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工商文化是工商界从事工商活动中形成并表现出来的一种社会文化，它对一个国家和城市的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乃至价值体系形成都有着深刻影响。无锡是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摇篮，民族工商文化源远流长，具有深刻的内涵与时代烙印。探讨其工商文化，有利于把握无锡城市发展的脉搏，进而推动城市工业化、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  近代；无锡；民族工商文化

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发轫于清末民初，以民族资本兴办机器工业为标志。无锡唯一以县级身份跻身全国工商六强，形成了纺织、缫丝、粮食加工三大支柱产业，并发展起了金融、商业、交通、服务行业，在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无锡为何能从一个小县城发展为工商名城，其中蕴藏了何种工商文化？值得深入探究。

一、近代无锡民族工商文化形成之条件

工商文化是工商界从事工商活动中形成并表现出来的一种社会文化，它对一个国家和城市的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乃至价值体系形成都有着深刻影响。无锡孕育出独特的工商文化，因其具有优越的交通条件、教育水平、文化积淀与社会氛围。

其一，无锡具有发展工商业的有利交通。太湖绝佳地，江南水弄堂，无锡地处长三角的物理中心，北倚长江，南靠太湖，京杭大运河流经无锡城区近15公里，地理位置得天独厚，造就了无锡非常优越的交通条件。明清时期，无锡成为四大米市（无锡、芜湖、九江、长沙）之首，成为漕粮的采办和转运中心，也是全国有名的“布码头”、丝市和放款码头（银钱业）。近代开埠后，随着沪宁铁路、锡澄公路的开通，许多无锡子弟去上海学生意、做买办，闯荡成功后回无锡设厂或在上海开辟市场，无锡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赢得了“小上海”的称谓。

其二，无锡具有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近代以来的无锡在工商业上异军突起，靠的是深厚的教育根基。无锡是吴文化的发祥地，自3000多年前泰伯奔吴以来，吴文化逐步由武及文，崇文重教。明清时期，书香望族尤其崇尚读书，如荣氏先祖中的荣汝楫就提出“读书为族中第一要事”，[1]民间亦推崇耕读传家风气。无锡近代大多民族实业家努力向学，受过较好的文化熏陶，如周舜卿在做学徒期间，每日步行到20里外的夜校补习英语，三年时间风雨无阻；杨宗瀚阅读了大量经济学、心理学方面的译著，为此后经营和发展企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三，无锡具有深厚的商业文化底蕴。无锡受大运河的影响，自明清时期起经济便十分繁盛，具有悠久深厚的商业文化底蕴。在无锡，人们并不以读书做官为士人唯一出路，反而形成了亲商重商的传统。明末东林党人也主张重商恤商，称“工商皆本”“农商同利”，晚清外交家薛福成也主张以工商为先，其子薛南溟科举任职于天津县道府而辞官创办实业，无锡许多望族有“（后人）不宜为官”的家训。因此，无锡民族工商业繁荣具备有利的人文条件。

其四，无锡的实业家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虽然商人的本性是逐利，但无锡民族工商实业家大都有着心怀国家、社会和家乡的士大夫情怀。如荣氏兄弟不仅有着过人的商业头脑，更有一腔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展现出传统江南儒商的特质，这是近代无锡实业家前赴后继创办民族企业的动力源泉，也是他们将企业命运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的显著体现。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之下，薛福成、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等无锡人成为洋务运动的先驱，他们亲自参与或创办最早的机器工业，主张科技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

从杨宗濂、杨宗翰于1895年创办了无锡第一家机器工厂——业勤纱厂开始，无锡便掀起了你追我赶的创业热潮，涌现出杨氏、荣氏、周氏、薛氏、唐蔡、唐程六大资本集团。抗战前，无锡有315家工厂，仅次于上海、天津、广州和武汉，位居全国第五；生产总值7726万元，居全国第三；就业工人数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而在非条约通商口岸城市中，无锡的轻工业发达程度居全国第一。[2]商业繁荣，百货兴盛，奠定了无锡在近代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也使无锡成为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之一。

