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党百年奋斗之十大历史经验，彰显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理论价值。以辩证思维来分析，可以将其归结为：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与开拓创新、坚持独立自主与统一战线、坚持中国道路与胸怀天下、坚持敢于斗争与自我革命的辩证统一。以哲学的视角来审视，将其上升到哲学层面的一般规律，有助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将党的理论创新不断引向深入。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辩证思维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党百年奋斗的十大历史经验，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至上、理论创新、独立自主、中国道路、胸怀天下、开拓创新、敢于斗争、统一战线、自我革命。这些历史经验是经过无数革命先辈的流血牺牲和众多仁人志士的奔走呐喊所得出的，也是党在领导亿万人民群众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艰辛历程中所孕育的，是全党和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思想财富，更是现代化征途上引导我们取得新的胜利的明灯。以哲学的视角来审视，可以将其归结为以下五对关系。

一、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至上的辩证统一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从中西比较的视角看，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有着显著的不同。西方政党的主要功能在于赋予公民个人的政治角色，提供参与竞选、赢得选票的平台。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为责任和使命，它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血肉联系是从一开始就决定的。从历史的视野看，近代中国之所以能从积贫积弱、风雨飘摇的悲惨境况中走出来，中国革命之所以能由被动转入主动，中华民族之所以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中国人民之所以能见证企盼已久的美好生活逐步成为现实，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正确的领导。从现实情况看，面对波诡云谲的外部环境，面对国内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繁重任务，面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国防、科技、卫生、外交等领域不断出现的风险挑战，只有中国共产党有胆识、能力、经验、方法来沉着应对。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要想生存必然会面临着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这种生存的“匮乏”驱使着人类不断向外部自然探索，进行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活动。一方面，劳动不仅改造着外部自然，也使人掌握了生存的常识和自然的规律，重塑着自身。另一方面，通过劳动，人与人结成一定的劳动关系和生产关系，进而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形态。所以，人类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人类社会与人类历史都是人民群众的劳动所创造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坚持走群众路线，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和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同时，党对人民的承诺绝无停留在口头上，始终做到了言出必行。新时代，党中央高度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和区域、行业、群体发展不平衡问题。脱贫攻坚战的胜利使中国在全世界率先根除了绝对贫困，取得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基础。

党性和人民性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强调前者，就是强调坚持党的政治领导与思想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原则和立场，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妥协、不让步。强调后者，就是将人民利益、人民的主体性放在第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但无论强调任何一方，都不是对另一方的拒斥与遗忘。人民性的深刻内涵本身就包含在党性之中。中国共产党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求解放的政党，没有特殊的私利，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利益。党与人民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关系。没有前者的领导，人民就缺少引路人和主心骨；没有后者的拥护和支持，党就成为无源之水，处于独木难支的境地。

二、坚持理论创新与开拓创新的辩证统一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和指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迸发出强劲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它汇集了人类千百年来的文明精华，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运行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严密的逻辑、透彻的哲思、崇高的品格、宏大的视野征服着每一位阅读者，它历经一百多年的历史，经受住了无数次理论与实践的考验，依旧焕发着无穷的魅力。马克思主义也是革命的理论，一方面，它遵循辩证法的逻辑，不崇拜任何东西，以过程性和发展性的思维来看待和把握事物，以变革现实为己任，意图将不人道的旧世界革命化，为人类生存与发展寻求新出路；另一方面，任何一种理论思维都是历史的产物，在不同时代有着各不相同的表现方式。因而，理论要想彻底，就必须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时代脉搏，反映时代面貌，回答时代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之所以在今日愈发彰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能够不拘泥教条，面对不同国情和局势而能因地制宜，顺时、顺势而变，在不违背基本原则和精神的前提下，不断发展完善自身。

