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论权威》是恩格斯立足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首次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权威观的经典文献，通过对以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深刻揭示了反权威主义者的思想谬误，科学阐明了权威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重温恩格斯的《论权威》思想，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完善民主集中制、落实“两个确立”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论权威；马克思主义权威观；领导核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经典著作中富含真理和智慧，是最好的教科书和营养剂。因此，学习经典是每一位党员的必修课，要善于从读原著、悟原理中把握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汲取治国理政的丰富智慧。《论权威》是恩格斯立足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首次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权威观的经典文献，通过对以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的个人无限自由和否定一切权威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深刻揭示了反权威主义者的思想谬误，科学阐明了权威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重温恩格斯的《论权威》思想，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完善民主集中制、贯彻落实“两个确立”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理论解析：权威观的四重面向

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科学阐释了权威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有力地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对权威理解的片面性、孤立性和静止性。只有坚持全面的、联系的以及发展的立场，才能真正洞悉权威的本质，直指其内在核心。

（一）权威的本质性

恩格斯指出，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因此，权威由强制和服从两个要素构成。有权力而无服从，叫作有权无威，反之则是无权有威。只有权力和权威共存，强制和服从相生，权威才会产生。强制和服从是权威的一体两面，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构成权威的有机整体。权威作为主体施加于客体，客体服从于主体的社会关系，其种类具有多样性。从权威的内容来看，有政治权威、文化权威、道德权威、宗教权威、医学权威、科技权威等。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从权威的来源将其划分为个人魅力型、传统型以及法理型权威三种类型。从纵向来看，在不同时代，权威类型的表现形式也有区别，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威形式分别为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等。此外，在不同性质的权威类别当中，强制和服从的内涵也有所不同。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权威的主体是为了维护资本家的利益，是从其自身利益出发的强制性，所以客体的服从也多是被迫性服从；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被消灭，公有制成为整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权威主体的强制性意志是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客体的服从性多是自愿性服从。

（二）权威的客观性

权威是客观存在的，广泛存在于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当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虽然，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中，权威的表现形式有所差别，但权威却始终存在，并且随着生产的高度专业化和社会化，权威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展当中。正如恩格斯所言，以现代资产阶级的经济关系来看，孤立的小作坊被拥有庞大工厂的现代工业所取代，大路上的马车被铁路上的火车所代替，小型划桨船和帆船被大型轮船所替代……单一的个人化活动正在被联合的、协作的、复杂的综合性工作过程所取代，而权威正是将这些综合性工作组织起来的必要前提。具体来讲，恩格斯分别举了棉纺厂的生产、铁路运输以及远洋航海三个例子，从生产、流通等环节进行论证。以棉纺厂为例，首先，从棉花到棉纺需要经过多道工序，要在不同的车间中来完成；其次，劳动者要服从机器自身的运行规律，也即是机器的权威，否则就无法进行有效的劳动；再次，一旦生产的过程中出现问题，就必须有一个权威来统一大家的意见。以铁路为例，铁路的运行是建立在多方协作基础之上的，而各方要实现有效协作就必须服从一个能处理一切相关问题的意志，否则铁路的运行就不可想象，而这个意志就是权威。以汪洋大海的航行来看，如果在航行的过程中出现危险，在人心惶惶、议论纷纷的状态当中，如要拯救全船人的性命，就必然要有一个绝对服从的意志。因此，只有服从权威，生产才能平稳有序，运输才能顺畅无阻，安全才能有效保障。

（三）权威的辩证性

关于权威的辩证性，主要体现在权威和自治之间的辩证关系上。权威和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以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鼓吹的权威与自治完全对立，即权威就是绝对坏，自治就是绝对好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权威和自治不仅有相互区别的一面，也有相互联系和相互统一的一面。自治是与民主密切关联的，是民主的外在表现，而民主是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其中，这种服从就是权威的体现。因此，自治是以权威为基础，自治的实现也必然意味着对权威的认可，没有权威的自治，必然会沦为一盘散沙或群龙无首的混乱、无序状态。在社会发展中，既不能将自治和权威对立起来，也不能偏重一方、厚此薄彼，过度强调权威，社会就会产生专制和暴政，缺乏生机与活力，陷入停滞状态；过分强调自治，社会则会出现各种无序的乱象。

（四）权威的历史性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权威在本质上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要为经济基础提供服务，以促进其发展。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生产力是不断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要适时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经济基础有差别，权威的表现形式也呈现各类差异，这是权威的历史性。以政治权威为例，在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等不同的社会形态当中，政治权威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质的不同。但是，随着生产力高度发达，阶级和国家逐渐消亡，政治权威也会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同时，虽然政治权威会随着社会的高度发展而走向消解，但这并不代表权威就会不复存在，其它类型的权威依然会存在，或会转化为另外一种新型的权威类型而存在。

