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晚清，在中国如何走向世界的艰难探索中，早期著名外交家薛福成以其变法图强、振兴工商业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忽视的一笔。这个曾任曾国藩和李鸿章两任幕僚，出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的人，一生共著书40多万字，探索国家改良、变法的自强之路，表达救亡图存、富强中华之心。“中国地博物阜，甲于五大洲。欲图自治，先谋自强；欲谋自强，先谋致富。致富之术，莫如兴利除弊。”（马忠文, 任青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薛福成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4１７.）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都有极高的价值。

一、“尚强富”新经济伦理观是其变法思想的基础

19世纪中期的中国，是一个光明与黑暗交织、希望与失望并存的年代，伴随着门户开放，西学开始东渐，这使少年时便有“慨然欲为经世实学，以备国家一日之用”（马忠文, 任青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薛福成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１０0.）抱负的薛福成看到了希望，而正在兴起的一场求强求富的自强运动更让他看到了报国的机会。1865年，这个27岁的年轻人给当时的洋务大臣曾国藩上书《上曾侯相书》，其全新的政治伦理观和改良措施深得曾国藩赞赏，由此成为曾国藩的幕僚，登上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舞台。

《上曾侯相书》是建立在一种全新的“尚强富”政治伦理之上的自救谏言。传统文化“君子喻义，小人喻利”的伦理观，将言利者视为不耻，将财富视为不洁，形成重农抑商的民族文化底色，带来民贫国弱的现实惨状。薛福成以一种离经叛道之勇气，力图突破这种文化理念的桎梏，他以《易经》中的“以美利利天下”为突破口，提出“圣人正不讳言利。所谓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此治天下之常经也”。（马忠文, 任青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薛福成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4１８.）正面提出并宣传自己的新伦理观和利益观，为其变法图强培育文化土壤。

万余言的《上曾侯相书》提出国家富强之八要务：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其中经济思想为主线贯穿其中。薛福成的养人才思想认为，国家选人才应该“征辟与科举并用”，对具有一长一艺之实用之才，应不拘一格录用，尤其是工商人才；广垦田思想认为，国家应当以“民垦+官垦”的形式来发展农业，由于农民力量孱弱，此领域要更多发挥官方作用，官方借给民垦者以籽种和牛具助其生产，是为民垦，同时，对无主之荒田，官方募民耕之，租金视民垦所纳减少一二，鼓励人们充分利用荒田野地，开垦种粮，是为官垦；兴屯政思想认为，应当以屯田为基础实现屯政，筑城堡、设守备，人们三时务农一时讲武，各自为守，培育民众能力，自治防暴；治捻寇思想认为，人之为捻，是迫于生活绝望，“善抚之则皆为民，不善抚之则为捻”，故地方官吏要善抚百姓，使其生活无忧，天下安宁；澄吏治思想认为，吏治关乎国家修创痍为富庶、化凋敝为敦朴，所以要“慎其选、养其廉、尽其才”；厚民生思想认为，应该减兵营以省岁饷，厚民生以培元气，让百姓富起来；筹海防思想认为，为了不被邻敌所侮，应当筹巨款、设巨厂，购买并学习西方的火器和轮船术，亦可派敏慧学子赴西方国家学习机器技术；挽时变思想认为，针对洋烟洋教统领民众之势，从文武各官而不是百姓开始禁烟，犯者即黜，对入教就以为得到保护的恣横教民，一旦犯法，严惩不怠。

作为薛福成进身之言的《上曾侯相书》，强富的思想显而易见，其后的奏章《应诏陈言疏》，因“欲御外侮，先图自强；欲图自强，先求自治”的自救自强观，更是得到李鸿章的赏识，薛福成加入其幕府，从此正式参与国家治理，屡献治国大计，建树颇多，成就了其政治理想和抱负。

