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新路径:以非政府角色传播中国声音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节点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21年5月31日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了第三十次集体学习。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人们逐渐意识到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应更多地考虑受众,要充分发挥各领域人才、学科、平台的优势,以加强国家软实力、打造国家品牌等方式提升国际传播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影响力,而非政府角色就在其间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拟从高端人才建设(智库)、华人华侨、大众文化三个方面论述如何在国际传播中提升重大问题对外发声能力,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有效传播。
一、 巧用高端人才力量,破除“国际失语”困境
智库是以研究公共问题为核心任务,以对政府决策、企业发展、社会舆论与公共知识传播发挥影响力为目的的独立研究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西方学界,智库普遍被认为是与行政、立法、司法、媒体并列的第五种权力。
智库对于中国来说是舶来品,其最初起源于20世纪的美国。二战后,美国为了巩固其世界霸主地位,先后成立了兰德公司(Rand)、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等世界知名智库,为其发展制定了许多重大策略。比如在“911事件”之后,十余个美国知名智库就美国如何进行有效公共外交结成联盟,并于2005年10月向国会提交了报告——“公共外交:过去的教训”;CSIS也曾于2006年成立巧实力研究委员会(Commission on Smart Power),提出发展一个“更智慧、更安全的美国”的战略口号,并被2009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采用。而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国际评价里总会时不时出现一些不友好的声音:从最初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孔子学院威胁论”,到我们所提出的外交原则、发展理念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受到指责和打压,再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中国形象在国际舆论中被无端歪曲,这些都在提醒着我们,要想塑造良好中国形象就得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因此,在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就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年来,中国也愈发重视高端人才,充分利用其知识能量和话语权力,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首先,中国的智库数量快速增长。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研究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20》,中国已建立1413家智库,数量方面目前位居世界第二位,且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8家中国智库已连续三年入选全球百强智库榜单。其次,中国的后备研究力量日益壮大。在中国蕴藏着多达约100万人的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且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强,学者的研究领域也逐渐深化和细致,包括文化、医疗、经济、反恐、跨国犯罪、气候变化等方面,研究方向及各类研究成果都在为做好中国国际传播工作构建牢固的地基。同时,中国在国际上的发声力度也在不断增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出现的与中国相关的无证据抹黑,中国自然科学学者、医学家等通过接受国际媒体采访,在国际期刊上发文,及时、准确地向世界介绍新冠病毒的真实情况。2020年1月24日,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曹彬、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等专家联合于英国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刊登研究文章,回溯了武汉市首批患者的感染情况,力证新冠病毒源头并非是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随后,医学期刊《国际抗菌剂杂志》也刊登题为《新冠病毒2019年12月底已在法国传播的论文》为中国正名,英国《自然》期刊于2020年4月连发三次社论,为初期将新冠病毒与中国关联在一起的错误而道歉,并呼吁各国立即停止新冠病毒污名化。
相比以前,中国智库与专家学者在外宣工作的积极性和实际行动方面的确有所进步,但在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初步建立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上,中国的智库、学者还有待加强。在人员架构上,美国近年来已经逐步完成对话研究智库圈的更新换代,如包道格、贝德等资深学者已经慢慢退居幕后,一大批三四十岁的新生代开始活跃在美国智库的前线。相较之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中国研究主阵地前方“冲锋陷阵”的依然是六七十岁的老牌学者,“70后”“80后”都很难接近核心的政策圈。而在个体意识层面,中国社科学者与国际媒体交往的主动性不高。仍以新冠疫情期间中国遭受到的抹黑问题为例,通过前文描述可以发现,大多是自然科学学者在国际媒体中发文或接受采访,社会科学学者则在这方面极少发声。一方面,是因为整个学界还没有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传播体系,缺乏形式创新、内容接受度高的成功案例。而反观欧美国家,“大棋局”“巧实力”“金砖国家”等一系列新概念在近几十年来不断被抛出,《文明的冲突》《历史的终结》等一批美国专著也被翻译引进中国,使得中美之间形成了较为严重的“知识逆差”和“思想逆差”。另一方面,能够用好新媒体平台来开拓国际传播渠道的学者极少,大多数人仅限于传统媒体,导致重大问题对外发声能力受限、传播范围变窄、传播“音量”变小。
二、 发挥桥梁角色作用,推动中国与世界相融
如今,世界正发生着复杂深刻的变化,各国面临严峻的发展问题,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等国际潮流,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此举扩大和深化了对外开放,加快了融入世界的步伐,同时广泛联系海外华人华侨、吸引外国友人来华交流,进一步增强了此类桥梁型角色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
