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环境下优秀青年革命者的信念和担当
张太雷,“常州三杰”之一。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历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着丰富的革命经历和多重身份: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人之一、共产国际第一个中国代表、青年运动的领袖、多位俄共(布)(1925年12月后改名联共〈布〉)党员和共产国际代表的翻译和助手,并领导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大城市内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当选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用其短暂的生命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透过他短暂的一生,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人民的处境、革命者的信仰和实践行动。本文基于张太雷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翻译期间的多重身份和具体活动,分析其所处环境,阐释一代优秀青年革命者的信仰和精神。
一、张太雷担任鲍罗廷翻译的背景分析
对于张太雷的研究,绕不开俄共(布)和共产国际推动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也绕不开担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鲍罗廷。但要对这一时期张太雷进行深入了解,首先就需要厘清他所处的环境。20世纪初期,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尽管革命浪潮涌起,但此时国内处于变革前的昏暗,政局动荡、人心不稳、前途不明。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力量都很弱小,为了民族独立和国民革命,都需要外力的援助。此时,俄共(布)和共产国际为了自身发展和外交利益的考量,也将目光投向了远东,投向了中国。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共产国际二大召开。列宁在会上提交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提出殖民地革命思想,对后续共产国际的方针政策和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1923年1月23日,俄赴华特使越飞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中对中国总的政治形势等进行了专门汇报,苏共最终选定了孙中山和国民党作为其在中国的盟友。《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签署,标志着苏联与国共这两国三方的合作也从此拉开了帷幕。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决议》,阐述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党的三大召开,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正式确立了与国民党开展“党内合作”,建立统一战线推进国民革命的策略。张太雷和鲍罗廷都是国共合作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此外,鲍罗廷与中共中央的分歧也是一个重要背景。为帮助国民党改组,1923年7月3日,斯大林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建议:任命鲍罗廷同志为孙逸仙的政治顾问。同年10月,鲍罗廷到达广州后积极推进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并点名调瞿秋白进入鲍公馆,担任他的翻译和助手。中共中央也极力配合和支持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革命领导权、政治立场、利益分配等多种原因的影响,导致了三方之间的矛盾,尤其是鲍罗廷和中共中央之间产生了重大矛盾,并于国民党成立“国际联络委员会”时集中暴发出来。后经过维经斯基的调和,鲍罗廷和中共中央的矛盾暂时化解,但基于党的独立性和自身发展的需要,中共和国民党、鲍罗廷之间还是存在根本性分歧。一方面,年轻的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加之自身力量的薄弱、经费的限制,受到苏联方面的影响较大;另一方面,国民党“排共、反共”的倾向,加剧了中共在国共合作中的处境和发展上的困难,到1924年8月,国民党的“排共”提案已达20多件,署名的国民党员达到2000多人。但为了中国革命,中共不得不在斗争中求合作,在夹缝中求发展,在危机中求生存,革命者从未计较个人的得失,谋求的是国民革命的开展和中华民族的解放。正是在这种复杂、艰难的环境下,张太雷作为一名革命者、一名中共党员,被派到鲍罗廷身边担任翻译和助手。
二、张太雷担任鲍罗廷翻译的原因分析
