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一带一路”在供给全球公共产品、推动全球治理、支持东道国国家治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中美战略博弈和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动荡调整，推动了“一带一路”建设风险趋升。面向未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需以项目合作为引擎，扎实推进机制化建设，关注重点领域高质量推进务实合作，满足东道国发展需求，构建有特色的区域价值链。

关键词  “一带一路”倡议；全球治理；高质量共建

自2018年习近平主席提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新要求以来，“一带一路”建设的新阶段就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在2019年4月26日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我们要聚焦重点、深耕细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方向不断前进。”2020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2021年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明确了“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四个维度，即“更高合作水平、更高投入效益、更高供给质量和更高发展韧性”。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俄乌冲突加剧全球政经格局动荡调整，世界发展面临困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体现中国的大国担当，对解决全球性问题、支持东道国的国家发展也起到显著的正向效应。

一、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必然性

提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有其时代必然性。“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提出后，中国治理和中国方案加速融入全球治理体系，已形成“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总体布局，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和包容性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一带一路”落地生根后，相关项目的推进遭遇到更为复杂的国际形势。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战略竞争态势凸显，“全球治理失灵”现象异常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一）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赤字加剧

随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非西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更为明显。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西方治理”效力低下无序，没有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认可和支持。为排斥“一带一路”倡议、争夺地缘政治权力，美西方针锋相对提出了相应的全球公共产品菜单，以争夺地缘政治权力。如美日澳开发的“蓝点网络计划”、日本推出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G7公布的“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计划。这不仅无助于破解全球治理困境，相反加剧了大国战略博弈。这一系列行为也加剧了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赤字，刺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推出更高质量的公共产品来缓解危机。

（二）正面回应质疑之声，增强发展韧性

“一带一路”倡议在务实推进过程中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和支持。与此同时，由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建设速度快、规模大及效率高，一些东道国难以适应“快节奏”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难免会产生质疑之声。如一些国家担忧“一带一路”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是中国利用自身禀赋强化自身影响力；一些国家担心可能存在的“债务危机”，焦虑同中国经济互联互通会影响经济自主性；一些项目合作的透明度和持续性还不足，在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技术合作上容易遭致外界的质疑；还有一些国家担心存在“选边站队”的问题，担心长期共建会影响同西方国家的经济合作。加速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稳妥开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培育新的合作增长点，推动供给高质量的全球公共产品，不仅从正面回应一些国家误解质疑，也加深东道国对中国的信任感，增强发展韧性。

（三）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重大战略部署，是我国准确抓住新一轮战略机遇，统筹内外资源构建新型核心竞争力的战略选择。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强调，要统筹考虑谋划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共建“一带一路”，聚焦新发力点，塑造新结合点。“一带一路”建设不仅要构建广泛朋友圈、与相关国家互利共赢，同时需要提高国内各区域的开放水平，拓展对外开放领域；不仅要推动国家间互联互通，同时要盘活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中欧班列的高质量发展就体现了这种有机结合。“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实施以来，我国同欧洲与沿线国家往来日益密切，物流需求日益增长，这为中欧班列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截至2021年底，中欧班列已通达欧洲23个国家180个城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欧班列逆势上扬，不断开拓新通道、运能大增，单月开行量也长期连续超过千列。中欧班列推动我国内陆多个省市建立起全新的对外开放产业格局，有力保障了原材料、抗疫物资、产品的通畅运输，展现了良好的发展韧性与潜力。

二、 “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

互联互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主线。无论是基础设施的“硬联通”，标准规则的“软联通”，还是各国人民的“心联通”，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加速经济要素在全球顺畅流动、发挥比较优势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推动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平台。

（一）共建“一带一路”引领经济全球化

“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潮，为地区和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动力，逐步搭建起公正合理的地区和国家互信机制，推进了不同文明的互学互鉴，有效减轻了全球秩序变革带来的无序风险。2016年4月，中国外交部与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签署了《关于推进地区互联互通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向书》，截至2022年7月底，中国已与149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合作文件。在战略发展层面，“一带一路”倡议对接了多个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行政部门，促成了政策沟通联通；在具体合作领域，“一带一路”倡议又能推动相关机构合作，促成了各个领域合作的集约高效。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中国资本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作用更为明显，以至于各国普遍承认“没有中国的资本，类似（基础设施）工程永远不会完成”。［1］

