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通过对“器”的时代语境分析，指出“器”可用于人物品评，并为正面词语，既可比喻人之器能（“器用”），又可直接喻人。在此基础上，分析出刘勰作《文心雕龙·程器》篇，从比喻人之器能的角度看，是为了表明理想人格需要贵“器用”而兼“文采”，鼓励文采之士培养“器用”；从喻人之义看，《程器》通过论“器”（“人”），在结构上和《原道》进行呼应，并将《文心雕龙》中的谱系完善为道—圣—文—器（人）。

关键词  《文心雕龙》；程器；才器；道器

《文心雕龙·程器》篇历来颇有争议。主要集中点为二：其一为该篇主旨，其二是该篇在《文心雕龙》中的整体定位。产生争议的原因在于，《程器》全文论述颇不缜密，①并且，《程器》通篇论人，看似与《文心雕龙》论文之旨分离，需要加以解释。②因此，研究者对此篇的分歧极多。③但是检阅当前讨论可知，目前关于《文心雕龙·程器》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主旨和结构安排，对于该篇中“器”之内涵讨论不多。本文认为，理解《程器》的关键，在于明晰当时语境中“器”的语义。只有在对此概念进行时代语境的还原之后，才能进一步理解刘勰所指为何。故下文将从“器”之语义入手，探讨《程器》之“器”的内涵及《程器》一篇在《文心雕龙》中的意义。

一、器之语义

《说文解字》解“器”：“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④由于“器”和人类生活的高度相关性，“器”也引申出和人相关的比喻义，既可论人的实用性能力，又可直接喻人。在《文心雕龙·程器》中，“器”便是在和人相关的引申义上使用的。而这一用法，早有渊源。

以早期经典《论语》为例，考察孔子如何以“器”论人。可以发现，孔子既以“器”论人之识量能力，如《论语·八佾》中，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又以“器”喻人，如《论语·公治长》中记载：“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在以上语境中，“器”成为了一个评价性的词语，人和“器”之间建立了某种密切关联。因为器通常拥有容量，便可以引申为人之心胸识量；而器本身有的特征，也可以和人的品性相关联。在这种语境下，某人有“器”，即拥有和器类似的器用、器量；某人为“器”，即是将其比作某种特定之器。

孔子同样强调过“君子不器”，这也进一步说明当时将人和“器”关联起来思考的倾向。孔子强调“不器”，也并非是要割裂人和器之间的联系，而是要强调君子和器物不同，不能仅仅以器物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梁皇侃疏曰：“此章明君子之人，不系守一业也。器者，给用之物也。犹如舟可汎于海，不登山；车可陆行，不可济海。君子当才业周普，不得如器之守一也。”器物通常有固定的用途，但君子却不能如此。器的实用性令其适用范围单一，但孔子却希望君子们能“周其用”，而不是像器物一样，仅仅是使用的对象。

虽然孔子论人时，又言器，又言不器，却并不矛盾。实际上，这和他对君子的定位有关。《论语·子路》中有记载：“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⑤从此处能看出，君子乃为能“使人”之人，是将来的统治者。而被其所用之人，则有“器能”即可。对于统治者来说，当然是“徳施周普”为宜，这样才能明白如何使用拥有不同器能的人才；而对于被驱使的人才而言，他们要考虑的不是如何更广泛地使用人才，而是要如何将自己擅长的器能专精发扬，为上位者所用。

再以《全晋文》⑥为例，考察“器”在具体语境中的使用情况。除去标题和内容重复的、以及注释中掺杂的，《全晋文》中共有357处提到“器”之一词。其中，“器”代指器物或作为器物总称（人为或自然）而使用的情况，共有274条，其中“器械”（11条）、“神器”（39条）、“名器”（19条）等已经成为了固定词语。而“器”用于喻人的引申情况共有83条，其中，“藏器”（9条）、“器识”（5条）等词语也反复出现。

通过统计能够发现，“器”和人相关的比喻义被广泛使用，接近总使用率的三分之一。并且，在用于人物品评时，“器”是一个褒义词，往往只有在赞扬的语境中，才会用“器”称之。既可以用来直接表扬人，如“美器”“德器”；也可以直接称此人有“器”或为“器”，以明其才。批评一个人的时候，往往称之为“小器”，或者“器朽”。由此可知，至迟在晋时，“器”已经成为一个被广泛应用的人物品评词语。

