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姑苏繁华图》详细地描绘了乾隆时期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文章以《姑苏繁华图》纺织服装业为切入点，通过图像实证和文献调研对乾隆时期江南地区纺织服装业的店铺进行归纳、整理，探讨了大运河对江南地区纺织服装业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透过《姑苏繁华图》论证大运河从地理位置、运输功能、贸易往来、工艺发展等方面都对江南地区纺织服装业的发展具有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位置优势，大运河的灌溉功能奠定了纺织服装业发展的基础，促进了生产发展和手工业的进步；发达的水陆交通网络，便于商品经济的交流和发展，带动了纺织业的繁荣。

关键词　　《姑苏繁华图》；大运河；江南地区；纺织服装业

《姑苏繁华图》，原名《盛世滋生图》，是清代苏州籍宫廷画家徐扬的巨幅画作，取景全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江南苏州，描绘“自灵岩山起，由木渎镇东行，过横山，渡石湖，历上方山，从太湖北岸，介狮、和（何）两山间，入姑苏郡城。自葑、盘、胥三门出阊门外，转山塘桥，至虎丘山止”。图中人物熙来攘往者12000余人；船帆如云，官船、货船、客船、杂货船、画舫、木簰竹筏等近400条；商店林立，市招高扬，可辨认的各类市招260余家；各式桥梁50余座；文化戏曲场景10余处，充分展示了盛清时期江南文明盛况。该画作绘制的地段，特别是胥门到山塘街一带，正是文献中记载最多、本地人最愿称道、外地人最为留恋的苏州最繁华商业文化地段，绘制的西半城内以丝绸为代表的纺织服装业尤见荣盛。

一、《姑苏繁华图》所见的江南纺织服装业情况

《姑苏繁华图》精确地描绘了乾隆时期苏州社会市井风貌。全作中纺织服装类店铺55家，[1]占总体五分之一，是除却饮食类商铺外出现最多的类型，可见在当时百姓生活中衣的需求重要性仅次于食，而纺织服装类店铺经营方向与品类的丰富也反映出其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明清时期全国纺织手工业中心之一，苏州拥有全面且划分细致明确的手工业与产品的分类，纺织服装类的店铺种类繁多、数量庞大且多元，根据所用原料与功能的差别，可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类。

1.丝绸店铺

《姑苏繁华图》中出现丝绸或丝绸服装店铺共14家，售卖绸、缎、纱、罗等面料，可谓品种齐全种类繁多，从地域上看仅绸这一项就有：山东茧绸、山东沂水茧绸、震泽绸行、濮院宁绸、湖绉绵绸、苏杭绸缎纱罗等市招；从供应上讲既有民间，也有官府，如：进京贡缎、上用纱缎、上贡绸缎、妆蟒大缎、宫绸哔叽羽毛等市招；既有某种面料的专卖小店，也有综合型的大店，如图1的丝绸店铺，从店铺的地理位置上来看，位处万年桥下的黄金地段，二楼市招上书“本号拣选，汉府八丝，妆蟒大缎，宫绸茧绸，哔叽羽毛，等货发客”颇有气势（图1）。丝绸店铺在当时占尽地理优势，优中取优，是江南丝绸文化极为繁华的体现。

图1 “本号拣选，汉府八丝，妆蟒大缎，宫绸茧绸，哗叽羽毛，等货发客”店铺（截取自《姑苏繁华图》）

2.棉花棉布业

同丝绸业一样，苏州身为棉布生产、加工和销售中心的特色在画作中得到了反应。图内绘录棉花棉布业共23家，在纺织服装类商铺中数量最多，其中市招上有“松江”字样的就有4家，自元代以来，松江布名震全国，至清代影响力依然很大，此外还有崇明大布、京芜梭布也标明了布的产地。同时该地还设有售卖昂贵的加长高档棉布，“青蓝梭布”即属其一（图2）。全图6家棉花店中有3家的市招为太仓棉花，其中1家为三间门面，可见太仓在当时是重要的棉花产区，另外还有永盛棉花、子净棉花各1家。整体而言，图中所见的棉布行往往店面不大且聚集出现。

图2 “布行、松江大布、加长勚着梭布、本客自置布匹、斜纹布行、青蓝梭布”店铺（截取自《姑苏繁华图》）

3.染料染业

画作中染料染业4家，有染坊、银硃、丹粉、各种颜料等，如图3还可见染布工人在店前河中洗布。随着江南棉纺织业的发展日益鼎盛，染踹业同步进展，棉布织成后需经漂白或染色工序才能投入下一步的服饰制作。染坊兼染丝绸、棉布和各种色线，湖州、盛泽、濮院等城镇的生丝，松江、太仓、常熟等地的棉布，都来此染色。作为三大官营丝绸生产中心之一和棉布加工业中心，康熙五十九年，苏州城中专业染坊和由字号兼营的染坊多达64家，雍正年间染坊当又有增加。

图3 染坊染料店铺渊截取自叶姑苏繁华图曳冤

4.衣服鞋帽手巾业 

画作中这类店铺14家，从首服到足服俱全（图4）。明代杭州人张瀚说：“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2]江南服饰自明以来即领全国之潮流，苏州的成衣业在乾隆时期已相当成熟，徐扬着笔正值苏州成衣业兴盛之时，金阊之间可见画有数家衣庄。成衣、估衣公所的建立是行业实力的象征。相对于大件衣物而言，小件服用品如鞋袜帽等市场化的程度更深，[3]瓜帽业于道光年间也创立了公所。

