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江南地区（本文主要指长江以南的华东地区）作为我国发达地区，一向被认为是人文荟萃、钟灵毓秀之地，具有独特的人文气质。然而这里并不是自古天然就优越于其他地区，从江南地区发展历史来看，这一地区原属荆蛮之地。六朝以降，为避战乱，皇族与大批士人及平民南迁，带来了相对先进的中原文化。环水而居的自然环境、农耕文明的逐步传入、相对宽松的发展空间，使得之后的江南地区得以迅速发展，不断走向富裕昌明，江南人文特质也在此进程中随之养成。

关键词  江南地区；自然环境；经济发展；人文特质

说起江南（本文主要指长江以南的华东地区），总是被冠以人文荟萃、钟灵毓秀之地的美誉。与此相对应的是，江南人也普遍被认为具有温婉灵动、勤劳智慧、崇文重商、精致雅逸、开放求新、精进图强等特质。然而，江南究竟是凭什么从荆蛮之地走向富裕昌明的呢？江南人上述的特质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

有研究者认为，江南地处长江流域，水网密布，通江达海，所谓智者乐水，水造就了开放的心态，也造就了人们的智慧；所谓江南人文传统就是知书达礼，素有读书传统，文人学者众多等。

然而，环水而居为什么能够让人产生智慧？农耕文明传入江南之前这里便是水乡，而那时这个地区却属于荆蛮之地，这里的居民并没有显示出比中原地区黄河流域的人们更加聪慧灵动的特质，文明开化程度也远落后于中原地区，更遑论诗书传家。因此，可以推断，仅仅是临水而居，也许并不能天然造就灵动聪慧的人文特质，应是有某种具体的介质和契机才让这一方水土与人文特质产生联系，互相造就。笔者试图对此作一探究。

一、“野蛮生长”的经济

回望中国古代农业发展历程，早在商周时期就有了金属冶炼技术，农业和水利技术有了初步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则发明了炼铁技术，铁制农具和畜力的利用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秦、汉至南北朝更是旱地农业技术成熟时期。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北方中原地区，同一时期的江南农耕文明却远远落后于黄河流域。

相对于北方，长江中下游以南的江南地区自然地理条件有着显著的不同。从地形地貌上看，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多平原和多水。这里地形呈南高北低之势，北部地势平坦，以平原为主，南部则分布有一些山地丘陵；从气候条件来看，这里除了降水丰富以外，还拥有长江和钱塘江两大水系，河道、湖泊星罗棋布，更有三万六千顷的太湖等，是名副其实的“水乡泽国”，自然条件应该是相当不错。

但当黄河流域早已使用铁器农具的时候，江南大部分地区还保留着大片原始森林，人们还在渔猎、采集的经济体系中徘徊。虽有三千年前的泰伯奔吴带来的耕种文明和开凿的泊渎河，也有伍子胥开凿胥溪以及夫差开凿邗沟等，但也只是零星的局部开发。这一史实，从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可以得到印证，他当时就把江南形容为“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火耕而水褥”，相当落后。

直到六朝（公元222-589年）以后，每当北方遇乱，便有士民到江南避乱，而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期间，有过三次大规模的向江南地区的移民大迁徙，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明，为南方经济迅速发展提供了契机。南宋（公元1127-1279年）时期更是因为北方战乱，越来越多的人跑到了江南地区，经济重心南移，江南开始变成了富庶的地方，到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已经成为经济中心，并且还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俗谚。

江南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也带来了人口的迅速增加，但并没有因此而成为政治中心，仅有南京、杭州有过为期不长的行政中心的历史。这大概是由于江南与中原地带的区位、地理环境不同，以及当时的战争方式等因素相关，此处不作更多讨论。

由于不处于政治中心，较少受到外部战乱以及政权更迭的影响，江南地区长期处于相对太平的环境。六朝时期北方士族地主的南下，为江南带来了发展生产的诸多要素，如数量众多的劳动力、生产技术以及发展生产必不可少的资金；唐代的安史之乱使得北方残破，民众流离失所，所谓“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李白《永王东巡歌·其二》），在大唐盛世走向没落的同时，江南经济却仍在这一片沃土上“野蛮生长”。