以上的分析均说明，“器”在当时的语境中，用于形容人时，是一个中性偏正面的词语。在以为国成务为最高价值的视角下，人被比为“器”不是一件耻辱的事情，反而是一句很高的赞扬，也是读书人追求的目标。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刘勰才能做出《程器》，主要从“成务”的角度，强调文士在拥有了“文采”的情况下，如何让自己变得“有用”，以“华身光国”。

值得注意的是，“器”可以做双重理解。一是理解为“器用”，即接下来刘勰引用《周书·梓材》所提出的“贵器用”而“兼文采”；二是直接承接《原道》中“有心之器”的理解，理解为“人”。由此，本篇主旨也蕴含了双重含义。其一，刘勰希望通过澄清文士处境，而鼓励文士培养器用，成为真正的“梓材”；其二，本篇通过论“器”，也就是论“人”，和《原道》形成结构上的呼应。下两节将就这两点分别论述。

二、“才能”之“器”

《文心雕龙》中，“器”共出现29次。其中，明确运用其器物本义的有21条，剩下的都是在比喻的意义上使用。在《程器》篇中，刘勰首先是在“才能”的意义上使用“器”喻，然后在此基础上，将“器”与“人”联系起来。

刘勰在篇章开头处即引用《周书·梓材》，提出士应当“贵器用”而“兼文采”的要求。但通过上节分析可知，士需要拥有器用，在当时乃为流行观点。那么，刘勰作《程器》，是向流行观点妥协，还是另有原因呢？

实际上，在“器用”的重要性已经被时人接受的基础上，刘勰所要提高地位的，恰恰是“文采”的重要性。当他把价值上较低的“文采”和已被普遍认可的“器用”并列之时，“文采”便已经获得了与“器用”在价值上相当的地位。拥有“文采“的文士，也就和具有“器用”的士人一样，拥有一半的理想人格，都需要完善。《文心雕龙》前四十八篇，都是针对如何发展品鉴“文采”而作；这篇《程器》，则是刘勰针对已经拥有“文采”之士的建言。

但从现实来说，“器用”和“文采”，很少被认为价值相当；而往往被对立起来，或被进行高下比较。从文人来说，有些人“务华弃实”，将“文采”的价值放到“器用”之上，导致了不良风评；从客观环境来说，由于“器用”为社会衡量成功人士的重要标准之一，仅有“文采”、缺乏“器用”的文人群体，便难以得到时人的尊重和承认。甚至导致了偏见，反过来加剧了“文采”之士与“器用”之士的对立，也让“文采”之士愈发对“器用”嗤之以鼻。由此可见，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必须要先澄清偏见，调和“文采”和“器用”的对立关系，既让时人看到偏见导致的对立、认可“文采”，也让文士走出偏执、看到“器用”的价值，努力培养“器用”，成为真正的“梓材之士”。

所以，虽然标题名为《程器》，全文却并未出现考量器能、或分别才力的部分，而是通过澄清针对“文采”之士的误解，为其正名，以提出器用与文采兼重的观点，鼓舞文士培养“器用”，实现他心中的理想人格。

刘勰首先指出，那些批评文士的个人和群体实际上犯了古今不分和以偏概全两个错误。仅仅存在于历史上、或个别文士的行事之差，却被后来的批评者们“混之一贯”，将批评扩大到当代的整个文士群体。

对他们的批评内容进行概括，可以发现主要有以下三种批评角度：性格缺陷、行事不合礼法、参与政治倾轧。其中，基于性格的问题可能确实存在，如韦诞之言；而基于行事、或政治做出的批评，当是由于见诸史册，或有人论说。由是观之，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批评者（或批评来源）：一为流行意见，此应基于魏晋以来人物品评风气而形成的评价框架，主要基于个人性情，并以能否有助于“器用”为标准；一为史书记载，此乃见诸史籍之公论，但当时应当有人借此批评文人为人，这种批评便往往基于记载与现实的互动。

