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打造生物医药产业地标的对策思考
随着生物技术进步、医疗保障水平提高和人口老龄化加剧,全球生物医药市场规模稳步发展。据统计,2018年我国生物医药产业规模突破3万亿元,增速高于全球水平。在老龄化加剧、居民健康意识增强和医疗改革深入推进等因素的影响下,预计我国生物医药产业规模将在2022年达到4.5万亿元。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强调,要加快补齐我国高端医疗装备短板,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技术装备瓶颈,实现高端医疗装备自主可控。2020年3月16日,苏州市政府专题研究完善打造生物医药产业地标政策,强调要把生物医药作为苏州在全球最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产业地标精心打造,为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提供强大支撑。新加坡生物医药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经验对苏州打造生物医药产业地标有借鉴意义。新加坡从20世纪80年代启动生物技术研发,到2000年实施生物医药科学激励计划以来,其生物医药产业已成为该国新兴支柱产业,成为在全球领域医药与医疗器械制造的重要基地。
一、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苏州先导产业发展迅猛,逐渐在苏州工业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生物医药产业是苏州重点打造的先导产业之一,产业规模居全国前列,已形成以苏州工业园区为核心,苏州高新区、吴中区、太仓市、昆山市等其他县区联动发展,一核多极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新格局。2019年苏州生物医药产业规模达1728亿元。2020年上半年先导产业产值3348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达21.6%,其中医药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长44.1%,生物药品制造产值增长6.03倍。
虽然在国内产业竞争中,苏州取得了相对的比较优势,但是面对全球产业竞争的加剧,创新能力不足使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创新能力是产业发展的生命线和主旋律,笔者以为,导致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创新能力不足主要有三大因素。一是研发投入不够。2019年,深圳和上海的研发投入分别占到本地GDP的4.9%和4%,而同期苏州研发投入只占3.25%,存在一定差距。同时,苏州41%的企业表示存在由于资金缺乏导致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资金支持成为生物医药产业攻克关键技术限制的第一需求。二是人才匮乏。苏州产业国际人才竞争力总体水平不高,国际人才引进数量处于世界较低水平。72%的企业认为人才匮乏是影响苏州生物医药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因素,解决创新人才匮乏之痛迫在眉睫。苏州缺乏和其经济能力相匹配的高校数量。三是研发平台分散。苏州生物医药产业虽然已经初步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基础与应用创新平台,但平台间割裂独立,研发分散,存在交流与合作的壁垒,无法形成创新的聚集效应。
此外,出于国家竞争的需要和意识形态的分歧,西方发达国家把我国作为“假想敌”,一直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和遏制,尽最大可能延长其已开发技术的生命周期,实现技术转移时获取最大程度的利润和限制我国技术的升级换代。因此,技术风险对于苏州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来说都是客观存在的,影响也是明显的,既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但从短期看,影响偏于消极。技术风险的存在,由于短期内国内企业无法突破相关技术、实现对国外技术的超越,那么产业发展始终受制于国外技术,相关产业只能在产业链条中的低端从事加工生产活动,对引进发达国家高科技项目带来不确定性。从长期看,影响更多偏于积极。由于技术受制于人,则必然会增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科技安全意识,不断提高科技风险防控能力,促使产业着力强化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促进产业技术进步,从而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二、新加坡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做法
新加坡生物医药产业的成功发展离不开国家层面战略支持、产业政策支持和完善的产学研转化体系三个方面,其做法可以为苏州打造生物医药产业地标提供参考。
(一)战略支持,构建明确的管理体制