共建“一带一路”激发了沿线地区和国家的比较优势，促进区域内贸易和服务联系。2013—2021年，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达9.17万亿美元，年度贸易额从1.04万亿美元扩大到1.8万亿美元，增长了73％。“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务实合作引领了全球化，缓解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的发展焦虑，反映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崛起的现实和活力。

（二）共建“一带一路”供给地区公共产品

“一带一路”倡议多边合作机制，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为载体，凝聚发展共识，推动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构建。一是建立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多边合作平台。如2016年建立的澜湄合作机制,推动了中国与湄公河流域5个国家之间的合作；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平台推动“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最终实现建设“上合组织自贸区”的设想；“一带一路”对接非洲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合作补足发展短板，贸易互通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绿色与能源项目高质量合作缓解当地能源危机，助力非洲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融合发展。二是强化南南合作制度供给，提升现有合作水平。如2014年筹建签署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初始成员国除新加坡外都为发展中国家；2015年中非合作部长级会议升级为峰会；2019年推动中国和中东欧国家跨区域合作平台稳定发展；2021年举办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都堪称南南合作的典范。中国已经与13个相关国家签署了7个自贸协定，参与G20集团“缓债计划”，成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MCDF）基金等多个措施,推进南南合作稳步进行。三是以项目共建重塑区域价值链。“一带一路”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下逆势前行，做好复工复产，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除此之外，“一带一路”共建还涉及到公共卫生、数字经济、城市治理、绿色发展、能源、科技等方面合作。中国将内需作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降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通过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引领，继续扩大对外贸易投资，支持更多境外企业打开中国市场。“一带一路”建设在团结抗疫的契机下，稳定了全球价值链，重塑了合理的区域价值链。截至2022年6月底，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累计约12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超过1400亿美元。［2］此外，中国同15个亚太国家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提出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

（三）共建“一带一路”提升东道国国家治理能力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几年来，对东道国的国家治理能力提升也非常明显。“一带一路”建设旨在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需求。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环境较为脆弱，当地存在族群、恐怖主义和分裂冲突风险；一些国家处于地缘竞争的核心地带，致使大国博弈严重干扰其自主发展道路；一些国家基础设施老化，营商环境难以及时得到改善。解决全球治理赤字问题就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关系问题。当今全球，数字革命加速进行，竞争节奏逐渐加快，不解决发展问题，任何事业都无法开展。

“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充分挖掘东道国的资源禀赋，相关对外投资和援助项目给经济欠发达和冲突多发国家、地区解决了发展问题。“一带一路”通过三类机制增强东道国的国家治理能力，提升了全球治理能力。一是通过基础设施项目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营商环境，进而影响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作为国家重要的基础权力，行政、教育、通讯和交通等基础设施影响国家汲取资源和贯彻意志的能力，促进福利资源的积累。二是提供制度型平台，促进沿线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建设中，推动东道国经济体融入全球化进程。“一带一路”蕴含着“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五通”等理念，受到沿线国家的欢迎和支持。沿线低收入国家，由于内外复杂因素造成经济萎靡不振，对经济合作充满期待。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工业园区，在深海港口、经济特区提出更多的合作，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这些国家有越来越多企业参与了跨境生产和服务，通过参与相关平台融入到全球和区域价值链体系，敦促政府改变和提升本国治理水平以适应新形势。三是通过务实合作冲击原有政治生态，有助于塑造新的关系结构，沿线国家从中获得更多发展红利。“一带一路”倡议并非在真空中运行，其对外合作自然会引起美西方等发达经济体的担忧和防范。一些大国视“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塑造新的全球和地区秩序的工具，旨在实现中国的外交政策目标。美日等发达国家在相继采取制衡、对冲和楔子等战略离间沿线国家对华关系同时，也采取积极的基建和规则机制等相关领域竞争来重塑在东道国的影响力。这反过来促使东道国积极利用自身禀赋同大国周旋，使之获得更多的发展红利。“一带一路”倡议更关注当地政治、社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助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促成沿线相关国家的互利共赢，这使“一带一路”倡议更受欢迎。此外，西方国家编造“一带一路债务陷阱”“分裂欧盟”等话语影响东道国对华项目合作态度，而中国在项目对接与合作中汲取更多的经验，以更高质量更高标准提供公共产品，有利于建立互信和更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

