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既是中国民族工商业发祥地，也是内地最具幸福感的城市。那么是什么样的文化基因为无锡构筑了历史的辉煌，带来了今天的成就？2019年7月，伯渎河边的“梅里遗址”被考古界确定为商周文化遗址，伯渎河被证明是开凿于三千年前的人工河，意味着古运河是无锡不仅拥有三千年历史而且在今天依然发挥作用的文化遗存。因此，古运河见证了无锡城市变迁的全过程，无锡的文化基因必须到古运河历史中去寻找。

然而，今天我们对于无锡古运河的认识，往往忽视它是由伯渎、梁溪、护城河、城中直河等多条河流所组成的复杂水系。在隋炀帝开“江南河”之前，夫差所开“吴古故水道”是从伯渎经鸿声、漕湖入苏州，说明伯渎在隋代以前一直是“吴古故水道”的一部分；而作为“吴古故水道”核心段的城中直河，虽然后来被填没变身为中山路，但作为运河主航道的历史长达两千多年；明嘉靖以后，由于直河变狭变浅，大船改走东外护城河，官船与小船改走西内护城河，内护城河的城西段就是梁溪，说明梁溪在新运河贯通之前是运河的一部分。实际上，当年的伯渎正是通过梁溪连接太湖，又在常熟接通江海，成为太湖重要的泄洪通道。虽然梁溪是不是一条人工河尚无考古依据，但梁溪被称为无锡母亲河却是不争的事实。而在伯渎与梁溪连接处的仙蠡墩，以及在梁溪发源地锡山遗址，都发现了良渚文化遗存，意味着梁溪河畔在史前已有文明存在。数千年来，虽然气候变迁、朝代更迭，但无锡人始终无法回避的一件事情就是“治水”。无锡就是在不断开凿疏浚河流的过程中，在与洪涝灾害的搏击中，磨砺出百折不挠的古运河精神，孵化出迁想妙得的创新意识，灌溉出经世致用的价值观，成为一颗璀璨夺目的太湖明珠。

一、治水实践，磨砺出百折不挠的城市精神

梁溪是沟通太湖、五里湖与内河水系的纽带，旧时无锡别称梁溪，说明其地位与作用非比寻常。传说大禹的治水助手张渤化身“猪婆龙”拱开犊山门，使得五里湖成为梁溪与太湖间的天然蓄水湖，从此梁溪两岸成为鸢飞鱼跃、五谷丰登的鱼米之乡。虽然渤公故事只是传说，但犊山工程确实是调节内河与太湖水位的关键枢纽。而且无论是仙蠡墩还是锡山遗址，其自马家浜、崧泽、良渚至吴越文化时期的文化堆积是完整的，锡山遗址还出土了只有部落首领才能拥有的玉戉、玉錛等器物，因此梁溪作为一项史前水利工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当泰伯抵达梅里的时候，虽然良渚文明消失已久，但食鱼米猪鹿、穿丝麻织物的生活方式不仅与良渚文化一致，而且成为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象征。《史记》所载“断发纹身”，就是对水乡泽国生存技巧或生活方式的描述，表明泰伯来到这里后便剪短头发、刻画其身，投入到插秧捕鱼、兴修水利的事业中，留下了一条造福乡民三千年的伯渎河。泰伯的后代没有停止开沟挖渠的工作，虽然后人将荆溪、胥河或邗沟等仅仅看作是伐楚或伐齐的军事用途，但如此众多而浩大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是在几百年中逐渐成型，军事用途毕竟是一时之需，但抵御旱涝与灌溉农田则是常态化的。

当楚灭越国，黄歇请封江东以历山为都邑，此时大量的泥沙淤积已经让过去的河床抬高，即便如渚、墩、洲等水中高地也不时遭受汛期洪涝。当时的“无锡湖”（即芙蓉湖）还是一片千余平方公里的广阔水域，但因底平水浅，如果航道直接走无锡湖，就会受到江南气候时旱时涝的影响。所以，黄歇一方面疏通了黄田港、黄浦江等河道让太湖水下泄江海，另一方面“治无锡湖、立无锡塘”，筑高堤坝，湖河分离。

如今，在当年的“无锡塘”内还留有一个小岛黄埠墩，在惠山北麓留有一条连接都邑“黄城”与黄歇行宫的“龙尾陵道”。“黄城”的位置就在“吴古故水道”与“吴古故陆道”的交汇处（今钱桥陈漕湾），黄歇行宫则在今天的城中公园白水荡边。虽然黄城踪迹早已消失，但“行宫”所在地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变已成为现代化都市的中心。在黄歇到来之前，这里已被越国统治了二百年，“无锡”如“姑苏”“余杭”等地名一样是一个古越语词汇，正是因为黄歇“治无锡湖、立无锡塘”的事迹，从而有了以“无锡”命名的无锡城。