1925年1月22日,党的四大闭幕,24日,中共中央发布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一号通告,瞿秋白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宣传部委员。在此之前,瞿秋白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现因工作调整需要重新派遣,他对鲍罗廷说:“我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根据中央的决定,我要长期在上海工作。要给您派去另一个翻译。中央要求您为我解脱您这里的工作。在上海好像已经不追捕我了,我将暂时完全转入地下,为我们党的机关做工作。”(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M].1997:573.)其后,短期担任鲍罗廷翻译的有廖仲恺、恽代英、李之龙、伍朝枢等人。1925年5月6日,“中共中央与共青团中央联席会议决定:免去张太雷团中央总书记职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37.)中共中央调张太雷担任鲍罗廷的翻译兼助手,并兼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和宣传部长,直到国民政府迁至武汉。
(一)语言上的优势,精通英语
1911年9月至1915年6月,张太雷就读于常州府中学堂(后改名为江苏常州中学、江苏省立第五中学),该校低年级课程有国文、算学、英文等,在这里张太雷受到了英文的基础教育,且英文水平较好,“太雷学习成绩很好,英语尤为突出,为同学们所羡慕。”(李子宽.追忆学生时期的张太雷;回忆张太雷[M].北京:人民出版社编辑部:1984.)1916年1月,张太雷考取了北洋大学法科预备班,8月升入法科本科。北洋大学的法科教员大部分为外籍人士,一律使用英语授课。在北洋大学四年的全英文教学中,张太雷的英文水平得到更好提升。1918年8月,北洋大学法科主任、美籍教授福克斯在天津创办了大型综合类英文日报——《华北明星报》,因为家庭经济原因,张太雷以勤工俭学的方式,担任了该报的翻译和编辑工作。约两年的英文编辑工作,强化和提升了张太雷的英文应用水平。在此期间,张太雷也结识了为《华北明星报》提供俄国方面稿件的俄共(布)党员鲍立维,对张太雷的思想转变和人生轨迹产生了重要影响。张太雷的英语水平和能力有迹可循,有据可证。尽管有文章提到张太雷会俄文,但关于张太雷的俄文水平现未找到具体史料的佐证,而他英文水平很高有多个史实可证:张太雷在维经斯基会晤李大钊时担任英文翻译,赴莫斯科所作《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是其写好英文稿后经瞿秋白等人翻译成俄文,他能熟练地用英语回答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提出的每个问题,马林来华工作期间留下的许多珍贵英文档案, 其中经常涉及张太雷。但他俄文水平怎样还缺乏史料佐证,不能因为其担任过俄国人的翻译和在共产国际工作过,就判定其会不会俄文、俄文水平高低。鲍罗廷精通英语,可以和孙中山直接交谈。其实,张太雷会不会俄文并不太影响其工作,他负责的鲍罗廷翻译室有李仲武等人,常常是张太雷和王一知两个人挑出要译的内容,分派有关人员去翻译,李仲武与瞿秋白是北京俄文专修馆同学,担任过《晨报》和《时事新报》特派记者前往苏俄,精通俄语。此外,张太雷更多是担任中共中央与鲍罗廷和国民政府之间的联系沟通工作。
(二)有担任过多位俄共(布)党员和共产国际代表翻译的经历
张太雷最早因为在《华北明星报》做编辑时,结识了鲍立维,担任其英文翻译为《华北明星报》提供苏俄信息;五四运动中又认识了李大钊,担任维经斯基的英文翻译,从会见李大钊直到后来维经斯基赴上海会见陈独秀等,张太雷都是翻译。但根据包惠僧的回忆,维经斯基来华的翻译是杨明斋,杨明斋以翻译和助手的身份随维经斯基来华,来往于北京、上海、济南等地,会见李大钊、陈独秀等,推动和帮助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据李达的回忆,张太雷与维经斯基、杨明斋时有接触。张太雷也曾多次赴苏联,与俄共(布)和共产国际有很多交往。1921年初,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赴伊尔库茨克参加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工作。同年,他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大会上发言,并且参加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特别委员会,大会以后又参加了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1921年8月,张太雷回国后担任马林的翻译兼助手,其后两年多时间,协助马林促成了国共合作,推动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1923年8月16日又参加了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张太雷与鲍立维、维经斯基、马林等人的接触以及赴苏工作的丰富经历,为其日后被中央派遣到鲍罗廷身边担任翻译和助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对于国共合作的态度
