。

(三)社会观:二者均抱有大同愿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和而不同、公平正义的社会观。《国语·郑语》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意为各要素和谐则可使万物生长繁衍,若完全一致,则无法发展延续。孔子将和同之别引入人际关系中,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倡导以修炼自我的方式避免社会矛盾的发生。老子“以百姓心为心”顺应大道的政治思想,有益于打破为官者与普通百姓的隔阂,建立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礼记·礼运》从三个方面描述了未来社会的大同样态:一是大同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生产资料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共有;二是大同社会是人人劳动的社会,大家各尽所能、各有保障;三是大同社会是人与人和睦相处的社会,没有战争和盗贼。这种愿景虽然产生于封建社会,却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不谋而合,都表达了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憧憬。

科学社会主义同样擘画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蓝图。一是从经济关系上看,马克思指出:“私有制社会是不人道的、贬低人的价值的社会。”只有通过联合起来的个人占有全部生产力,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为解决社会矛盾和实现社会和谐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二是从劳动方面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分析了异化的四组关系,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沦为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的现实。马克思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建构,其多部作品涉及未来社会的图景。共产主义社会使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不再是单纯的谋生手段,赋予了劳动最崇高的意义。三是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剖析了工人在不得不满足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欲望时,不仅个体道德极限而且身体极限均被突破,没有时间进行公共道德的培养和合理的生活享受,由此导致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对此,马克思指出,只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才能最终达致人与人关系的真正和谐。

(四)道德观:二者均坚持真正的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人心和善、厚德载物的道德观。中国传统道德注重人与人的和善。孔子强调“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的“四端说”,尤其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表明对苦难人没有同情,这样的道德是虚假的。中国古人还将天地灵气和万物精华与道德修养相结合,以山水和梅兰竹菊松喻人格,诸如“知者乐山,仁者乐水”;梅兰竹菊松则分别象征着傲骨、幽静、坚韧、淡泊名利、不屈的道德品质。这种“观物比德”的方式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道德品格的强调与重视,成为维系中华民族不断向前发展的文化纽带。中国传统道德还注重集体利益至上和以义统利的义利观,正如“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抽象的虚假的旧道德的基础上阐释了真正的具体的新道德观。首先,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以处在现实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为起点,批判和否定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重视人的尊严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其次,马克思主义道德观致力于全人类的解放,彰显着强烈的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观念。马克思主张必须消除阶级对立的利益关系,在解放全人类的过程中解放自己。最后,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倡导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利益,因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也肯定个人利益的正当性,因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个人利益的实现将直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三、结语

从文化层面分析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大地的原因,可以发现,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同我国传承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由此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像宪政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其他西方思潮一样只是一个“过客”,而是能够持久深入地浸润中国人民的内心。在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及上层建筑方面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力推动的基础上,我国的文化现代化问题显得尤为迫切。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等重大命题的提出,为我国文化现代化指明了方向与路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可以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方法论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深厚的文化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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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基本理论研究”(编号18BKS09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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