实践是理论的回应和反馈。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一直是马克思思索的问题。以往的哲学家仅仅将哲学作为反思、追问和解释现实的学问，而马克思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将哲思的视野放在现实和未来上，做出改变现实、影响未来的实际行动。实践上的开拓创新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义，同时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事业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拓创新的精神与气概。革命时期，面对着中国作为农业国的国情，党在“城市包围农村”这条俄式革命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设时期，面对着如何在地广人众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课题，党并没有在苏联模式之下亦步亦趋，而是“以苏为鉴”，提出了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十大关系”，开辟出一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新路。改革开放时期，面对着党内长期形成的思想僵化、因循守旧的困局，党提出要大胆地试，在没有既有经验的条件下，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地方的主动性，开辟经济特区，在困难重重的境况下“杀出一条血路”，带领全国人民迎来了希望的曙光。

理论创新与实践开拓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开展新的实践活动需要突破旧的思想框架的羁绊与束缚，而面对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新的条件，又迫切地需要提炼、总结新的理论和方法，以此更好地指导实践活动。缺少了前者，现实实践的经验和方法就不能上升为一般性的规律，实践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就会无法得到验证，其成效也会大大降低；缺少了后者，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成为“无根”的存在物，理论创新不仅难以实现，即使是实现了，也会因为缺乏现实生活的支撑而迅速枯萎。

三、坚持独立自主与统一战线的辩证统一

“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马克思重视无产阶级在与民主党派联合行动时建立自己的政党和组织，拥有独立的武装队伍，坚持独立的革命策略，在思想、组织和军事上不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以保证革命的顺利进行和最终胜利。从实践经验来看，党在幼年时期，之所以遭受种种重大挫折，很大程度上在于未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后来在逐步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采取以军事斗争为主的革命策略，以及在免受共产国际的错误政策干扰下，制定了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革命路线和斗争方略，才使自己一步步走向成熟。成为执政党后，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制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此基础上与一切对华友好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支持不结盟运动，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坚定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不搞霸权，也反对霸权主义，坚持以是非曲直作为评价国际事务的客观标准，维护世界公平正义，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政党斗争的必要方法和有效策略，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大法宝。马克思在强调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同时，并未拒斥其他革命要素，而是充分考虑到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冲突而分化出来的、有益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外在要素，并看到了以小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为代表的中间等级的潜在革命性与可争取性。（“中间等级”一词，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特别指出的［1］）党从成立初期，便确立了统一战线策略和政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开展“党内合作”，共同打击和消灭封建军阀势力。大革命失败后，党将主要精力转向农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争取农民的支持。抗日战争时期，党不计前嫌，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并争取海外华侨以及国际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的支持，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反法西斯同盟。新中国成立前夕，党联合各民主党派在内的各方社会力量，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和成员。改革开放以来，以“大团结大联合”为主题的统一战线始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凝聚各方面力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为民族复兴伟业集聚了强大动能。

独立自主与统一战线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乍一看来，两者处于明显对立的两极。前者强调个体或组织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后者强调系统内部或外部环境的支撑作用。然而，从哲学上看，前者属于内因，后者属于外因，内因与外因是统一体。内因占据主导地位，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而外因处于辅助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事物的走向，并会以偶然的方式改变着事物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因此，强调独立自主是正确的，但也绝不能对外部因素和环境置之不理，陷入“关门主义”的泥淖。同样，坚持统一战线并不意味着放弃独立性，以致于丧失党的领导权和领导地位。

四、坚持中国道路与胸怀天下的辩证统一

“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这条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中国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今之世界的最新发展与现实形态。中国道路既没有背离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独立封闭而自成体系，又没有完全依照西方发达国家现代性拓展的轨迹而亦步亦趋。中国道路坚持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五大文明”协同发展，坚持“人”的逻辑，反对“物”的逻辑，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所走的被资本逻辑所操控的现代化之路，开辟了人类文明新的发展路径与空间。中国道路汲取着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精华与人类文明的智慧，集中体现着共产主义人类解放的价值追求，蕴含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的正反两面经验，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崇高的价值支撑、科学的理论基础，并经过历史与实践的充分检验和确证。

