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经济中心、亚太地区重要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中国率先跻身世界级城市群的地区之一。人们通常把它看作经济区，并且是我国最大的经济区；而没有注意到它也是一个统一的文化区。还用所谓吴文化、越文化、金陵六朝文化、扬州文化、海派文化、苏东海洋文化（南通）等名目割裂了长三角各地之间的人文联系。其实，古老的吴越文化已经是历史的陈迹，随着中原华夏文明衣冠南渡，在长三角地区发展出一种继生型的江南文化，才是今天长三角人民的精神家园。同时也是历史上和今天中华民族“中国梦”的精神寄托。几乎所有相对富庶，发展条件好一些的地方都被冠以“某某江南”，比如宁夏平原就被称作是“塞上江南”。西藏林芝、新疆伊犁这两个文化、地理与江南差异极大的地方，也被冠以“西藏江南”“塞外江南”的名号。而其他地方各种“小江南”的称谓更是层出不穷。

最为关键的是，长三角地区有了江南文化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才能以文化纽带联结为一个区域发展主体，促进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协调发展。所以非常注重长三角区域协调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现任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同志才会提出“丰富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是上海的宝贵资源，要用好用足”的要求。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性质要求传承的先进基因，海派文化是上海创新发展的优势资源，而江南文化则是长三角协调发展的文化基础。

一、 吴越文化是原生历史文化

现在一般把长三角核心区的苏南浙北称为吴文化，浙江其他地区叫越文化。其中越文化为上古当地土著所建立，远古良渚文明就是越人祖先所创。吴文化说是北方迁来的吴王室入乡随俗创立的。其实吴越文化都好勇斗狠，语言相通，文化很近。因此，长三角核心区主要被说成吴文化区，下面也主要拿吴文化说事。

出于时代和生存环境的原因，吴人的文化特征是“轻悍”“好勇”“轻死易发”“好相攻击”。吴人尚武，最突出的表现形式是好剑轻死。根据历史记载，吴越的宝剑以工艺精湛、锋芒锐利而称誉天下。吴国宝剑备受青睐，固然与铸剑材料之美和制造工艺之精有关，如吴王阖闾时，干将、莫邪作“雌雄剑”“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精英”，使童男童女300人鼓铸，数月乃成。但作为一种力量的象征，与吴人轻悍好勇的尚武风气更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具体情况看，吴国统治者皆有随身佩剑的嗜好。他们不仅生前佩剑，即便死后也往往用剑来陪葬。《越绝书》记载，阖闾冢内有扁诸之剑3000，方圆之口3000。陪葬之剑成千上万，足以说明吴国宝剑之多和尚武好剑的风尚。吴国军队用来进攻的武器也主要是剑。由于吴国尚武好剑，吴人生死等同儿戏，无论沙场格杀、恩怨角斗，还是朝廷刑罚，就如日本武士以剖腹结束生命，吴地以剑自刎之风相当盛行。吴国勇士专诸，“将就敌，其怒有万人之气，甚不可当”，应伍子胥推荐，发动宫廷政变，刺杀吴王僚，成功让阖闾自立为王。要离，应阖闾之召，自残一臂，焚妻于市，潜入军中，刺“万人莫当”的主帅庆忌于江中。也因为这样，专诸、要离在人们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后人尊崇的偶像。如东汉隐士梁鸿死后不愿归乡，皋伯通将他葬于要离墓旁，曰：“要离烈士，而伯鸾清高，可令相近”。而专诸之墓，后人常修，并为起庙，至今苏州仍有“专诸巷”。此外，由于吴人尚武善战，在长期的战争过程中，也造就了不少的著名战将。也正由于吴地尚武之风盛极一时，才使吴国一度强大，雄跨春秋五霸之一的宝座。

吴地之所以会形成“轻悍”“好勇”、富于冒险的尚武风气，既与其地理环境、生产条件、经济状况和文化背景等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也是吴人世世代代长期与大自然搏斗的结果。