换言之，如果把泰伯看作是无锡的人文始祖，那么黄歇就是无锡的开城之君。无锡因治水而得名，因治水而立城，无锡城市的精神内核是在不断的治水实践中磨砺出来的。历史上的无锡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东方水城，既有城墙外两道护城河环绕，又有城墙内18条河流纵横，水患或干旱的袭扰从未间断，“治水兴利”贯穿着无锡历史的全过程。譬如，明嘉靖四十年运河暴涨，舟行入民居；万历十五年太湖骤涨，倒灌梁溪，周边数百里一望成湖；清康熙四年太湖结冰，运河不通舟楫一月有余；民国二十年河水猛涨，低田被淹，轮船停驶；1991年连降暴雨，沿河居民家家受淹……同时三千年来，枕河而居的无锡人从未停止抗击旱涝，治水兴利，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百折不挠的古运河精神传承至今。

二、诗性生活，孵化出迁想妙得的创新意识

无锡古运河经常被描述为“穿城而过”，事实却是先有河后有城，傍河筑城而形成龟背形的自然格局。南来北往的各色舟楫在城内穿梭，不同口音的船家商贾在塘街驻足，信仰各异的宗教文化在直河汇合，无锡因此成为一座多元文化的熔炉，一座以自然与诗意为基调、以变化与创造为常态的江南城市，并在直河两岸涌现出一大批如王羲之、顾恺之、李绅、倪瓒、钱钟书、华彦钧等艺术或文学大家。这些大家的艺术素养与艺术成就与他们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然而对艺术的追求就是对自由与真理的追求，杰出的艺术成就孵化出了无锡人“迁想妙得”的创新意识。

“迁想妙得”是顾恺之提出的美学思想，“迁想”指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把主观情思“迁入”客观对象之中，把握对象的内在本质，取得艺术创作的灵感；“妙得”是“迁想”的结果，让灵感转化为符合对象本质的完美艺术形象。顾恺之的代表作《洛神赋图》是类似于连环画而又融会贯通的长卷，讲述曹植与洛神的爱情故事。虽然作品中每个部分都有水的写照，但水势、水态、水性所用线条有时舒展自如，有时平滑光洁，在故事的高潮部分又荡漾回旋，这种波涛律动的水浪之美又与画中人物的惊讶、激动、惆怅等情绪连成一体。这里对水的描绘就是一种“迁想妙得”，其实是对生活世界本质的把握与艺术再现。

与顾恺之不同，倪瓒的“水”总是无形的。或许在倪瓒看来，任何的笔触或技法都无法准确传达水之品格，只有“空”或“无”才能展示水的气象万千。倪瓒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从小饱读儒家、道家与佛家经典，四十岁时散尽家财浪迹太湖，广泛结交和尚、道士、诗人、画家，作品多为太湖山水，构图平远，景物极简，疏林坡岸，浅水遥岑，呈现出一幅幅苍凉古朴、静穆萧疏的意象。倪瓒的美学思想主张绘画应表现作者的“胸中逸气”，以自然适意之“逸笔”写疏宕幽深之画境。这种思想显然源自其对自然山水的领悟，是一种自由的精神世界的彰显，作品意象因此成为人与大自然生命融为一体的世界。

这种领悟与融合也体现在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在直河塘街成长的王羲之，对自然与自由的理解必然深刻，每一个字的飘逸流畅与闲适舒畅，正如蜿蜒曲折的运河水，随机赋形，随形赋法。因此，古运河畔艺术家作品的共同点就是“自然”与“自由”，都是对儒家的“中和”、道家的“飘逸”与禅宗的“空灵”等思想的融会贯通，他们都在以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阐释与演绎古运河的文化本质。

同样，《二泉映月》也是一种对现实、自然的领悟与内在精神世界的融合。表面听来有着说不尽的悲凉与哀怨，而内在蕴含的却是既深邃又柔美的沧桑，伴随着抑扬顿挫的力量感，流动着的是古运河水的温婉与柔韧。所以，《二泉映月》描述的既不是一井泉水，也不是一弯明月，而是饱经沧桑、永不停息的古运河水。那是阿炳眼中的古运河，也是无锡人眼中的古运河，是历经曲折流淌了三千年依然不断前行的古运河。当日寇铁蹄侵入中国之后，阿炳每天在三万昌茶馆门前演奏的是《义勇军进行曲》，编唱的是十九路军的抗敌故事。《二泉映月》正是创作于这一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关键时期。那个时候，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二泉映月》的引子，以四拍短小音调开始，轻微、低沉、含蓄，像直河水从远方汩汩而来，把听众带入遥远深广的时空。随后乐曲进入平稳的曲调，那稍有起伏的节奏只是船桨带起的涟漪，时而悠扬，时而深沉，时而抒情，却有一股深沉的力量，推动微波细浪向前流淌。尾声处的曲调更加柔和与舒缓，河水流向了未知的远方，前赴后继，绵延不绝……这是古运河水的力量，也是古运河艺术的力量。滋润万物，通达而广济天下；荡今涤古，永远适应环境又不失本性；遇圆则圆，逢方则方，无可无不可，无为无不为。这是对自然的敬畏，对自由的追求，生发出创新的基因和能力。它源自于枕河而居的生活方式，源自于治水兴利的社会实践，也源自于开放包容、海纳百川、融会贯通的价值观念。