二、生存所需的开拓

江南地区经济的迅速繁荣带来了人口的持续增长，在同样的土地上要养活更多的人，人多地少是这个地区必须面对的问题。有数据显示，江南地区人口从六朝时期的不足千万发展到占清代全国4亿总人口的近27％（数据来源：《中国人口史》赵文林、谢淑君著）。生存的需要迫使人们寻找新的出路，于是他们必须运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在这片土地上不断进行探索和开拓。

比如对土地的开发。唐代以前，江南地区平原西部的宁镇一带地势较高，排涝条件较好，农业相对发达。随着两宋时期江南人口发展迅速，耕地不足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于是围湖造田成为一时风气，比如丹阳的练湖、绍兴的鉴湖、余姚的汝仇湖等都是在两宋时期造成的。唐代以后东部的太湖平原被大力开发，到明清时期已成为江南农业最发达的所在。

再比如农业技术的创新。在唐代，江南就出现了水稻种植技术的两项重大突破——发明了水稻的移植方法和水田犁“江东犁”。在此基础之上，又发明了更加精细的新种植法——稻麦一年二作制。在有限的土地上用更先进的技术生产出更多的粮食，不仅需要付出实实在在的劳动，还需要更加精细的耕作，在这个过程中，江南人务实、精细、聪慧的特质随之养成。

而水利的开发和利用，更加快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六朝时期，江南人即意识到水利是农业发展之本，对江南水利兴修也投入了大量精力。东吴时期，即修筑了诸如太湖堤塘（太湖东南沿岸）、防御海潮的海塘（金山一带），还在平原地带开凿河塘沟渠，以引导约束水流，这些工程对粮食耕种的增产提供了极大帮助。

如果说这时的水利开发主要还是出于发展农业的考虑，那么，运河的整治和开凿对江南一带交通运输的发展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据《太平御览》记载，孙吴时期即对江南运河北段（丹阳至丹徒）进行疏治。清人王鸣盛说：“自今吴县行舟，过无锡、武进、丹阳至丹徒水道，自孙氏始。”（《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二）运河的整治疏浚大大便利了交通，江南丰富的水资源体现出了极大的优越性，对人们的交流交往提供了更大的方便，也更加激发了江南人的聪明才智和创新意识。

随着京杭大运河的不断开凿利用，至隋唐时期，经济中心转向东南。如前所述，北宋时期由于金人南下，北方汉人出现了第三次人口南迁的浪潮，除了平民百姓，朝野精英几乎悉数南迁，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所以江南地区真正富裕起来是在宋代。

而且，江南一带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十分适合养殖桑蚕，湿润的气候也适合制作丝绸，于是丝织业在江南兴起。宋元时代棉纺织业在江南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全国出现了一批以丝棉织业为主的市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弃农经商，寻找积累财富的更多路径，江南人也在此过程中逐步养成勇于探索、敢为人先的精神。

三、软硬实力的炼成

学者普遍认为，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朝中叶，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农业生产和私营作坊出现了雇佣关系。在长江中下游，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较前大大扩展，明朝时又以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官营到私营的转变；在清中期以前，传承自宋元以来的纺织业，已经让江南成为了中国传统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江南的中心苏州，凭借大运河枢纽的有利位置以及当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成为区域性商品集散地和初级产品加工中心。出于生产与经营的需要，地主（或坊主）与农民（或机工）之间确立了雇佣关系，《明神宗实录》有记载，所谓“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

有经济学家认为，江南在工业化以前与欧洲最先进的国家英格兰的经济发展保持同步，处于近代的前夜。虽然当时人口密集、赋税繁重，但江南一带人民凭借着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不断提升经营方式和先进技术，在没有优惠政策的条件下却不断迸发出持续的发展活力，成为富庶繁荣之地。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发展衍生文明进步，文明进步反哺经济发展。江南的富庶与安宁为士子们安心学习修养身心提供了条件，在考取功名、修齐治平方面显示出特有的才能，也滋养出江南一带耕读传家、学问立身、经世致用的人文特质。温润的气候，富足的生活，加上诗书的滋养，使得江南人平添了一份雅致、温婉和灵动。

