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年初，随着全国各地经济数据统计发布，南通等六个设区市成功跻身GDP万亿俱乐部。万亿和9000多亿虽然经济意义上差别不大，但它是一个城市影响力和发展阶段的重要标签。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通的殷殷嘱托，按照省委十三届九次全会对南通的决策部署，如何“高起点、大手笔建好江苏开放门户，融入苏南、拥抱大海，实现更多的‘天堑变通途’，再来一次高质量发展的‘沧桑巨变’”，南通需要在GDP过万亿之际，研究比较万亿俱乐部城市的新老成员，做到知己知彼、取长补短，进而立足自身新优势，凝心聚力，开启新一轮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一、改革开放以来“Top30”城市的时空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重点在城市经济。我国内地现有城市684个，其中设区市289个。历年经济排名前30位的设区市——“Top30”城市，是万亿俱乐部城市研究的重要本底。“Top30”城市的时空演变，包涵了我国城市发展的历史变迁、现状格局和地域关联。本文选取1978、1990、2000、2010和2020年五个主要年份，从区域分布和行政等级两个方面，分析以上年份“Top30”城市的结构组成。

区域分布方面，本文依照“秦岭—淮河”传统地理分界线，将我国分为南、北方两大区域，南方又细分为长三角、珠三角、闽南、长江中上游四个地区，北方（含东北、西北）统称“北方及其他地区”（见表1）。分析结果表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市格局北强南弱，“Top30”城市北方占19席，南方仅占11席；1990年，长三角、珠三角崛起，南北方平分秋色，“Top30”城市各占15席；2000年，长三角、珠三角格局稳定，闽南“异军突起”，南方“袭夺”北方2个席位；2010年，长三角略遭珠三角和长江中上游“袭夺”，“Top30”城市南方17城、北方13城的格局未变；2020年，长三角“袭夺”北方，珠三角、闽南、长江中上游稳定，“Top30”城市南方占21席、北方仅占9席，南强北弱格局凸显。

行政等级方面，本文将所有设区市分为直辖市、副省级省会城市、副省级非省会城市、省会地级市和普通地级市五类（见表2）。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直辖市城市格局稳定，但天津的地位有所下降、重庆有所上升；副省级城市中，东北的3个省会城市跌出“Top30”，副省级非省会城市深圳（经济特区）、宁波地位上升，大连、青岛地位下降；省会地级市中，南方的长沙、合肥、福州地位明显上升，北方仅有郑州一枝独秀，石家庄、兰州跌出“Top30”；普通地级市改革开放前期数量占有一定优势，中期有所下降，当前有所回升且明显南强北弱，“Top30”11城北方仅有烟台、徐州、唐山3城；当前北方城市中，“Top10”仅有北京1城，“Top30”东北地区仅剩大连1城且排名第29位，但郑州、济南、西安3个省会城市呈加速追赶之势。

二、GDP万亿俱乐部城市的现状格局

（一）万亿俱乐部23城概况

自2006年上海GDP达到10296.97亿元、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GDP突破万亿元的城市以来，2008年北京、2010年广州等城市GDP陆续过万亿。至2019年，GDP万亿俱乐部城市达17个，即：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苏州、成都、杭州、武汉、南京、天津、宁波、青岛、无锡、长沙、郑州、佛山。随着2020年泉州、济南、合肥、南通、西安、福州6市GDP过万亿，目前万亿俱乐部城市达23个，23城中，从区域分布看：长三角、珠三角、闽南、长江中上游地区分别占8、3、2、4席，即南方地区共计17城，北方地区共计6城，其中东北地区为零。从行政等级看：直辖市4城；副省级城市10城、其中省会7城，省会地级市4城（长沙、郑州、合肥、福州）；普通地级市5城（苏州、无锡、佛山、泉州、南通）。

（二）GDP万亿俱乐部“下半区”城市比较

本文将GDP万亿俱乐部23城中第1名上海至第11名天津划为“上半区”，而将第12名宁波至第23名福州划为“下半区”，从而将南通与同半区的其他11城比较。主要依据在于：其一，上半区除苏州外，其他10城包括4个直辖市、6个副省级城市，而这6个副省级城市则为5个省会、1个经济特区。下半区12城则包括副省级省会（济南、西安）、副省级非省会（宁波、青岛）、省会地级市（长沙、郑州、合肥、福州）和普通地级市（无锡、佛山、泉州、南通）四种类型，总体行政等级偏低。其二，第11名天津GDP高出南通4000亿元以上，可比性不大；而第12名宁波与南通相差不足2400亿元，可比性强。因此，本文选取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将包括南通的万亿俱乐部下半区12城放在一起横向比较。

分析结果表明：南通的GDP、常住人口总量偏低，不及下半区平均水平；南通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占GDP比重，都显著低于下半区平均数；南通的外贸进出口、利用外资、社会消费三项指标，也显著低于下半区平均水平；南通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收入比，在下半区也较为偏低；南通的人均GDP、二产GDP略占优势。