二、近代无锡民族工商文化之内涵

近代无锡民族工商文化蕴含丰富的内涵，彰显了民族工商业者进取包容以立于时代潮头、变革创新以保持竞争力、脚踏实地以永葆求真务实、义利兼顾以济民裕国的文化特质。

其一，主动进取，开放包容，永立时代潮头。主动进取、开放包容是无锡民族工商业展现的首要文化气质。无锡的民族工商文化，孕育于吴文化，随时代的变迁而被赋予新的内涵，不断与时俱进。

在外国资本不断侵入与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下，近代民族工商业大多起步较晚、实力较弱。无锡的民族实业家们不满足于夹缝求生，或依附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他们主动进取，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做大做强。在日俄战争时，东北面粉畅销，荣氏兄弟趁机改进生产，将面粉运销至东北，获利丰厚；当日企恒昌源纱厂难以为继时，荣氏兄弟果断将其买下，改建为申新二厂。一战期间帝国主义国家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无锡工商实业家们抓住难得的机遇，竭力拓展业务范围，利用国内多次爆发大规模的抵货运动，努力发展国货。

无锡地区本身市场有限，市场占有率容易饱和，但无锡的实业家们并未谋求行业垄断，反而持开放合作态度，良性竞争，共同发展。如唐蔡集团与荣氏集团的产业颇有重合之处，但他们并非依靠价格战而内耗，而是采取错位竞争，九丰抢占无锡和江浙市场，茂新则开辟东北和南洋市场。即便深陷在困境中，工商实业家们亦不退缩，而是选择迎难而上，如荣氏在充满重重阻碍的逆境中组建起开源机器厂，由面粉业、纺织业转向重工业。

无锡民族实业家们重视交流开放，形成稳固的合作关系，如唐骧庭与安徽商人程敬堂、薛南溟和湖州人徐锦荣的合作，皆颇为成功，正因为他们眼界开阔，面向整个中国，同时瞄准世界前沿，才能够永立时代潮流。

其二，勇于变革，大胆创新，保持内在竞争力。为保持强大的竞争力，无锡民族工商实业家们矢志不移地变革，在技术、设备、组织、管理等方面不断追求创新，勇于摆脱常规思想束缚，将企业做大、做强、做精。

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起步晚，由于设备简陋，资金短缺，很多企业经营状况并不乐观。荣氏兄弟意识到必须大胆引进生产技术和更新先进设备，他们为面粉厂添置了新式美制粉磨，在动力设备方面改用电气设置，使燃料消耗大为减省。民族实业家们还仿造国外先进设备，始终保持先进生产能力。如薛寿萱聘用邹景衡、王左泉等一批技术专家，于1929年试制成我国第一台立缫式丝车，打破了日本的垄断。

无锡民族实业家注重引进吸纳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如荣氏兄弟较早对家族式管理进行改革，通过成立董事会，改革工头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荣氏兄弟的借款经营模式，就是打破中国人以勤俭为尚、靠积累逐步积攒资金的经商理念。荣德生回忆其兄时写道，“先兄气魄宽广，大度磅礴，遇事勇往直前，自奉节约，除生活必需之外，全部资财放在扩充事业上，不足则借款为之”。[3]

同时，他们糅合了传统儒学“仁爱”“德治”精髓，改善劳动生产条件和劳资关系，提高劳动效率。如申新三厂的劳工自治区让工人自我管理，改善劳工福利状况，丰富职工业余生活，实施免费医疗、上班期间免费就餐等惠工政策；永泰丝厂尽量减少工人工作时间，取消夜工，实行短时间休息制；丽新纺织印染厂通过规范化的生产经营技术改革、经营管理创新和市场销售成为一条龙的联合企业，在行业内成为典范。

其三，求真务实，创立品牌，造就民族实业历久弥坚。无锡民族工商业之所以历久弥坚，还在于工商实业家们始终脚踏实地，求真务实。注重实际和时效、树立品牌意识，是无锡近代民族工商业迅猛发展、经济繁荣的重要原因。