针对这些批评，刘勰分别给出了理由。对于个人性情的批评，他认为此乃天生之性，并不应构成非难人的理由。并且，刘勰在《情采》篇中已经讨论了陶铸性情的办法，认为“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这种天生之性也能对“文采”有所助益；针对第二种批评，刘勰则寻找了一批见诸史籍、功业显著的士人，指出了他们和文士类似的缺陷（行事之失或政治倾轧），并借此进一步论证，文士被讥讽，往往是因为他们没有获得政治地位。

因此，这些针对文士的外部压力，都是因为世人无法透过“文人无位”的表象，看到文人有才的内里。刘勰便推导出一个结论，即“名之抑扬，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从客观环境来说，众人通过外在表现，判断为人品性，这已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现实，但是对文士来说，客观的政治地位并不是不能改变的。既然没有政治地位，就难以获得世人承认，那么文士就应当奋起，去学习培养自身之“器”。所谓“君子藏器，待时而动”，指的便是君子要保持可以参与国家现实政治的才能。“器”不是个人的才华天赋，而是一个人能够进入政治生活的基础。

由此，“器”和“文”进一步结合起来。正是因为有“器”，这个人才能够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实践之中，建功立业。但也正是因为有“文”，这个人才能“豫章其干”，并进一步“腾声飞实”（《自序》），在史书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为现实的国家作出贡献，也可以给自己带来后世声名。

三、“道—器”之“器”

由于上文已经指出，《程器》之“器”可以从广义上理解为喻人，在《文心雕龙·原道》（以下简称《原道》）篇中，也出现了以“有心之器”比喻文士的说辞，那么，《程器》作为《文心雕龙》“其为文用”的最后一篇，通过论“器”（人），在结构上和《原道》形成了首尾相应。这提示出了刘勰在结构上与《周易》的相关之处，通过“道”“器”对举的方式，《文心雕龙》的体系构建得以完成。

实际上，《文心雕龙》与《周易》的关系非常密切。⑦刘勰在《自序》中言明，“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文心雕龙》除《自序》外，共四十九篇，符合周易大衍之数。由此，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程器》，需要将其置入《周易》“道—器”体系中去理解。《周易·系辞上》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的价值便来自对“道”的彰显，“器”也被视作“道”的有形体现。

但在易学之中，“道”和“器”之间，还存在着“象”。“道”究竟是直接表现于“器”，还是需要经由“象”的中介，甚至“象”的限制，这是一个拥有争议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了“器”的地位。若“象”仅为中间的一个环节，在逻辑上和“器”没有派生或包含关系，那么认识“器”便仍旧是回归“道”的重要环节；若“象”对“器”有所限制和规范，“器”可经由“象”而推演，那么对于明“道”而言，认识“象”显然比认识“器”更为根本，“器”也因此处于派生地位。

天生有道，圣人“观象制器”，法范万物。为了认识和把握具体之物，指导现实政治生活，理解和把握“象”的规律便成为重点。由此，汉人热衷于通过“象”来推演把握、甚至规范有形之“器”。故而在汉代易学中，以“易象”更为关键，而被制之“器”，自然等而次之，在逻辑上成为了派生者。在玄风大盛的汉末以降，不同于汉代象数派易学对“象”的强调和迷恋，义理派易学强调从形器中去学习和认识“道”，“‘道’不是虚悬之物，必须通过有形事物（形器）表现出自己的存在”。⑧

在汉代被挺立起来的“道”，在现实的分裂中丧失了公信力，文化精英们更热衷于从本体上重新建构“道”。无论是“象”还是“器”，对于“道”来说，都是派生者，是为了重新悟“道”而需要仔细认识的对象。由此，在东晋时期义理派易学家的努力下，“形器”的地位被挺立了起来，它不再是象的派生物，而是同样蕴含着求道之途的现实。

