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重要任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按照“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要求，未来需侧重从源头上推进产业发展质效的提升，以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支撑，着力发挥正向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进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高水平协同。

关键词  发展方式；产业结构；绿色转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重要任务，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十二五”是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起始阶段，此后，我国加快构建绿色循环低碳的发展体系，广泛推行清洁生产、能源革命以及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等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面向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对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要求，未来还需更加侧重从源头上推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其中包括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既有认识层面的困惑，也有实践层面的掣肘。

（一）生态理性未能与经济理性形成平衡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不仅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而且还阐明“绿水青山”是重要财富，是重要的发展理念，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当前，面对资源环境约束偏紧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矛盾，如何取舍、如何平衡对地方政府是极大的考验。在各类主体的决策中，经济理性仍然居于主导地位，人们习惯了算经济账，却缺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性。生态理性是一种以自然规律为依据和准则、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原则和目标的全方位的理性。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在认识层面树立生态理性，注重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的平衡，才能在行动层面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二）传统发展方式导致转型发展面临新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加快绿色发展步伐，加大污染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但也要看到，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产业转型升级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以公路货运为主的运输结构仍然没有得以根本改变。传统的粗放发展方式一方面导致我国资源总体产出水平还不高，另一方面决定了污染排放和生态破坏的严峻形势也没有根本改变。2022年，我国万元GDP能耗为0.447吨标准煤，万元GDP水耗为53立方米，与发达国家相比，资源环境要素产出效率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加之我国资源环境容量有限，石油、天然气等战略性资源对外依存度高，污染物排放总量较大。因此，未来一定时期内我国的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任务依然艰巨，需要重点解决推进绿色技术创新、倡导绿色消费以及完善绿色低碳相关政策体系等问题。

（三）生态环境价值实现仍存在诸多难点

生态环境要素定价水平对推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目前我国生态环境要素定价水平仍然偏低，在生态环境要素配置过程中市场的力量仍有待加强，对于生态产品尤其是不能转变为物化产品进行交易的生态功能调节类要素在价值实现方面还存在一些障碍。生态资源的保护与价值转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权属界定、价值评估以及价值转化等一系列难题。如在权属界定方面，自然资源的权属关系较为复杂，涉及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等，厘清各类资源的权属关系不仅涉及大量确权工作，还可能涉及利益调整引发矛盾；在价值评估方面，GEP（Gross Ecosystem Product）核算等方法人为调节空间较大，缺乏权威性的标准；在价值转化方面，如何实现生态资源取得合理幅度的价值增殖仍是难点，在生态产业运营、生态补偿等领域还需加大政策创新与推广力度。

二、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路径分析

发展方式绿色转型需以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为前提，其本质体现为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消耗相脱钩。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需要政府出台规制和政策进行引导和干预，同时也需要遵循产业发展规律。

（一）正确认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环境库兹涅茨理论认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通常呈“倒U型”关系，即经济发展的早期，两者呈现背离特征，经济越发展，环境污染越严重；当到了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时期，两者呈现协同特征，经济发展有利于降低环境污染。200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的《破解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两难”悖论》指出，我们应自觉地认识和把握“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促进拐点早日到来，具有特殊的意义。但也要特别防止一种误区：似乎拐点来了，人均收入或财富的增长就自然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从而可以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采取消极态度。可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并不必然呈现“倒U型”关系，如果采取无所作为的消极态度，拐点可能迟迟不来。相反，如果积极作为，拐点可能提早到来，且污染程度更低，污染周期更短。在此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关系，即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从采取措施来看，实现两者协同通常需要加强环境规制，倒逼产业转型升级。但从本质来看，还是取决于产业发展质效的提升。

（二）坚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同

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规模增长和效益提升，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绩效的衡量既要看总量，也要看质量。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体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水平。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主要依赖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发挥。但这三种效应不一定是正向的促进效应，只有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才能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高水平协同。

规模效应可以为正向效应，也可以为负向效应，如果不进行积极干预，经济规模的增长通常会带来环境污染的增加。但如果通过产业集聚、产业重组等措施提高产业集中度后，企业生产将呈现规模经济效应，产量增加有利于提升利润水平，有利于科技创新以及加大环境治理投入，促进污染物减排，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结构效应主要指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对降低环境污染具有积极的作用。实践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减少能源和资源消耗、降低环境污染的重要途径，具体包括提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占比，促进生产要素从以劳动和资本为主，转向以技术、知识为主，有效提升产业效率和附加值。事实上，影响环境污染的不仅是产业结构，还有空间结构、投资结构和要素结构等因素，这些因素存在交叉影响，也需要统筹考虑。