树立大局意识、天下视野和世界眼光，是中国共产党认识世界、把握规律、判断形势、制定政策的有效方法。革命战争时期，党将自身所领导的劳动阶级革命运动视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赋予了革命的先进性、道义性与合法性。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审时度势，制定了“一边倒”政策，加强与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沟通与合作，在美苏争霸时期，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方，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外部条件。“文革”结束后，党深刻地体会到当今世界的开放性、多元性与变革的飞速性，认识到将自身置于世界之外来发展是有害而无益的，关起门来搞建设是绝无可能的，毅然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开始以“有所作为”的胆魄和勇气深度参与国际治理，积极推动国际治理体系多元化和民主化，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理念和价值观念来影响和重塑国际关系和规则，引领着世界交往和国际关系革新的方向，并以实际行动增进世界人民的福祉。

中国道路与天下视野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前者强调中国生存发展所处的社会背景、文化传统、政治运作方式以及发展模式与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后者强调人类社会发展所遵循的普遍规律与一般法则。两者属于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根据辩证法，特殊性蕴含着普遍性, 普遍性在特殊性中显现自身。一方面，立足实际，从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来考虑问题、制定政策，并无不妥。然而若将特殊性绝对化，将中国道路隔绝于人类文明大道，就会抹杀掉人类文明的集体智慧和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从根本上消解掉自己存在的前提。另一方面，强调世界视野，遵从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正确的，但若漠视中国发展的国情，停留于空洞的理论普遍性中，提出超越发展阶段或不切实际的想法和论断，也是错误的。

五、坚持敢于斗争与自我革命的辩证统一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矛盾的普遍性决定了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难免会遇到矛盾，面对矛盾，不能逃避，也不能畏缩不前，而是要树立直面矛盾和解决矛盾的勇气和魄力。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百年风雨却依然锐气不减，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具有敢于斗争的精神气概。在血与火的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共产主义信仰与谋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初心使命，以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同一切反动派做最坚决的斗争，以无数烈士的生命与鲜血换来了革命的最后胜利。在和平建设时期，一批批优秀的共产党人仍未丧失革命本色，在一个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努力耕耘，创造出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焦裕禄精神、铁人精神、工匠精神、脱贫攻坚精神、伟大抗疫精神等，都蕴含着共产党人战天斗地、不怕困难、敢于攻坚的斗争精神。发扬斗争精神，不仅要敢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这就要求我们掌握高超的斗争谋略、出色的斗争本领，坚持从书本上、从工作中、从党的历史与经验中、从前辈师长那里，学习知识，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大党，要想保证永远不褪色、不变质，始终保持先进性和战斗力，就必须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在革命年代，党通过整肃革命队伍，及时发现投机或变节分子，清除一些革命意志薄弱者或毫无组织纪律性的人，以提高战斗力。在发展党员时，重视对发展对象的思想考察和入党动机检验，使其不仅在组织上入党，更在思想上认同和拥戴党。面对党内出现的一些错误，自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敢于承认、分析并改正错误。在成为执政党后，党中央号召全党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成立专职反腐败机构，通过多次整党整风运动，严厉惩处腐败分子，整治官僚主义与贪污浪费现象，净化了党风和社会风气。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通过“打虎拍蝇”，整顿党的纪律和风气，加强初心使命教育，消除了影响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内在隐患，重塑了党内政治生态，补足了党员干部精神之“钙”，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使党的创造力、凝聚力与战斗力得以提升。

敢于斗争与自我革命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前者强调敢于对社会实践中所遭遇到的外部矛盾与问题以革命性的手段与方式来加以应对，后者注重对内部所出现的矛盾与问题进行斗争与解决。对外斗争与自我革命是斗争精神与革命精神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党只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显示出其先进性与战斗力，才能掌握历史主动，但若仅注重外部建设，而忽视内在要素的整合与提升，那么外部优势也会难以持续。另一方面，强调内在素养和能力的提升，对党的长远发展来说固然重要，但若不注重能力和本领的提升，就会难以招架各个领域不断出现的风险，从而丧失主动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2.

本文系2020年度同济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资助课题“当代社会思潮的变化趋势与规律研究”（编号2212020038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