中国作为一个侨务大国,拥有非常丰富的侨务资源。根据《世界侨情报告(2020)》蓝皮书指出,华人华侨的数量已达6000余万人,分布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大力推行汉语教育、创建孔子学院并组织相关学习活动、打造“民心相通”的语言文化平台,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了重要桥梁,也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海外影响力。如著名侨领古润金曾捐款7500万人民币用以支持华文教育,陈江和的基金会曾于2016年为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捐赠1亿元人民币用以资助其未来10年开展双边人才培训项目。
在华国际社群主要分为短期旅居者(出于旅游、探亲、商务等目的)和长期居留者(出于留学、工作、移民等目的)两类,且长期居留者的规模在逐年增加,根据2020年11月结束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目前我国的外籍人员已达到84万余人。旅居他国的国际公众一直以来都是跨文化传播中另一重要的“桥梁”,尤其是在部分西方媒体长期存在扭曲中国形象的情况下,在华的外国人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真实的中国,并在中国文化氛围和外国成长环境的影响下,帮助国际社会与中国进行良好的沟通。
一方面,中国政府意识到讲好中国故事时需要面对的文化隔阂和复杂矛盾,高度重视在华国际社群对于国际传播的地位,积极邀请外国友人参加各类活动,了解其真实故事,关心其在中国的生活状况和个人经历。如2018年,中国外文局发起了短视频项目——“第三只眼看中国”,邀请多位外籍记者主持系列栏目;2019年,以“听外国人讲述他们眼中的中国”为主题的20集系列短视频《辉煌七十载·老外在中国》介绍了许多外国友人在中国学习、生活、实现梦想的励志故事,在国内外都得到了广泛传播和一致好评。
另一方面,在华长期居留的外国友人也会亲身参与中国的发展,并通过各种媒介形式积极主动地传播在中国的亲历见闻。如迈克尔·麦尔于2017年出版《东北游记》一书中讲述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并从字里行间渗透出中国传统文化对其个人的影响。随着即时分享的新媒体的出现,受众接收国际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地转向了社交媒体。尤其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国际社会中的不利舆论增加了我国对外传播工作的难度。一些在华外国友人由于工作、学习等原因留在了中国,他们见证甚至参与了中国的防疫斗争,主动参加一些志愿者活动,并用自媒体平台针对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诋毁进行反击,讲述和传播真实的中国故事。如英国官方媒体BBC在中国拍摄的纪录片《重返湖北》就对中国形象进行了暗中抹黑,随后英国自媒体博主“Jason在中国”就在YouTube平台上通过模仿BBC的话语模式来创作短视频展现中国的真实情况,并对《重返湖北》中制造的假象进行了抨击和调侃。
三、 调动大众文化资源,与国际受众形成共鸣
大众文化是指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手段,依照商品市场规律进行运作,使得大量普通受众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所囊括的资源有通俗诗、报刊连载小说、畅销书、流行音乐、电影、电视剧等。中国长期以来的历史积淀使得大众文化的资源极为丰富,但在推动其走向世界进而打造良好国家品牌的道路上仍走了不少弯路。
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约瑟夫·奈首次提出“软实力”的概念,将其定义为“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并指出文化软实力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各国纷纷把提升国家软实力放入国家发展战略之中,如美国的好莱坞文化、日本的动漫文化、韩国的粉丝偶像文化等。而中国从21世纪开始就进行着大量的输出尝试,如2006年前后启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等一系列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具体项目,一大批经典的中国古代名著开始走出国门,如《论语》《易经》《道德经》等仅英译本便多达几百种,还有一些在国内颇受好评的电视剧,如《甄嬛传》也被重新剪辑、制作成英文字幕投放到国外视频网站上。但在约瑟夫·斯特劳布哈尔的文化接近理论中指出受众更倾向于接受与自己文化、语言和习俗等相接近的传播内容,因此,即便这些经典的图书和影视作品的确成为了中国前期“文化走出去”的一种大胆尝试,但最后的市场效果表明文化隔阂和文化冲突依然存在,那些带有强烈中国传统意识观念的作品极难引起国际受众的共鸣,也使得中华文化的传播受到了阻碍。
2015年前后,Z世代逐渐成为国际传播的主要受众,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带来了新的希望。Z世代是指1995年-2009年出生的一批人,他们拥有全球化群体的成长经历,对不同国籍、种族、性别、取向的开放包容度较高,与互联网共同成长的他们大多数都擅长使用媒体进行传播活动,并积极投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自主活动中。我国迅速抓住Z世代受众的多元、参与度高、数字依赖性强等特点,依附网络推出了玄幻小说和一系列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优质短视频,其如火如荼的传播态势也反映出中华传统文化在国际传播中的影响。
目前,国外最受欢迎的中国网络小说翻译网站是成立于2014年12月的武侠世界(Wuxia World)网站,其读者遍布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排名前三的国家分别是美国、菲律宾和加拿大,甚至有人将中国的网络玄幻小说与好莱坞电影、韩剧、日本动漫并称为“全球文化输出的四大现象级产品”。中国网络玄幻小说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其作品核心大多是反映普世价值观,内容多与目标受众所习惯的文化语境相类似,在此基础上又添加了东方元素,使之新鲜感倍增。无论是哪个文化语境中的作品,共有的精神内核都可以消弭作品中有文化差异的内容元素。网络玄幻小说的主题大体可分为成长蜕变、实现梦想、邪不压正三种,这与风靡全球的好莱坞影片《蝙蝠侠》《蜘蛛侠》等所传达的精神品质都是一致的,再加之Z世代多数都处于和平、美好的成长环境,更符合他们认为世界会在个人的努力中变得更加美好的期盼。另外,玄幻小说在场景塑造和故事设定中加入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如《盘龙》《斗破苍穹》《星辰变》等都描写了超自然主人公、武侠门派、修炼武功、道家佛学等内容,这种表现手法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魔戒》系列和《哈利·波特》系列的奇幻文学有所相似,神秘的东方文化又能给读者带来强烈的新鲜感,使得网络玄幻小说在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中激起了巨大的“水花”。
中国传统主流媒体的宏大叙事一直以来都容易引起国际受众的抵触情绪,尤其对于Z世代的受众来说,传统的叙事方式几乎完全行不通。超个人主义在Z世代身上体现得极为明显,他们强调自己的个性,拒绝追求“大部队”,尤其热爱解构文化,即反权威、反中心、反理性、反二元对立、提倡差异共存。如今,身处于数字时代,更应该针对这样一批新受众为叙事话语带去一场新的革命,向国际舞台展示更加立体、全面、真实的中国。
(作者单位:浙江传媒学院国际文化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江辰】
最新期刊
第三期
江南论坛期刊2024年
在线预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