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济特征与资源禀赋类似，绝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各国间在产业与贸易结构方面存在较强的互补性与依存性，为开展双边或多边经贸合作、提高各国对外开放质量与水平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平台。商务部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达1.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3%，高于同期外贸整体增速3.7个百分点，对外开放大门和步伐实现“双升”。同期，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156.4亿美元，同比增长8.9%；“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直接投资60.8亿美元，同比增长11.9%，沿线贸易与投资潜力进一步释放。然而，当前全球经济前景并不明朗，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技术性贸易壁垒仍是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主要障碍，不断对各国经济发展和贸易合作造成威胁和隐性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也存在出现贸易争端的客观隐患。

    认证认可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NQI）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年轻”的技术密集型行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技术性贸易壁垒引发的贸易争端，提高贸易通关效率，降低贸易时间成本，进而达到促进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作用。总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贸易合作要大于贸易分歧，但双边互认率低、标准差异大、认证规则各异等问题不容忽视。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认证认可已成为沿线各国消减贸易障碍、提高贸易便利化的主要纽带和支撑。因此，弄清认证认可支撑“一带一路”贸易便利化的逻辑机理和主要路径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本研究以机理研究为视角，探讨认证认可支撑“一带一路”贸易便利化的主要路径，旨在疏通“一带一路”贸易障碍，厘清作用机理，为贸易便利化提供理论支撑和参考。

一、认证认可与贸易便利化

认证是指由认证机构证明产品、服务、管理体系符合相关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或者标准的合格评定活动。认可是指由认可机构对认证机构、检查机构、实验室以及从事评审、审核等认证活动人员的能力和执业资格，予以承认的合格评定活动。整体而言，认证认可是国际通行的质量管理手段和贸易便利化工具，是“一带一路”建设中重要的国际合作领域。关于贸易便利化的基本概念，目前存在多种理论观点。世界贸易组织（WTO）所界定的贸易便利化是指“改善进出口贸易透明度、可信度及提升进出口效率的边境管理措施改革”。近年来，人们更多从更广义的范围(即影响贸易交易的整个环境)来考虑贸易便利化问题。通过贸易程序和手续的简化、适用法律和规定的协调、基础设施的标准化和改善，增强透明度、完善规范、减少限制等一系列措施，为国际贸易活动创造一个简化的、协调的、透明的、可预见的环境，降低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货物、服务的自由流动。贸易便利化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几乎包括了贸易过程的所有环节，包括运输、许可、检疫、电子数据传输、支付、保险及其他金融要求、企业信息等方面，其中海关与跨境制度是核心。

二、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特征与认证认可建设

（一）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

本文基于UN COMTRADE数据库中2013-2017年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贸易数据，分析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2个国家的进口总额、出口总额和贸易总额，如表1。

从贸易总额看，2013-2017年，2014年贸易总额达到高峰后，2015和2016年持续下滑，2016年达到五年最低，到2017年有所回升，2017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额为10897.23亿美元，较2016年增长14.97%。其中，进口额和出口额变化趋势与贸易总额相一致，且出口总额变化趋势相对更加平缓，整体呈稳定及微弱上升态势，2017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额为4543.63亿美元，出口额为6353.61亿美元，较2016年分别增长24.05%和9.25%。

从所占比重看，2013-2017年，除2015年下降之外，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呈上升趋势，2017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是26.53%，较2016年的25.72%上升0.81个百分点。进口方面，5年间经历了U型趋势，自2015年下降持平在23%左右，在2017年比重又回升到2014年水平，比2016年增长1.58个百分点；出口方面，除2015年下降了0.18个百分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呈上升趋势，且增势趋于平缓，2017年同比增长0.35个百分点。

（二）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认证认可建设

截至2017年底，我国累计颁发各类有效认证证书175.3万张。其中，管理体系认证85.5万张（质量管理体系认证48.9万张）、产品认证89.3万张、服务认证0.5万张。在认证认可协议方面，我国已加入21个认证认可国际组织，签署13份多边互认协议和117份双边合作互认文件，国际互认范围覆盖全球经济总量95%以上的经济体。