在上古时期，吴地气候炎热潮湿，虽然已经有了农业，但限于人们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较差，生产方式还是刀耕火种的粗放农业甚至更加原始的渔猎采集，因而吴地的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使江南人民长期停滞在“不受冻饿”“而无积聚”的生活水平。在动荡不安的春秋时代，吴人不仅要与天斗，与地斗，更重要的还是要与人斗，要靠强大的群体力量不断战胜外邦的侵扰。而在当时经济条件极为落后的情况下，吴人只能以军事立国。吴王阖闾登上王位后，曾询问帮他夺得王位的谋臣伍子胥：“安君治民，其术奈何？”伍子胥答：“凡欲安君治民、兴霸成王，从近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禀，治兵库。”伍子胥当时所造阖闾大城，阊门位于城之西面，又称破楚门，表明首先要西破强楚，将楚国的属国占为己有。蛇门和盘门则象征要征服越国，使越国朝吴。齐门则北对齐国，意在制服齐国等，皆蕴含着吴国争霸取胜的欲望和目的。又如吴王听取伍子胥的建议，令来自齐国的名将孙武负责“选练士，习战斗”，传之以骑、射、战、御等战术技巧，同时命令大造战船、大造刀剑，其目的都在于图强好胜。

与此同时，吴地经济的落后，还为原始时代氏族制度的某些残余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条件，使浓厚的血族复仇观念长期存在。如《吴越春秋》记载伍子胥的话：“父母之仇，不与戴天履地；兄弟之仇，不与同城接壤；朋友之仇，不与邻乡共里。”也正因为这样，吴国和楚、越之间的战争便往往带有血族复仇的特征。原始氏族制度的遗存，还使之把随意发动掠夺战争作为补充财富的正当手段。春秋时期，吴地经济相当落后，物质财富非常匮乏，这与中原地区的文明富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使吴国统治阶级羡慕之余而垂涎日甚。

狂热的血族复仇观念和野蛮的掠夺习惯在吴人心目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虽然吴国在黄池之会后不足十年便被越国消灭掉，流星般地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但在吴地尚武好勇的社会风气，并没有随之而消亡。以至东晋南朝，尚武之风犹存。《三国志》称：“江南精兵，北土所难，欲以十卒当东一人。”吴国将士能在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夷陵之战中以少胜多取得重大胜利，就是最好的体现。

这样的吴文化，和晋宋两次衣冠南渡之后在长江下游地区逐渐形成的温婉崇文的江南文化反差极大，它们能是同一个文化吗？衣冠南渡使江南地区的人口构成与社会风貌发生重大变化，此后形成的江南文化与其说是吴文化发展的新阶段，不如说是中原文化在江南地域的传播和发展、变异。衣冠南渡本身就是中原文化南迁，原来创造了越文化、吴文化的江南土著，或被逼往闽粤及西南，或被中原文明所驯化，曾经断发文身的吴人一变为衣冠楚楚的华夏人物。“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扬州树树花”（［明］徐祯卿诗《文章烟月》），原先的荒蛮之地，现在郁郁乎文哉。

后世出现地理概念中的“吴地”和文化概念中的“吴文化”。吴地与吴文化并不存在排他性的互指对应关系，在吴地曾经存在过轻悍尚武的吴文化和温婉崇文的江南文化，甚至在吴人（传说中的泰伯奔吴也不是用华夏文化同化吴地，反而是断发文身随了土著民俗）迁入之前，还有土著吴越民族创造的良渚文化。这就像今天埃及的阿拉伯文化与古埃及文化同在埃及地区，但却是同一地域不同时期的两种不同文化。

顺便提一下今天江浙（古吴越地区）的吴语。它是汉语方言，而不是像先秦吴国话那样与华夏中原不同的另一种语言。甚至，就像其他的南方方言一样，它们比传统中原地区所在的当代中国北方汉语更接近古代中原口音。吴语区地域的范围，又远大于吴地，作为越地的浙江省广大地区如今也属于吴语区。这又一次提示我们不能混同历史吴文化与现实吴地文化、吴语区文化和江南文化。

二、 衣冠南渡与江南文化的形成

中华文明从诞生到北宋大部分时期内，中原地区一直都是各个朝代的都城、经济中心。但因为战乱、人口、政权等所在地的变迁，就形成了三次较大规模的“衣冠南渡”现象。这三次其实是中原人口南迁的高潮，在三次高潮的间隙，中原文化在南方的扩张应该是一种常态化的历史存在。

第一次衣冠南渡是在西晋时期，中原地区总是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周边的部落也开始了建立各自的政权，威胁西晋王朝，以致于酿成永嘉之祸。因此，晋元帝率领文臣武将一起往南迁移，也就是历史上的“永嘉之乱，衣冠南渡”，这也是首次大规模南迁。