技术效应主要指绿色技术创新对降低环境污染的重要作用。绿色技术是指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改善生态、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兴技术，涵盖产品设计、生产、消费、回收利用等环节的技术。对比一般性的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具有双重外部性，即减少环境损害的正外部性以及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正外部性。

三、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对策思考

由上述分析可知，提升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高水平协同可通过发挥正向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以及技术效应三种途径得以实现。针对当前生态环境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除了要在认识层面增强生态理性外，还要从以下方面进行提升。

（一）全面提升现有产业效益

对于大多数地区，首先考虑能否提升产业的正向规模效应。其主要方式是对存在污染的企业实施“关停并转”，大多数地方政府更倾向采取“关停”措施，而在经济增速放缓以及前期已经关停大量散乱污企业的情况下，采取“并”的措施也非常重要。尤其对于县域经济，许多产业由乡镇企业发展而来，如果通过重组能够提高产业集中度或帮助市场主体升级，进而提升产业附加值，不仅能较好解决环境治理问题，保住产业、稳住就业和增加收入，还能推动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进而发挥技术效应。此外，建设专业化的产业集群也是发挥正向规模效应的重要途径，由于同一产业或产业链上相同环节的污染物具有相似性，企业的集聚可以共建共享污染物收集和处理系统，从而降低治理成本和监管成本。

（二）持续优化产业结构体系

对于制造业结构偏重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是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同的重要途径。大多数地区通常考虑“腾笼换鸟”，招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发展现代服务业，实现产业结构调轻调优，这需要空间结构、投资结构、要素结构等协同性的调整。对于部分地区，受人才、技术等要素制约，“腾笼换鸟”并不能达到理想效果，尤其传统产业基础较好的地区，更需考虑“凤凰涅槃”，即加大传统产业升级力度，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业附加值，在产业结构中匹配足量的“污染分解者”，发展循环经济，尽最大可能降低资源和环境负担。对于资源枯竭型地区，可提前布局产业链条延伸或更替，发展生态产业链，提升传统产业与本地区其他产业或周边地区产业的共生水平。

（三）加快推进绿色科技创新

当前，部分地区在发挥正向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方面已采取了大量措施，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较为受限，未来需要更加侧重发挥技术效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科技成为科技为社会服务的基本方向，是人类建设美丽地球的重要手段。”未来，我国需重点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清洁生产和清洁能源等产业。各地可发挥绿色科技在促进产业提质增效中的引领作用，对传统经济的生产模式、技术类型和产业形态进行全面的绿色改造，推进高能耗、低效益的经济发展方式向低能耗、高效益的方向演变，力求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在低碳发展方面，还可加大数字化转型、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等力度，全面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推动产业持续升级。

（四）着力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离不开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当前在发挥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方面还需重点解决一些治理难题。如绿色科技创新具有双重外部性问题，面临不确定性大、投资收益不对等、投资回收期长等困难，企业普遍缺乏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地方政府也存在短期利益导向行为；再如公共政策的精准性还有待提高，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对经济发展损害较大，过去主要侧重总量控制和标准控制，对达标企业如何持续提升绿色发展水平的正向激励不足。

为解决上述问题，未来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和行政两种力量的作用。一方面，强化责任约束，优化现有治理措施。强化“三线一单”管控，优化排污许可证制度，增加企业在报废产品回收、使用绿色包装和物流、减少碳排放以及进行生态修复等多方面的责任要求；实施精细化管理，精准定位问题，提升专业水平，分流域区域、分行业企业对症下药；依法行政，规范自由裁量权，切实保护企业的合法利益。另一方面，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增强正向激励。加快发展排污权、碳排放权等交易市场，对碳排放权、用能权与电力交易等市场进行互认转换，基于环境容量和治理成本，适度提高资源和环境要素定价水平，倒逼企业提升环境保护意识和创新意识，扩大绿色技术需求；大力发展绿色技术创新综合示范区、绿色技术工程研究中心和创新中心，通过加大绿色采购力度为绿色科技创新提供市场支持，鼓励相关项目持续改进，提升经济性和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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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