一是明确顶层设计规划,突破阶段发展重点。2000年新加坡提出为期15年的生物医药科学激励计划,2000-2015年被划分为该产业发展的三个时间段,即构建产业基础阶段、增强转化与临床研究能力阶段和抓住机遇以扩大在经济与卫生领域的影响力阶段。2016-2020年新加坡政府又在RIE2020计划中将健康与生物医学领域作为战略领域之一,致力打造全球人类健康领导中心。二是组建产业领导机构,明确职责分工。2000年6月,新加坡政府成立研究创新与企业委员会,下设生命科学执行委员会,由国际顶尖科学家组成国际咨询理事会为其提供战略建议,共同指导产业发展。
(二)构建研发扶持、税收优惠、人才培养等产业政策
一是实施研发扶持。新加坡每年在生物医学研发领域投入约15亿新币,并额外拨款37亿新币用于研发基础设施建设。2011年至2015年,新加坡政府共投入约160亿美元支持研发及创新型企业发展。二是提供税收优惠政策。在新加坡设立国际或区域总部的生物医药企业,可享受低至15%的企业税收优惠。按合格建筑物或构建物施工、改建或扩建的合格资本支出,为企业提供初期25%免减税,以及其后每年5%的免减税等政策。三是实行培育本土人才与引进外籍人才并举。推出“生命科学人力开发计划”培育本土人才,鼓励更多医药领域的人才从事生命科学领域的研发工作。2008年政府成立专门人才引进机构,并制定薪酬、税收、住房补贴、假期、子女入学补助、配偶工作等多种支持政策。
(三)以医疗体系与科研资源支撑临床研究与产学研转化
一是构建多层次医疗服务体系。新加坡拥有公立、私立和民间团体三种医疗机构,分别提供医院治疗、基层医疗和中长期护理三个层次的医疗服务。二是建设科研机构,集聚科研力量。建设教育部、科技研究局、卫生部三个体系的多层次研究机构。教育部下辖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等国际一流高校,科技研究局设立12所生物医学领域专职研究所,卫生部下辖的所有大型公立医院和专科中心在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进行相应的临床医学研究。三是搭建多元主体合作平台,促进跨国公司、本土企业、高校与公共机构合作,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如罗氏与新加坡各类科研医疗机构合作成立转化医学中心;拜耳医药与保健公司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推进拜耳一体化转化临床网络项目;诺华制药公司与新加坡经济促进局共同投资成立诺华热带疾病研究所等,激发产业创新研究活力;赛诺菲、诺华等众多制药企业在此成立区域临床试验中心,科文斯、Quintiles和ICON也利用新加坡优势管理区域临床试验。
三、苏州打造生物医药产业地标的对策思考
(一)保持战略定力,大力营造创新氛围
“卡脖子”或者说技术上的瓶颈,不是现在才存在的,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国几乎一点技术都没有,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科技创新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仍没有完全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某些产品被“卡脖子”只是直接表现,更深层次的根源是,在创新的环境和机制上被卡住了脖子,影响了创新能力。因此,应进一步改善科研环境,在人才评价、学科评估、项目评审中,不宜把同样的指标、统一的标准用于不同的学科,而需充分考虑各基础科学的各自特点,采用各学科国际通行的做法,保持耐心,久久为功;同时关注技术生态、研发环境生态和产品产业生态的构建,推动自主创新技术成果和产业发展良性循环。
(二)外引内培,加大力度引育高水平国际化人才
积极寻求与国际知名咨询公司合作,设立生物医药产业国际顶级人才库,聘请国际顶尖生物医药科学家组成咨询委员会,为产业发展提供战略建议。要结合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趋势,编列专项基金,设立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集聚区人才资金池,精准引育生物医药产业人才。出台《苏州生物医药产业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用法律法规保障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一是完善人才政策体系,从安家费、科研启动资金到人才创新激励制度,全面提高高层次人才补贴标准,鼓励引进掌握核心技术、具有持续研发能力、能实施重要产业化项目的海外领军型科技人才。二是注重吸引创业人才和团队,优先提供孵化平台、简化创新公司注册流程、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设立天使前投资基金,招募国外生物医药产业顶尖人才来苏州从事研发或创业,推动本土人才国际化。三是加快生物医药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驻苏高校创建生物医药产业学院,在继续支持西交利物浦大学和昆山杜克大学发展的基础上,大力引进国际研发机构、国外知名高校来苏州设立分部、开设分校。四是鼓励生物医药产业企业设立硕士、博士工作站和博士后流动站,完善生物医药产业人才培养体系。
(三)加强金融支持,优化生物医药财税补贴政策