（三）南通历年GDP全国排名情况

笔者统计了1978年、1990-2020年南通历年GDP全国排名情况（见图1）：32个统计年份，南通GDP全国排名在第17至32名。其中1978年最高，为第17名；2017年次高，为第18名；2004年最低，为第32名。另需说明，1990年代以来，南通以过江通道为主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大事件有：2003年沿海开发，2008年苏通大桥通车，2011年崇启大桥通车，2020年沪苏通大桥通车。这些应成为南通GDP排名变化的参考信号。

三、对南通的启示

（一）全国经济南北转换，但南通始终保持较高的城市位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格局发生深刻的南北转换，城市经济重心由北往南明显迁移。南通作为广义上的南方城市，实处南北方过渡地带。改革开放初期，我国“Top30”城市中南方仅有11城，南通以第17的排名稳占一席，1980年代末期方跌出“Top20”，仅2002、2003、2004年三个年份跌出“Top30”。随后位次逐渐回升，于2017年排名第18、重返“Top20”。目前排名第21，在“Top30”南方21城的“大部队”中居于较好的位次，并跻身万亿俱乐部。总之，无论在改革开放初期还是当前，南通都是长江以北稳居我国经济前列城市中为数不多的地级市。

（二）不同的历史时期，南通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不尽相同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北方城市强盛，主要在于重工业基础和能源、矿产等资源禀赋。1990年代以来，南方城市崛起，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经济基础、历史文化，以及人口、科教等综合优势。在上述城市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中，初期，南通凭借“中国近代第一城”“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中国棉纺织工业的摇篮”的深厚底蕴，以及教育、文化、开放风气等先发优势，成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的工业明星城市。80年代后期至新世纪初期，我国进入以高等级公路、铁路等陆路交通运输为主的时代，南通水运优势不再而又缺少过江通道，一度沦为“交通尾闾”，城市发展陷入低谷。2008年起苏通大桥等过江通道陆续开通，南通逐渐扭转交通劣势，一跃成为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当然，沿海开发、过江通道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南通GDP排名提升约有3-5年的滞后性。当前，南通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建设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城市经济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还能继续占有一席之地，并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三）受限于城市行政等级，南通应始终坚持“以工兴市”

未来中国城市发展格局中，中心城市强者愈强；北方及中部地区省会城市极化效应加强；长三角周边城市竞争激烈。南通尤其面临中西部乃至部分东部省会城市“强省会”战略的强大冲击：当前在南通排名前两位的是济南、合肥，后两位是西安、福州，南通受四大省会城市（其中济南、西安为副省级，且西安为国家中心城市、大区中心城市）“前后夹击”。较之高行政等级尤其有竞争关系的省会城市，南通区域集聚辐射天生弱势。因此，受制于普通地级市低行政等级的“标签”，南通应始终坚持“以工兴市”，陆海统筹、江海联动，全力以赴进行沿海开发，积极承接上海、苏南的产业转移。不仅要做上海的“后花园”，更要做上海的“北大门”、承接上海和沿江地区产业转移的新高地。在“3+3+N”产业体系的基础上，积极培育16条优势产业链，成为高质量工业强市的新典范。

（四）区位、交通新的优势，使南通必须大力发展枢纽经济

近年，在已有三条过江通道的基础上，南通再规划五条过江通道，“八龙过江”呼之欲出。尤其随着江苏出海新通道建设、“大通州湾”开发、北沿江高铁和新机场建设，南通有望成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而且，南通邻近上海的先天区位优势，又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中随着上海“龙头”的打造被激发和提升。新的区位交通优势，促使南通必须下大力气发展与之相适应、配套的枢纽经济。南通的枢纽经济根据交通形式可分为三种类型：沿海沿江大进大出的临港型，邻近新机场高附加值的临空型，邻近高铁枢纽、站点的综合工贸型。因此，南通各省级以上园区需要据此分类指导，根据交通资源禀赋，选择更加适合自身发展的主导产业。其中，临海重化工和新机场空港经济，是南通未来最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需放在南通既有产业体系和城市布局中统筹谋划，争分夺秒，时不我待。

（五）规模与质量发展并重，方能保证南通持续高质量发展

目前，南通土地面积和人口数量都占全省1/10左右，但2019、2020年对全省经济的贡献度分别为9.42%、9.77%；GDP、常住人口在长三角地区均排第8，但人均GDP排第11，人口长期净流出且老龄化严重；工业经济规模较大，但传统的建筑、纺织、造船业占比过高，如“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南通入围的14家企业中，12家是建工企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仅2.5%，低于万亿俱乐部城市科研投入平均强度2.84%近0.4个百分点；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长三角均仅排第16，而财政收入GDP占比低，土地财政依赖严重，房价高企。以上“痛点”“短板”均表明，南通今后发展须数量与质量并重：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强科创力度，激发弘扬“张謇企业家精神”，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分类指导、科学统筹园区建设，大力发展枢纽经济；优化税收结构，开源节流，逐步减少土地财政依赖、遏制房价上涨，吸纳、导入高层次人才和产业人口；“撤市设区”后继续提高中心城市首位度，在增强主城区对区域的集聚和服务能力的同时，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城乡协调发展。总之，南通要以迈入万亿俱乐部为新起点，全面开启经济社会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本文系2021年度南通市社科联热点课题《GDP万亿俱乐部城市比较研究——兼论对南通的启示》（编号RA2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共南通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