图4 “三进斋靴铺（三间门面）”店铺

（截取自《姑苏繁华图》）

二、《姑苏繁华图》中江南纺织服装业受大运河影响因素

《姑苏繁华图》展现的是盛清时代苏州发达的商业和消费文化，城内众多纺织服装类店铺反映明清以来江南纺织服装业的发达，布号和布庄的大量设立，反映了江南棉布生产、贸易的发达，与棉布商人的活跃。[4]

    1.“产”——大运河灌溉下桑蚕生产的自然优势

江南温暖湿润的气候为蚕桑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依靠大运河连通形成的水网孕育了肥沃的土壤，明清投入大量资源修复改造的良田使得经济作物种植量上涨，丰饶的自然物产为手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伴随原料的充盈增长手工业也得以发展繁荣。江南土壤与气候条件独特性凸显了江南流域桑蚕生产发展优势，巩固了江南全国桑蚕重要产地的地位。松江“官民军灶垦田凡二百万亩，大半植棉，当不止百万亩”；[5]苏州吴江“丝棉日贵，治蚕利厚，植桑者益多，乡村间殆无旷土，春夏之间，绿荫弥望，通计一邑，无虑数十万株”；[6]江南许多地区“乡间隙地，无不栽桑”“尺寸之堤，必树之桑”形成了大运河灌溉下纺织服装业发展的基础优势。

2.“工”——大运河漕运功能下江南织造的提升

历代对于江南地区蚕桑业生产与加工的鼓励与推动更是不断强化着全国蚕桑生产及丝织业中心的地位，为清代苏州纺织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优厚的基础。[7]正因大运河滋养下的盛产与运输便利带来的地域交流，江南织造成为朝廷最重视与依赖的官营织染局，至清代江南三织造规模与产量都得到扩张，康熙时期苏州织造府织机数量相比明代最兴旺时新增600余张，乾隆时期规模虽稍有裁减，仍可视作一个大型国有企业。清朝皇室对丝绸的极大需求须由全国各地满足，于江南汇总加工。超额的任务量使得民间织造规模扩大，需求的提升刺激了手工业的进步与纺织业的分工细化，江南手工业逐渐聚焦于更精进的染踹、制衣等领域。大运河漕运功能与农业、文化方面呈现出的贯通、多元、世俗、繁荣性特征，为该区域内艺术文化的成长提供了适宜开放的基础环境与内在驱动力，滋养了民众生活方式、审美态度以及手工技术在纵向与横向发展层面上达到更高的水平。

3.“销”——大运河江南流域八方来聚的商贸局势

图中描绘了三百余艘船只经行停靠的画面，在个别货船停靠的岸边即设立有专门销售外地绸棉织品的“濮院宁绸”“湖绉绵绸”等市招，对照《兼葭堂杂著》中“苏杭之境，为天下南北之要冲，四方辐辏，百货毕集”[8]的记载，准确直观地体现了苏州纺织服装业的兴荣及其集散、加工、销售与区域开放性功能。康熙时人沈寓说：“东南财赋，姑苏最重；东南水利，姑苏最要；东南人士，姑苏最盛。”又说苏州，“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通之货贝，四方往来，千万里之商贾，骈肩辐辏”。[9]当时苏州东半城以丝织等手工业生产加工著称，西半城以商业贸易流通著称，尤以胥门至阊门之间最为繁盛热闹。清乾隆皇帝“向来南省各项商贾货船运京售卖，俱由运河经行”。说明了大运河在江南商贸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大运河江南流域内南北经济交流和商品经济发展的提升，也带动了江南纺织手工业的繁荣，巩固了其全国中心地位。[10]这种双向的供求补给关系加深了江南流域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交往，使得往来贸易更加频繁化、常规化、固定化，在长期的商业贩运中强化了江南的经济中心地位与商品中转功能。值得一提的是明清的资本主义萌芽为纺织业发展起到了深刻的影响与推动。求奢风潮的兴起亦助力了商品经济的出现，王鏊《姑苏志》载“大抵吴人，好费乐便，无宿储，悉资于市也”。[11]供求双方对于纺织品质、数量及特色的追求共同促进了江南纺织服装业的一度繁荣。　　

结语

清前期的苏州，是少数几个云集全国乃至外洋货物的商品中心，是全国著名的丝绸生产、加工和销售中心，全国最大和最为集中的棉布加工和批销中心，开风气之先和领导潮流的服饰鞋帽中心，交通便利的运输中心。《姑苏繁华图》绘录下乾隆时期江南工商兴旺、织造繁盛的景象，为后人研究论证江南纺织服装业发展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实景式形象记录，也见证了大运河在地理属性、工艺水平、销运及商贸条件方面对江南纺织服装业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范金民.清代苏州城市工商繁荣的写照——《姑苏繁华图》[J].史林,2003(05):104-115+124.

[2]（明）张瀚著,盛冬铃点校.松窗梦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黄敬斌.十八世纪以降江南居民的消费[D].复旦大学,2006.

[4]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布号与布庄[J].江淮论坛,1986(05):90-96.

[5]（明）徐光启原本;（明）张国维,方岳贡原刻.农政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6.

[6]（清）陈纕,（清）丁元正修.吴江县志[M].1912.

[7]罗永平.江苏丝绸史话[J].江苏丝绸,2012(02):12-17.

[8]陆楫撰.蒹葭堂杂著摘抄[M].北京:中华书局,1985.

[9](清）沈寓.治苏清经世文编卷二三[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0]陈学文.明清时期江南的商品流通与水运业的发展——从日用类书中商业书有关记载来研究明清江南的商品经济[J].浙江学刊,1995(01):31-37.

[11]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嬗变研究之二[J].历史教学问题,1993(04):17-20.

（作者系无锡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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