三、上善若水，灌溉出经世致用的城市灵魂

如果说治水兴利磨砺出无锡的古运河精神，艺术成就孵化出无锡的创新意识，那么东林思想则浇灌出无锡的城市灵魂。创建于北宋年间的东林书院最初并不在弓河一侧，而是在城南伯渎岸边的保利寺旁。创始人杨时虽然师承程颢、程颐，却没有墨守老师的教条，既继承了《大学》《中庸》《孟子》中的“格物致知”“形色”“天性”等概念，也吸纳了道家列庄、佛教华严宗、《易经》的精华。因此，杨时的思想以儒为宗，出入释道，其核心是“爱人”，主张民贵、宽政。民贵是把人民重为社稷之根本，“夫民者邦之本也，一失其心，财本摇也”。宽政是爱民的主要内容，“宽者得众”，所以主张爱人节用、取用适时、安抚农民、使民有家产，使民安居乐业。

杨时在无锡讲学前，曾在萧山担任县令。当时的萧山易旱易涝，常年受灾，杨时经过实地踏勘，相度山形地貌，估量地域范围，经过一年多的施工，围起了面积近四万余亩的湘湖，保住了沿湖农田防旱防涝之利，“各处穴口，遇涝可闭，遇旱可启”，百姓盛赞杨时筑湖“利民及物，莫大之功”。因此，杨时既是一名思想家，也是一位践行者。在锡讲学十八年，门前流淌的古运河、饭稻羹鱼的平民生活、不时发生的洪涝灾害等，不可能不对其产生影响，而他的“爱人”思想最终被明代东林学人继承发扬。

杨时回归故里后，东林书院渐趋冷落直至荒废。一百年后，幼年在此读书的邵宝出仕后力图修复东林书院，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后来在惠山寺北创立了二泉书院，教导学生要“道德至上，功名次之”，被百姓称为“二泉先生”。在今二泉书院君子堂内有一副对联：“疏许立身一饭心常悬北厥，功存谙学半弓地已辟东林”，道出了邵宝与东林书院的历史渊源。紧挨二泉书院的是东林先生顾宪成的祠堂。顾宪成当年对邵宝崇拜有加，尊其为师，在二泉书院建立88 年后，与弟允成及高攀龙等人同倡捐资，复建东林书院，强调学问“务在躬行实践”，提倡经世救国的务实之学，成为“一时儒者之宗”。

虽然今人提及东林往往想起明末朝廷的政治风云，但顾宪成与高攀龙为无锡留下的宝贵遗产是以一颗爱民为民之心，创立了一门务实经世之学。这是一门以济世、救民为目的的“有用之学”，认为宇宙万物由于“各自其所禀”之不同，而各有其特点和生长发展规律，故主张要对大至天地、小至草木之物都去探求其理。实际上，明末清初在江南涌现的一批科学家如徐光启、徐弘祖、宋应星等，都曾受到东林实学思想的影响。

如果说杨时的“爱人”是一种民本和谐思想，那么东林实学就是一种济世救民思想，后被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阐述为经世致用，主张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这种关心民生百态、农商百业的思想，至清末民初被转化为“救亡图存”“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行动，直接推动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崛起，无锡因此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1952 年，荣德生先生去世前将全部私人藏书无偿捐献给国家，其中就有高攀龙的《高子遗书》。荣德生先生不仅兴办实业、创办学校、建立图书馆，还联合当地商人一起，在梁溪河与古运河上捐资架起了无数座桥梁……这些桥梁，也是无锡城市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桥梁。

因此，无论是民本和谐、济世救民还是经世致用，就是把人民对诗性自然的美好生活需求放在首位，这是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治水兴利、造福乡民伟大实践的理论总结。这些理论也是古运河水品格的呈现，上善若水，让无锡在三千年发展过程中始终能够行稳致远，创造出一个又一个非凡成就。

结语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进入近代社会，大运河沿线城市逐渐衰落，无锡却不衰反盛，成为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显然不能归结于水路交通的便利。实际上，无锡的特点就是离太湖很近，又在太湖下游，更容易受水患的侵扰，所以治水兴利的任务最为繁重。因为治水，有了伯渎河；因为治水，有了无锡城；因为治水，有了百折不挠的古运河精神；因为治水，有了迁想妙得的创新意识；因为治水，有了经世致用的价值追求。今天，治水依然是“进行时”，而百折不挠、迁想妙得与经世致用等文化基因将成为建设“强富美高”幸福城市，推动无锡走向未来的内在动力。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江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