纵览无锡实业家从事的行业领域，虽百业纷呈，但其支柱产业却是粮食加工、纺织和缫丝，对应着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吃与穿。崇尚务实的工商实业家们深知，无论何时何地，人都离不开生存基本需求，他们兴实业，办实事，脚踏实地致力于实业为民。

1923年北洋政府农商部商标局成立时，荣氏兄弟率先注册“兵船”牌面粉商标，这是中国面粉工业的第一个商标，更是国内开天辟地的第一号注册商标。品牌意识是在经办企业的过程中，远离投机取巧，讲究信誉的表现。荣氏兄弟十分注重产品质量和社会声誉，当时国内面粉市场质量良莠不齐，“兵船”牌面粉绝不以次充好，因为颜色白、韧性好、质量较其他面粉为优，名声甚佳，销量遥遥领先，“兵船”牌商标，在国内外市场上乘风破浪。

薛福成、薛南溟父子创立的永泰丝厂中“金双鹿”牌丝绸，也是该行业的名牌，在1921年，代表中国丝业界赴纽约出席第一届万国丝赛博览会展览，并获得“金像奖”。[4]从此，“金双鹿”牌生丝商标，享誉海内外。另外，庆丰纺织厂“双鱼牌”商标、九丰面粉厂“山鹿牌”商标、永泰第一制种场改良蚕种“永字牌”商标等同样享誉盛名。无锡近代民族实业家努力创立品牌，树立品牌形象，提高市场知名度，使无锡民族实业的市场竞争力大大提升，经久不衰。

其四，义利兼顾，济民裕国，肩负民族企业之重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无锡的民族工商实业家主张义利兼顾，注重实业运作，瞄准国计民生，兼顾发展前景，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结合。明清时期，无锡诸望族捐义田，办义庄，兴义塾；许多钱庄账本封面上赫然写着“克存信义”，表达求利顾义、诚信无欺的价值取向。

无锡的民族实业家们创办实业，是为了改变旧中国民穷国弱、列强侵凌的局面，爱国救国，是他们兴办实业的精神支柱。荣氏兄弟创办企业并非以追求金钱与利益为重，而是努力为中国人民谋衣食，展现民族工商业者“关注民生”的远大情怀。荣宗敬在经营钱庄时就认为，虽然经营钱庄能获小利，但不如举办实业，以利民生。荣德生认识到，中国要富强，就是要快速地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他们深知国家强，则企业强；企业兴，则国家兴。新中国成立前夕，许多人和资金转向海外。荣德生反对企业迁厂外逃，决心留在祖国继续经营企业，守护工厂，迎接解放。不久，留在大陆的荣家企业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标志着中国民族工商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家国荣辱之间，无锡民族企业家作出了正确的选择。抗战期间，日军欲借助唐家来展现所谓“中日亲善”的假象。唐君远认为与日本人同流合污就是谋害自己的中华同胞，并愤慨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可坐牢，也绝不接受日本人的要求，充分展现了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热爱祖国、威武不屈的凛然正气。日方妄图逼唐君远就范，将其关押，想以“破坏日中亲善、破坏大东亚共荣圈”之莫须有罪名，将其治罪。唐君远被关将近半个月，在精神屈辱和人身威胁面前，仍坚定地拒绝与日本合作，表示自己早已作了最坏的打算。后由唐骧庭请求合作洋行的日商出面，日方才将其释放出狱。通过这次遭遇的空前浩劫，唐君远充分意识到：个人的命运、民族工业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民族工商实业家们在谋利后主动选择造福桑梓，回馈社会，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荣氏兄弟开钱庄办工厂获益后，就开始捐资兴学，荣德生高度重视人才教育，认为创办学校、培植人才是地方发展的坚实基础。自1906年至1913年间，他就创办了8所小学，在1919年开办了公益工商中学。1947年，荣氏在艰难处境中仍斥资创办了江南大学，并在全国高校首开先河，开设食品、管理等应用类专业，为国家培养了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为企业提供技术后盾和文化支撑。其他实业家莫不如此，唐家创办国学专修馆，杨翰西创办广勤小学，匡仲谋创办匡村中学，钱殷之创办江南中学，等等。他们还赞助办图书馆，如荣德生创办大公图书馆，薛明剑创办钟瑞图书馆、泰伯文献馆等。在实业家的支持下，无锡教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使无锡在近现代快速成为文化科技人才的高地。