第二次衣冠南渡是发生在安史之乱期间，正是因为安史之乱，导致唐朝由盛转衰。在这之后，胡族进攻中原，唐朝进入割据时代，混乱的五代十国等，都造成了人口迁移。因此，在中晚唐到五代十国这期间发生的衣冠南渡，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南方的经济发展。

第三次衣冠南渡发生在靖康之难时期，公元1126年北方的金兵攻克北宋都城，之后北宋灭亡，中原地区的那些汉族人大量向南方迁移，不久之后蒙古又占领了中原地带，久而久之，南方地区就成立南宋的统治中心，这一次的衣冠南渡就被称为“建炎南渡”。经过三次衣冠南渡，人口迁移和都城的迁移，都使得经济中心从中原地区转向江南地区。

根据《中国移民史》，可以清楚知道，几次衣冠南渡的地区不同，但主要是江苏省和安徽省，尤其是长三角。根据相关史料记载，现在的南京、镇江一代是当初古代衣冠南渡移民接纳的最多的地区，而移民的来源主要是包括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区。

南渡给长三角带来了华夏文化，但长三角多山多水的自然环境、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和原籍各地的人群交流融合的历史进程，使南迁的中原文化产生了一定程度基因变异，于是形成了一个新的区域文化——继生型的江南文化。

三、 江南文化的世界历史意义

随着学术进步和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纠正，人们重新发现了江南。国际上，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彭慕兰教授的《大分流》就拿18世纪的英格兰与明清的江南进行对比，认为这比拿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和中华帝国做比较更合适，并称江南更有活力。马克思说：“典型的古代的历史，这是城市的历史，这是一种城市和乡村不分的统一（在这里，大城市只能看作王公的营垒，看作在经济制度上一种真正的赘疣），在中世纪（日耳曼时代），农村本身是历史的出发点，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后来便在城市和乡村对立的形态中进行。”古代中国在苏州、扬州这样的局部区域，也出现了以商业资本积累为铺垫的城市与市民阶层。但是，由于种种特殊的原因，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典型的古代的历史”或者说“城市的历史”，在中国并没有完全铺展开来，没有形成独立的历史进程。于是，既往历史的大背景，就只能是一种亚细亚式的农业文化氛围，进士郎中、庶民百姓，都不以自身主观意志为转移地熏染其中。以至于在今天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仍然强烈地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重负。偏激者因此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主张西化。本来，任何一个民族的现代化相对于其自身的历史传统，一方面是一种超越，另一方面又是一种继承。只有在自身历史传统中能够找到良性的文化根基，才能够成为一个民族现代化运动的精神支撑。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所面临的根本主题就是迅速地从封闭、消极与充满惰性的传统生存方式和生活世界中摆脱出来，确立起一种现代性、世界性的生存方式和生活世界。因此，哲学界提出把“现代性”的建构视为中国哲学范式转换的基本主题。经过近两百年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之后，中国思想界对于总是纠缠于“古今二分”的西式现代性逻辑，已经形成了较为自觉的反思，并开始从中国传统的现当代转化来阐述传统与现代的互生关系，有了中华文化的自觉与自信。党的十九大强调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是要“内源性”地建构现代性，而不是过去那些西化派们错误主张的“外发性”移植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

江南城市文化虽然在历史上并没能挣脱农业文明宗法社会文化的罗网，但作为一种中国本土文化，是传统文化中最富于现代性的资源，值得挖掘利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除了江南城市文化之外，其他传统对个体基本上都是充满蔑视与敌意的。所以说，江南城市文化最重要的现代性意义就在于，它最有可能成为启蒙、培育个人主体性的传统人文资源。尽管它还有严重的局限性，还不够全面，但毕竟是来自中国文明肌体自身的东西，也是我们所能设想的最有可能避免抗体反应的文化基因。

　事实上，比较长三角城市群和西方几大城市群可以发现，最大的差异不是经济体量和人口规模，甚至也不是高科技，而主要是城市文化和现代服务功能。新时代，推进长三角城市群走向高质量发展，需要研究和建构两个参照系：一个是加以规范的西方理论和模式，另一个则是一度被忽视的江南文化和江南城市群。以后者为根基和资源，在已有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中增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文化战略定位，既是江南文化在新时代的新使命，也是长三角改革开放再出发应有的战略考量。

（作者单位：中共苏州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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