二、力求“变法”，以工商实现民富国强

如果说《上曾侯相书》主要体现的是薛福成自救自治的思想，15年后1879年的《筹洋刍议》则正式提出“仿西学、行变法”的变法主张，这意味着，薛福成的思想不再局限于服务清朝廷，而更多的是为国家未来发展寻求更好的路径和通道；意味着他在政治上维护清朝的封建制度，但也开始主张兴民权、重民生；经济上要求改革洋务派的官办工业，鼓励发展民族工商业；思想文化上不仅主张学习外国的制造技艺，同时主张创办新式学堂以学习先进的思想文化；意味着他开始从洋务派走出来具有了早期维新派的特点。薛福成以“变法”来实现“培邦本、康兆民”的思想，是中国对世界政治文化作出的贡献。

（一）以“变法”实现培邦本

薛福成一生的代表作是《筹洋刍议》，文章最核心思想是力求变法以图国家强富。全文共14篇，分《约章》《边防》《邻交》《利器》《敌情》《藩邦》《商政》《船政》《矿政》《利权》和《变法》等14篇（其中《利权》4篇）。在《变法》篇里，薛福成从自然之变谈起，认为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故世事也在变，国家管理者应懂得与世俱变，“世变无穷，则圣人御变之道，亦与之无穷”。（马忠文, 任青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薛福成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１８５.）他认为，与西洋国家的富强比，中国“不变则彼富而我贫，不变则彼巧而我拙，不变则彼捷而我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 （马忠文, 任青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薛福成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１８５.）只有“变”才可救国、才可强盛。

以变法为核心，《筹洋刍议》涉及国家约章、边防自固、邻交之道、利器之胜、敌情之谋、藩邦护服、商政关系、船政之急、矿政之利、利权之释 、变法之明等内容，涵盖了外交、经济和政治三个方面，就如何防外侮、策富强、定经制等给出了详细的建议。种种建议成为切中时弊的救国良策，也为国家未来发展和政治文明指出了一个方向。同时，他不断激发朝廷和国人的变法热情，“以中国人之才智视西人，安在其不可以相胜焉”，从传统文化和历史发展的论证中，给国人的变法图强注入自信。

《筹洋刍议》之后，薛福成出使西方，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大臣。其间，他细细考察西方先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情况，完善了早先的变法思想。政治上推崇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经济上更加强化工商为本的理念，呼吁发展民族工商业以强国，《振百工说》《论公司不举之病》等系列经济类文章，将西方与本土结合，细化经济变革措施，甚至延伸至导民生财和为民理财之具体方法，体现了政治家的担当精神、责任意识和厚民思想。

（二）以“振兴工商” 实现康兆民

薛福成的变法改革措施涉及各个方面，其中价值最大、也是最具有现代意义的就是他的经济变革思想。他敢于突破崇本（农）抑末（商）的传统观念，认为衡量一国之贫富强弱，应以商业为标准，“商务盛则利之来，如水之就下而不能止也”。（马忠文, 任青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薛福成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４１８.）他批评国人一直固守的以言利为戒的传统，批评“在上者不肯保护商务，在下者不肯研索商情”现状。针对西方每年在中国所盈3000多万之利，他认为这种有往而无来的经济现象，是导致“近日民穷财尽，有岌岌不终日之势”的根本原因，因此强调“握四民之纲者，商也”。（马忠文, 任青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薛福成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２２７.）呼吁朝廷必须放弃崇农抑商的理念，振兴国家之商务。为此，他提出振兴商务、发展国家经济的具体之法：

其一，重私利以丰盈公利。即国家财富的积累需要以激发私利为前提，“惟人人欲济其私，则无损公家之币项,而终为公家之大利”。（马忠文, 任青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薛福成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175.）这种“人人欲济其私”的观点，认可个体存在的价值和力量，鼓励民众财富积累，深谙民富则国强的道理，反映了当时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思想，也是“世界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表达。虽然当时社会开始出现“民富国强”的共识，但是薛福成第一个将“藏富于民”理念提出来，并给出了具体方法和措施，这是他对人类经济理论的贡献，也是薛福成“民先富而国才富”思想的表达。