为有效优化生物医药行业财政支持政策,政府应着重推进健全的补贴机制来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一是及时进行长短期的政府补贴结构调整。在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时,政府的短期目标应与刺激产业发展相匹配。而长期看,政府更应保持稳定的政府支出,注重从资源投入、人才培养等多方面提升生物医药产业核心竞争力。二是拓宽融资渠道,丰富补贴拨款方式。加快推动融资资本市场建设,引导民间资本对生物医药企业加大投入,以此分担财政支出的压力。此外,政府在发放补贴时,不能仅考量企业往年的绩效数据,还可以在企业已做到确保质量、详细调查企业资质的情况下,同意企业提前预支一部分财政补贴。三是推动更完善的财税补贴系统建设。建立健全财税补贴监管机制,规范补贴拨付的应用领域,助力企业稳定发展,让补贴物尽其用。
(四)改革资金扶持方式,打造生物医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
当前,政府专项发展资金主要属于奖励性扶持,过于关注企业现有的成就。因此,要制定突出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生物医药专项发展基金制度。只要符合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重点方向的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人才引育、企业孵化等,都要纳入到专项发展之中,积极打造“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政策链”统筹的生物医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一是加强核心关键技术攻关,组织实施一批重大专项,脚踏实地、持续攻关。二是研制一批反制技术,积极研究产业技术树,着力攻克和掌握部分关键技术,与美国等国家形成技术上的互相挟制,确保不被对方单方面要挟。三是加强前沿技术战略布局,瞄准未来发展方向,超前布局、提前攻关,加大基础研究力度,发挥国内市场规模大的优势,由企业牵头攻关一批具有长期重大影响力的战略性前沿技术。
(五)组建产业园联盟,营造产业园协同发展环境
苏州现有10家生物医药产业园,除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江苏医疗器械科技产业园已构建包括创新平台、孵化平台、服务平台、载体平台在内的创新生态圈之外,其余8家产业园还没有及时跟进。一是组建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联盟。共享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江苏医疗器械科技产业园建设管理经验,从创新角度构建产业园区生态系统,集聚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品生产、交通、资金、技术、政策支持等要素,其中高校和研发机构等创新群体组成研究群落,科技中介和用户等转化机构组成应用群落,制造商、供应商和竞争性企业组成开发群落,共同构成主体群落。同时,交通、技术基础条件、政策支持等营造政策环境,资金、知识和技术等构建共享环境,氛围和文化等促成创新环境,共同构成外部环境。“主体群落+外部环境”形成产业园生态系统,集聚创新人才,提升创新能力。二是打造生物医药产业园区专业化、连锁型生产性服务业。根据生物医药产业特点选择配套生产性服务业,如针对尖端人才的猎头公司等,编制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集聚区生产性服务业配置表。积极扶持第三方服务企业设立和发展,支持产业集聚区内企业将产品研发设计、物流运输等辅助职能从企业主体功能中剥离出去。由生物医药产业园联盟与生产性服务业行业协会合作,组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集聚区专业化、连锁型的生产性服务企业,节约生产性服务企业成本,同时提高服务企业的质量。
(六)梳理政策工具,打造均衡型产业扶持政策包
2018年以来,苏州市连续出台《关于加快推进苏州市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推进苏州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全力打造苏州市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地标实施方案(2020-2030年)》等一系列生物医药产业扶持政策,大力推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按照Rothwen和Zegveld的环境型、供给型、需求型三类政策工具理论,苏州生物医药产业扶持政策中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较多,即大部分政策集中在目标规划、财务金融、税收优惠、法规管制、策略性措施等方面,供给型政策工具(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公共服务和人才培养四类)与需求型政策工具(外包、贸易管制和政府采购三个方面)使用较少,造成政策工具使用不平衡,产业发展失衡。因此,要梳理现有产业扶持政策,均衡配置环境型、供给型、需求型政策工具,通过环境型政策影响产业发展、供给型政策推动产业发展、需求型政策拉动产业发展,进而形成扶持政策包的最大合力。
(作者单位:苏州市职业大学)
【责任编辑: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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