东晋时期殷浩与孙盛之“易象妙于见形”的辩论，便是关于“象”“器”二者，何者明道的争论。“象数派孙盛，以《系辞》‘圣人立象以尽意’为据，持‘象尽意’论，即‘易象’是理解圣人之意的惟一途径；义理派殷浩，则以《系辞》的‘言不尽意’为据，引申出‘象不尽意’论，认为易象是圣人的意象，并非易道。研究‘道’，要运用形名方法，对形器作具体分析”。⑨在面对“道”之时，“象”和“器”一样，均有局限性。因此，汉代所建构的“象”对“器”的逻辑优先性被打破。为了回归“道”，必须重新考量“象”“器”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器”被纳入认识考量的范围，“象”回归为“道—器”中的一个环节，二者在价值上没有区别。

天生圣人，圣人以道观象，又观象制器。常人由形见象，由象明道。而得象则可忘言，得意则可忘象，整个过程是灵活而可往复的。由此，在义理派易学的谱系中，便形成了“道—圣—象—形（器）”这样一个可循环的谱系。

刘勰正是运用了同样的思路，将“文”与“道”联系在一起。由于“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原道》），而圣人也作“文”垂范后世，故而引申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原道》），建立起一个“道—圣—文”的谱系；在结尾又作《程器》一篇，如此便提示出，实际结构当为“道—圣—文—器（人）”。

刘勰在《原道》一篇中为文立言，指出了“文”的合法性来源，即“道”。在后来的诸篇中，他便通过对文章体裁的分类和文章写作方法的分析，指出文人如何通过作文，来达到对道的体认与彰显。而《程器》则进一步明确出文士学文做文，不仅能体道，更需要践道。学文不仅是为了为文，也是为了明道；而为了明道，不仅要作文，更要发挥出自身的“器用”之资，通过现实的形器去理解“道”，这是一个循环流动的过程。这就是为何“有心之器”，却非圣人的文士，所作之文也有道之依据；也解释了为何文士作文之后，仍需践道而忘文。因为这本就是在同一逻辑链条下的自然展发之理。

四、结语

由此能够发现，刘勰作《程器》，在结构安排和深化全书主旨上用心良苦。他既是为了鼓励读者（即文士）能奋发向上，履文践道，又是为了和《原道》形成对应，将“道—圣—文—器（人）”的谱系明晰出来。这一时期的“器”已经拥有了褒义的内涵，以“成器”为目标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因此，刘勰在为文立言的基础上，另作《程器》，希望文士不仅能学会如何正确为文，也能进一步努力践道。

因此，《程器》赞中的“文德”不应作“文士之德”来理解，而应当联系《原道》篇所言：“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一句理解，解为：“前代贤人彰显了文之德。”这种“文德”，不止是简单的文采雕缛。在《原道》的诠释中，“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辉事业，彪炳辞义”。对天文和人文的深入掌握，都能带来“发挥事业”的后果。“文”和“道”并非是单向的存在，相反，正因人为“有心之器”，人才能够在感受和理解到“文”，进而发挥事业，履文践道。

经过这样的明晰，也能发现这一篇并非在讨论文人的道德品行问题。刘勰将“文人之疵”的原因归结为时人以偏概全的态度，这不是对文士的批评，而是对现实的纠偏。故而全文主要是在提出理想士人标准，并在澄清对“文采”之士偏见的基础上，强调文人培养器用的重要性，指出真正能够发扬“文德”的人，也能够以己之器用“华身光国”，以此激励文士藏器待时，蓄素散采，在不得志之时以作文而体道，在时机成熟时则勇敢践道，成为真正的“梓材之士”。

注释：

①②纪昀评道:“此亦有激之谈，不为典要。”黄叔琳则以为:“此篇于文外补修行立功,制作之体乃更完密。”参见[梁]刘勰撰,[清]黄叔琳注,[清]纪昀评.文心雕龙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7:426-428.

③对各家观点，高宏洲对此有详细梳理，故本文不再赘述。参见高宏洲.《文心雕龙·程器》辨[J].殷都学刊,2019(3):60-62.

④王平,李建廷.《说文解字》标点整理本[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53.

⑤[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3:73,99,33,345.

⑥[清]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⑦关于《周易》与《文心雕龙》的关系，已经有很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可参见黄高宪.《周易》与《文心雕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周易研究,2004(2):60-65.

⑧⑨王晓毅.东晋“易象妙于见形”之辩及其意义[J].周易研究,2017(6):11.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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