三、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路径选择

习近平主席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强调，“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应着眼于努力实现“更高合作水平、更高投入效益、更高供给质量和更高发展韧性”，从全球治理的角度看，可以归结于扎实推进合作的机制化建设、更高质量的务实合作、更有效的合作项目以及更优化的合作方式，总结起来即可持续、惠民生、高标准和强韧性。

（一）扎实推进“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

“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作为引领者已与共建国家形成了全球、地区和双边层次的合作机制，在具体功能领域也形成了多个有创新价值的合作机制。这些合作机制有助于互联互通，推动项目合法合规进行，建立相互支持、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互信关系。在应对项目合作风险方面，监测和预警机制也取得不少的突破。现有的机制较能覆盖“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且能较好反映合作方的权利和义务，机制化水平已经颇具规模。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当前国际共识是不稳定的、不确定的，民粹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技术保护主义等思潮冲击国际社会的稳定，同时也会导致国家间竞争异常激烈，已有的合作机制将遭遇多种风险和压力。共建“一带一路”若仅保持原有的规模，不深耕细作，势必无法赢得国际社会和东道国持续不断支持，误解质疑也一时难以消除。扎实推进机制化建设，坚持需求导向、实践导向，剔除制度冗余，不追求大而全的机制类型，以包容、多元和务实的原则，适应形势及时调整合作框架和思路，保持机制的兼容性、开放性与可持续，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才能取得硕果。

（二）关注重点领域高质量推进务实合作

 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解决全球可持续发展问题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指明了方向。中国同海外相关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已颇具规模，兴建了一批铁路、公路、港口、管网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在高铁、5G网络、特高压电网等领域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与传统基础设施相比，中国新基建在“一带一路”项目中发展潜力巨大。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全球产业变革以及新型全球化给各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坚持创新驱动，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成为发展中国家弯道超车的重要途径，也是发展中国家迫切希望实现进步的关键领域。遵循“全球发展倡议”，要与发展中国家一道共建健康、绿色、数字“丝绸之路”，以高标准完成项目，合作方能行稳致远。

（三）满足东道国的发展需求

在同相关国家项目共建中，要考虑如何将中国元素、中国的世界关怀和中国标准融入到建设领域，并依据共商共建的精神，使发展成果为各国高度认可和支持，形成对华项目合作黏性和发展韧性，提升投入效益。高标准项目建设不应只追求速度和规模，而应深耕并优化已有的项目、经济特区、工业园区、海港建设以及相关知识和技术转移项目，在项目合作和运营上更为务实高效，满足东道国的发展需求。在“一带一路”共建过程中，多建设惠及民生的公共工程和社会工程，提升中资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也需形成灵活高效的沟通机制，就各类问题加强同东道国的交流互动，打消东道国在相关合作上的疑虑和担忧。这些都将使得“一带一路”建设在“软联通”和“心联通”上取得更大进展。

（四）构建有特色的区域价值链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发展模式各异，甚至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意愿和能力千差万别，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解和目标也各有不同，但大多期待取得实实在在的发展。针对发展共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需形成灵活高效的合作方式，不追求一元化的合作路径。当前，发展中国家抱团取暖、团结互助的决心不会变。针对不同地区、国家的需求，需有不同的共建方式、项目和服务。同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相比，区域价值链既有利于相关国家减少对当前时断时续全球价值链的过度依赖，又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相关产业自主发展，推动各国市场的区域化转型。构建相应的区域价值链，通过“中国市场”“中国工厂”与相关对象国直接对接，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确保在逆全球化风浪汹涌、全球价值链受到威胁之际，发展中国家和衷共济，壮大全球治理中的发展共识。

参考文献：

［1］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江苏省民营经济研究会课题组.民企参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成效、问题和对策［J］.民营经济,2020(04):51. 

［2］国家发改委网站.国家发展改革委8月份新闻发布会［EB/OL］2022-08-15,https://www.ndrc.gov.cn/xwdt/wszb/8yxwfbh/

wzsl/?code=&state=123.

（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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