张太雷在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学习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提出了《关于殖民地问题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提纲(草案)》。他提出:“共产党人必须实行不同的策略,这种策略要考虑到各国所处的国际地位的特点。三种类型东方国家的革命组织必须各有不同的行动纲领,也要求共产国际有不同的战略计划和领导方法。”(张太雷.张太雷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2.)张太雷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革命要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并且正确认识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既有暂时参加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要求,也害怕“帝国主义压迫和竞争”的软弱和妥协性,同时他们还“‘害怕’布尔什维主义革命及其‘极端性’”。因而,张太雷提出“在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依靠‘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在策略和战略上都是有利的”,但“不要丢掉自己纲领和组织的独立性”。(张太雷文集,32.)这成为张太雷在党的三大前后力主和推动国共合作的思想基础,并为之实践。此外,他还是首批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对于国共合作的支持和多重身份是其被派遣担任鲍罗廷翻译和助手的重要原因。
三、张太雷担任鲍罗廷翻译期间的作为
张太雷在担任鲍罗廷翻译期间,身处国共与鲍罗廷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他克服种种困难,利用自身的优势,坚持贯彻中共中央的决定,与国民党右派展开积极斗争,坚决维护党的利益,为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人物思想并不是在真空中演绎,而是在处理各种问题、关系与利益之中不断演变,与利益、处境、目标等因素相互作用。对于张太雷而言,在其短暂的光辉年月留下的思想著作不多,但是其在艰难处境下,用实际行动展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信念,展现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素养,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值得也必须被铭记。
(一)翻译和助手工作
作为中共中央派遣的鲍罗廷翻译,张太雷的首要工作就是领导和负责鲍公馆的翻译室,为鲍在华工作提供资料与咨询。对于鲍罗廷而言,身处列强争锋和军阀混战的乱局,也肩负着保证苏联利益的特殊使命,他必须及时掌握国内外相关情报,把握广州国民党政府的动态,才能推进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而张太雷就是这个重要任务的具体负责人,承担的不仅仅是翻译,更多是左膀右臂一类的助手。王一知在《回忆张太雷》中提到,鲍罗廷的所有活动是离不开张太雷的,事前的准备,事后的整理,都需要他来做。此外,在当时的广州,国民党右派反动势力猖獗,尤其是发生廖仲恺被刺案和“中山舰”事件后,鲍罗廷的处境十分险恶,张太雷不仅要协助鲍罗廷的日常工作,还要负责他的人身安全。
(二)积极推进国共合作
张太雷为维护民族统一战线,不仅通过鲍罗廷在国共两党中调和,还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和宣传部长、《人民周刊》主编,与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展开论战,积极宣传民族统一战线。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斗争激烈,国民党老右派肆无忌惮地破坏国共合作。为维护国共合作,揭示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本质,张太雷公开发表《到底要不要国民党?》等文章,指出“攻击共产分子不是共产分子的问题而是国民党生死的问题,是整个儿国民革命的问题”,指出了排斥、打击共产党的种种行动不是简单的反共问题,而是夺取国民党政权的问题,使国民党回到改组前的情形。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他受中共广东区委委托,起草了揭露国民党右派阴谋陷害共产党的《公开信》予以有力回击;他还主张武装工农进行反击。北伐开始后,张太雷连续撰文宣传北伐战争的意义,巩固和推动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
结语
本文基于相关文献,对于张太雷担任鲍罗廷翻译的背景、原因和作为进行了分析,囿于许多问题尚缺乏相关史料的佐证和支撑,对于张太雷在苏联及共产国际与国共三方之间作出的协调努力、对与鲍罗廷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的具体情况分析,尚有待今后继续深化研究。但凭现有资料可以看出,张太雷是鲍罗廷作为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期间担任其翻译和助手时间最长的,在工作、生活及人身安全等方面对鲍罗廷悉心照顾、鼎力协助,尽管双方存在一些分歧,但他们之间仍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尽管年岁不同,然而彼此十分敬重。鲍罗廷一家对张太雷宛如亲人。”(丁言模. 鲍罗廷与中国大革命[M].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50.)透过张太雷的革命活动,看到的不仅仅是中共党员的优秀品质,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一代先进青年的革命追求和信仰,他们在复杂处境中的奋斗历程和革命精神将永远指引我们更好地前行。
(作者单位: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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