在讲到江南人的特质时，人们常会提到这里的人精明、细致、周到而且守约，而这种特质的形成也是有原因的，它得益于明清时期江南私营经济和交通便利带来的自由贸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以无锡米市为例。中国历代王朝都城多居中原，既然“苏湖熟，天下足”，故需通过河运、海运、陆路等途径进行南粮北调，必须在一些地方设立中转站。而无锡地处太湖之滨，运河穿城而过，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环水而居再次体现了优越性，由中转功能而自然形成了米市。据《创建积余堂记》碑文记载和民间传说，南宋时期，无锡米市初兴，明朝万历到清朝雍正、乾隆年间，无锡米市由兴到盛，每年粮食交易量高达七八百万石。

再看无锡的布码头。无锡布码头的记载始见于清代乾隆年间无锡儒生黄卬的《锡金识小录》，其中说道：尝有徽人言“汉口为船马头，镇江为银马头，无锡为布马头”，这是当时徽商普遍认可的无锡社会经济情况实录。他的门人杨伦，无锡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曾官至浙江太平县知事。他曾寓居湖尖（即今江尖），作诗云：“花布开庄遍市廛，抱来贸去各争前。要知纺织吾乡好，请看江淮买卖船。”描写的就是无锡家乡北门一带的景象。

米码头布码头等带来的自由贸易，导致江南一带商品经济观念从此大为增强，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活跃了人们的思想。商品经济不同于自然经济，它以商品的生产、交换、出售为特征，这时的生产已经有了分工，生产的商品已经不是由一个人独立完成，所以必须计算好每个工序的劳动报酬；商品交换的过程要求必须计算好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并且要求在贸易和交换过程中的公平、透明和守约。生产方式、通商贸易、商业发展要求人们不仅要精于计算，周到细致，还必须具备信守承诺、公平竞争的规则意识。由此派生的契约精神不是单方面强加或胁迫的霸王条款，而是各方在自由平等基础上的守信精神，可以说这是在更高文化层面上的反映。

商业的繁荣、财富的积累以及在此过程中培育出来的工商基因，为江南地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近代民族工商业呼之欲出。甲午战争后，国家积贫积弱，“实业救国”呼声日涨。戊戌变法后，清政府开始采取一些发展工商业的措施，比如放松对民间兴办实业的限制，允许私人办厂，江南地区的一批有识之士又一次看到并抓住了发展空间，近代民族工业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发展起来的。而无锡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从1895年杨宗瀚、杨宗濂弟兄创办业勤纱厂，标志着无锡近代工厂的诞生，到众所周知的杨、薛、唐、荣四大家族，在近代无锡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而这些民族工商业家身上无不深深镌刻着江南人特有的勤奋务实、信守承诺、公平竞争、注重规则等精神，更可贵的是他们关心公益，回馈乡梓，对发展家乡的教育、医疗、交通等社会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随着江南一带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专业人员不断在此聚集，财富（硬实力）也得到迅速增长。而门户的开放尤其是十九世纪中期上海的开埠，江南士绅阶层甚至平民得以睁开眼睛看世界，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子女有机会有条件走出国门，学习更多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因此也就有了这一带盛产经济学家的缘由。

综上所述，大概可以看出，江南人的文化特质中的勤勉、坚韧、崇文、重商、精致、雅逸等文化基因和开放求新、明达致远、精进图强的文化精神，固然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但更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这种人文特质为后世江南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软实力”基础。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以无锡为代表的乡镇工业异军突起，一批乡镇企业家秉承江南人特有的聪慧务实和坚韧，再一次抓住发展的机遇和空间，以“踏尽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历尽千难万险”的精神，闯出了一条乡镇企业的发展之路，再领时代之先。进入新时代，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江南文化和人文特质，也必将顺应历史潮流和世界大势，继续传承弘扬其优秀的人文基因，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为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的精神支撑。

(作者单位：无锡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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