其二，工为商基，振兴百工。强调工商兴国的前提是振兴工业，“中国果欲发愤自强，则振百工以前民用，其要端矣”，（马忠文, 任青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薛福成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320.）有了百工，则可避免一直存在的“一丝一粟必取之力田之农，农之谋食也艰”的弊端。这种对发展工业的呼吁，最终使朝野上下改变往日的贱工贵士之心，引导国人开始重视国家工业。关于工与商的关系，薛福成也在研究了西方经验后给出了结论，“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耕战植其基，工商扩其用也。然论西人致富之术，非工不足以开商之源，则工又为其基，而商为其用”。（马忠文, 任青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薛福成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174.）在某种程度上，薛福成奠定了后来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战略模式，即“工为体、商为用”——工业产业为基础 ,商业流通为手段。理念的超前性和正确性，对其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家乡所在地苏南民族工商业的崛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三，机器殖财养民。在倡导发展工业的同时，薛福成强调发展大机器工业，反对顽固派“广用机器不啻夺贫民生计”的观点。他认为机器之所以能殖财养民，因为机器生产是一人能兼百人之工，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省人工成本，降低产品售价，盈利能力更强，“若以机器以造物，则利归富商；不以机器以造物，则利归西人。利归富商，则利犹在中国；利归西人，则如水渐涸而禾自萎”。（马忠文, 任青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薛福成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287-288.）只要利归中国富商而不是归西方，就仍然“可分其余润以养我贫民”。同时，薛福成还从就业方面看到机器工业的养民意义，认为机器工业能做大工厂，有了机器才能设一厂或开一矿，一厂一矿能“仰食者不下数万人数千人”，解决千万人谋生问题，建设铁路和开设轮船也可以增加沿途地区人们的就业机会。至此，薛福成的经济思想已从先前的重流通以发展商业，向更先进的发展和振兴机器工业的方向发展。

其四，个人以集股开办私营企业。针对当时官办企业和官督商办企业的不景气，薛福成提出允许由私商集资经办企业的大胆想法，尤其是如修路、轮船运输这些大项目上，一方面为朝廷减轻投资负担，另一方面可为朝廷增加税收来源，以增强国力。为此，他客观分析了官办企业和官督商办企业不景气的原因，这个曾经积极主张以官督商办来反对官办企业的人，发现官督商办模式中也有着很多的腐败，“腐败极矣, 弊端极多，买煤有弊；买船有弊；揽载水脚，短极有弊;轮船栈房, 出入客货有弊……种种弊端不胜枚举!”（陈旭麓等.盛档·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宣统二年八月十一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于是，倡导商、绅、官、民自由集资，私人联合营办公司, 认为这种体制，一方面可以杜绝腐败，另一方面，能“纠众智以为智, 众能以为能, 众财以为财”，集众人之智慧办企业，同时，这种体制使人们利害与共、利益共赢，便“移山可也，填海可也，驱驾风电、制御水火亦可也”，将集资开办公司的重要性强调到极致，从而成为中国最早看到公司股份制能使国家经济强大之人。

薛福成把自己的经济思想归结为21条，他自称为养民之新法，无不体现出人类经济发展的先进性：“一曰造机器以便制造；二曰筑铁路以省运费；三曰设邮局、日报馆以通消息；四曰立和约通商以广商权；五曰增领事衙门以保商旅；六曰通各国电线以捷音信；七曰筹国家公帑以助商贾；八曰立商务局以资讲求；九曰设博物馆以备考究；十曰举正副商董以赖匡襄；十一曰设机器局以教闾阎；十二曰定关口税以平货物；十三曰垦荒地以崇本业；十四曰开矿政以富民财；十五曰行钞票以济钱法；十六曰讲化学以精格致；十七曰选贤能以任庶事；十八曰变漕法以利运输；十九曰清账项以免拖累；二十曰开银行以生利息；二十一曰求新法以致富强”。（马忠文, 任青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薛福成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420.）薛福成的经济思想为后来者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基础，如郑观应的商战和以工翼商的思想、康有为的建立工国主张等，皆得益于薛福成的工商立国思想和经济变革之道。

总之，薛福成一生的著作都在细数落后中国家的图强之道，表达一位朝臣的救国之心。今天来看，薛福成的经济改良思想及种种变革之道，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相契合，也符合未来历史发展的潮流，给国家和人类贡献出有价值的思想和理论财富。虽然他一生的思想前后多有变化，但不变的一点是他的救国图强之心。

（作者单位：中共无锡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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