二、历史脉络：马克思主义权威观的中国化进程

纵观世界共产党执政史、社会主义建设史、人类社会发展史，《论权威》思想和原则始终贯彻其中。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历程中，始终将马克思主义权威观内嵌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文化，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权威观的本土化和时代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威思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和坚强保障。

在波澜壮阔的百年党史中，只有确立党中央的权威和锻造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一次次战胜纷繁复杂、波诡云谲的历史挑战，才能一次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推进伟大事业不断走向前进。然而，在建党初期到遵义会议之前的历史时期，由于我们党并未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也未能建立起稳定有效的党中央权威，直接导致党的事业屡屡受挫。在此期间，我们党先后犯了一次右倾主义和三次“左”倾主义错误，给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

1935年的遵义会议，明确指出“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带来的重大危害，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路线，在我党生死存亡之际，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自此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领导核心逐渐形成。但是，马克思主义权威的形成和确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同一切破坏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行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巩固的。在长征之时，张国焘公然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坚持率军南下，甚至要另立“中央”，自任“主席”，悍然挑战党中央权威，妄图分裂党和红军。在抗战时期，王明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否定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对党中央的权威再次进行挑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张国焘和王明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有力的斗争，切实维护了党中央权威，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核心地位。随后，党的七大胜利召开，指出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伟大领袖，并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有力维护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为后续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组织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急需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是建设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前提。只有保障党中央的权威，才能使全国上下万众一心，有序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57年5月，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党中央的领导和权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改革开放时期，面对“十年动乱”对党、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严重灾难，中华大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迫切需要重新树立党中央权威，改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邓小平同志指出，只有维护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权威，才能解决问题、战胜困难、办好大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欧发生剧变，苏联走向解体，西方国家进一步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使很多国家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背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积极汲取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坚持马克思主义权威观不动摇，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使中国共产党经受了各种磨难与考验，开辟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内外形势更加复杂和严峻，各种风险与挑战层出不穷。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两个大局”之下，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长，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发生重大转变，社会主要矛盾出现深刻变化，与之同时，党内也存在淡化党的领导、削弱党的建设、虚化党的组织等问题。因此，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领导核心，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民群众幸福安康以及社会和谐稳定的大事要事。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局和历史的高度，旗帜鲜明地指出，“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让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有了定盘星和压舱石，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三、价值意蕴：马克思主义权威观的当代启示

恩格斯在《论权威》中关于权威的系列论述，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权威观的基础。全面理解和把握权威观的基本内涵和内在逻辑，在今天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

无产阶级政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正是由于在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能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整合力量，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筑牢坚实的思想基础。只有党内思想实现统一，才能进一步统一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意志和行动，才能汇聚起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才能更加自觉、更加主动、更加自信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在推进社会发展中始终把握正确方向、遵循历史规律。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就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武装全党，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维护党中央权威。比如，三次历史决议均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巨大历史成就以及重要经验教训，都在重大历史关头统一了全党思想，凝聚了党心民心，保障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向前进。

（二）坚持民主集中制不放松

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领导的制度保障。民主集中制作为我党根本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能切实将发扬党内民主和实行集中领导有机结合起来，将激发创新活力和统一全党行动有机结合起来，将行使权力和履行责任有机结合起来，能有效克服分散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保证全党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民主集中制由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共同构成，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具体工作当中，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要做到：在酝酿准备阶段，要集思广益、博采众长，而不能闭门造车、独断专行；在贯彻执行阶段，要令行禁止、坚决落实，而不能三心二意、犹豫不决。历史上，作为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权伟大尝试的巴黎公社之所以昙花一现，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武装人民的权威用得不够。法国工人阶级虽然通过革命权威建立政权，但由于未能及时建立起有效的民主集中制制度，致使其始终无法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集团，最终必然走向失败。苏联作为一个能够与美国争霸的社会主义强国，历经69年而走向解体，其关键的因素就是由于苏联领导人自动放弃了党的领导权和民主集中制。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逐步走向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其核心要素就是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领导不动摇。

（三）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不懈怠

党内法规制度，作为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制度实践，从制度的层面进一步明确了维护党的领导权威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长远之策和根本之策。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党内法规制度在保障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权威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十八条明确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通过党章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形成制度性约束，进而维护党的权威。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再次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以及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明确反对标新立异和自成系统的不良现象。总之，通过严格执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不断完善以“1+4”为基本框架的党内法规体系，进一步扎紧制度的笼子，切实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力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领导。

唯物史观认为，作为肩负实现共产主义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确立党的领导核心，维护党中央权威。否则，就难以作为一个整体而行动，也就难以实现打破旧社会、建设新世界的历史任务。《论权威》作为论述马克思主义权威观的经典文献，深刻阐释了确立和维护权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正确认识新时代“两个确立”的形成条件和地位作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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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45.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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