无锡的实业家们热心于公益事业，推动无锡城市的近代化进程，造福无锡人民。1914年，荣德生倡议出资，修筑了从西门迎龙桥到梅园近9公里的开原路，这是无锡城乡之间的第一条公路。此后，荣德生、陆培之、祝兰舫、杨翰西等先后出资兴建广勤路、通惠路、扬化路等14条公路，总长48公里，使无锡城区与近郊连成一片。荣德生写道：“今后余生，更当尽我之力，为人民服务，以此身贡献社会，鞠躬尽瘁，此吾志也。”[5]近代无锡工商实业家为家乡及周边地区造桥铺路，出资积极开发建设园林，无锡的蠡园、梅园、鼋头渚等，至今仍是无锡最具代表性的风景名胜，颇为后人喜爱。

三、近代无锡民族工商文化的现代思考

无锡民族工商文化是优秀传统文化与近代工商实践融合与升华的产物，对无锡的发展崛起以及对整个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未来，必须继承优良传统，发扬锡商精神，为无锡民族工商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其一，继承工商文化内核，塑造工商名城气质。无锡是一座工商历史名城，具有深厚的工商文化底蕴。无锡因工商业而崛起，工商文化又哺育无锡不断前行。无锡民族工商文化是无锡谋求更大发展道路上的精神助力，也是无锡培养城市气质的土壤。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充分继承无锡民族工商文化的精神内核，充分发扬民族工商文化传统，不断培育独具特色的无锡城市文化气质。同时，要将新时代的智慧思想融入工商文化，赋予工商文化新的时代内涵，推动工商文化不断发展，推动塑造无锡工商名城的魅力形象，激发城市内生动力，力争将无锡建设成为符合时代要求的国际化、现代化大都市。

其二，弘扬创新精神，为工商文化注入新的内容。回溯近代无锡实业家群体的实业发展历程，创新精神对提升企业实力、壮大企业规模、推动企业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荣氏兄弟等实业家群体在企业陷入困境时，敢于破除藩篱、尝试探索、超越自我、抢占先机，使得无锡工商业和制造业走在全国前列。近代无锡工商业者善于审时度势，绝处逢生，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工商奇迹，彰显百折不挠的创新创业精神。改革开放初期，无锡再次抓住机遇，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经济体——乡镇企业，被誉为引领经济发展的“苏南模式”，无锡因此成为中国乡镇工业的发祥地，其经济地位再次位居江苏省前列。新时代无锡实业家们应弘扬积极进取的创新精神，创新经营管理，培养创新性人才，为无锡的创新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将无锡建设成为创新型城市。

其三，履行社会责任，共筑锡商梦想。近代无锡实业家们义利兼顾、饮水思源的处世原则，逐渐积淀成为无锡的文化共识，他们获利后在家乡兴办学校、修建公路、建造园林，为无锡文化事业、社会发展创造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尚利而崇德，正是锡商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真谛。新时代背景下，奋力建设新无锡，要学习锡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不拘泥于眼前利益，超越物质层面，乐于奉献社会的精神，为建设共同富裕幸福美好无锡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示范效应。

回望无锡的百年繁华，工商文化始终是无锡一抹鲜亮的底色。无锡作为一个底蕴深厚而能兼收并蓄、开放创新的城市，不断发展独具特色的优秀民族工商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必将谱写无锡民族工商文化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江庆柏.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74.

[2]江苏省文化厅.文化遗产与社会发展[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32.

[3]荣德生.荣德生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12.

[4]左旭初.民国纺织品商标[M].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6:72.

[5]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24.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荣氏家族与无锡民族工商业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编号20JZD037）的阶段性成果。

（刘大禹系江南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付薇 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江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