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认证认可建设方面，我国早在2002年就已启动相关工作。主要建设方式包括：开展信息交流、在当地建设CQC（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分公司、帮助培训认证机构认可评审员、签订合格评定谅解备忘录等。例如，与俄罗斯签署实验室认可领域的互认合作方案，CQC与其两家认证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录，中检集团已在莫斯科设立办事处；CQC与捷克测试研究所（EZU）签署合作备忘录，各自授权对方代理彼此的认证业务及信息交流；CQC与沙特阿拉伯计量质量局签署合作协议，开展SASO（沙特阿拉伯标准组织）产品认证业务，同时由海合会标准化组织指定，并经海合会认可中心认可，开展产品认证业务；与乌兹别克斯坦签署《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与乌兹别克斯坦标准化计量和认证署合作协议》；与马来西亚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CQC与马来西亚标准工业研究院签署工厂检查委托协议；与蒙古签署关于合格评定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等等。截至目前，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已签署了合作协议文件。我国颁发的认证认可证书、检测报告，也成为沿线多个国家市场准入的凭证。

三、机理研究设想与路径分析

根据笔者对认证认可和贸易便利化相关综述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当前已有研究对于认证认可的经济、贸易效益影响，以及对贸易便利化的评价和经济影响量化较多，但对于认证认可支撑贸易便利化的机理研究依然缺失，需要进一步系统性分析和总结。二是贸易便利化的主要体现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港口效率、关税水平、基础设施及服务基础设施的硬软件水平、信息和通信技术，在认证认可支撑贸易便利化的机理研究中应着重考虑认证其是否对这四个方面存在支撑作用。三是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主要还是以制造业成品或半成品为主，在这类贸易过程中，必然涉及港口效率问题、关税水平问题、基础设施问题和信息通信技术问题，因此，在进行认证认可支撑“一带一路”贸易便利化的机理研究时，可以按照上述框架开展。

一是认证认可提高港口效率方面，港口效率问题的根源在于各国的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其中要求本国以及进口产品符合技术法规。因此，对于进口产品而言，在该产品试图通过港口进入当地市场时，必须根据当地市场的技术要求进行检测和认证，如果没有通过认证或检测则需要再运回甚至就地销毁，导致无法提高港口效率。另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认证认可机构众多，双边多边合作效率较低，检验检测认证重复率较高，贸易周期和成本较大。相关研究显示，2015年全球检验检测认证市场规模已达12400亿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约占3600亿元，其中重复检验检测认证高达1400亿元。沿线国家政治、文化的差异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贸易制度和监管体系的不协同，贸易便利化工具和手段不统一，特别是认证认可应用和采信的不对称，成为贸易畅通的主要障碍。针对这一情况，目前较为有效的做法是构建双边/多边互认协议（Mutual Recognition Agreement，MRA）。简单来说，这一协议允许国际贸易企业在本国获得相应检测、认证结果，使其在出口前就能通过目的地国家的检查、认证信息及服务，实现“一次认证，全球通行”的效果。这一做法能够降低国际贸易企业与本土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减少产品通过港口的预期通关天数，提高清关效率和港口效率。

二是认证认可优化关税环境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WTO成员国根据达成的协议，关税减让的幅度也日益加大。此外，根据国家之间的产品和市场互补需求，也会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一般会涉及关税环境的优化。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自由贸易协定这类国家之间的“契约”，能够起到优化关税环境的作用。但为保障产品安全，这些自由贸易协定往往会包含MRA协议，用于解决卫生检验检疫、产品安全等问题，这是认证认可在优化关税环境过程中所做的贡献。例如，除关于税率的约定以外，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还包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西兰政府关于电子、电器产品及其部件合格评定的合作协定》，明确了双边认证认可互认机制，包括原产地认证以及卫生检验检疫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等内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约定了各国如何管理原产地产品认证的规则内容。这些都反映出认证认可是自由贸易协定不可或缺的部分。

三是认证认可支撑提供优质基础设施方面，在优质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过程中，如铁路、公路、机场、航线等，离不开认证认可的保驾护航。以机场为例，通过科学合理的认证评估，有助于降低机场中复杂系统的相关风险，并提高运营的可用性、提升成本效益和提供法律确定性。在认证过程中，机场的所有技术系统都必须获得相应认证，为机场的安全工作起到了保障作用。再以铁路和公路为例，国家层面统一的标准是铁路和公路安全、顺畅通行的基础，认证认可能够帮助生产企业在建设活动中服从统一的质量要求和标准要求，从而为优质基础设施产品构建起质量安全屏障，进而为畅通国际贸易运输、仓储、通关以及物流等关键环节提供质量支撑，最大限度地促进双边贸易便利化。认证认可通过强制性认证、自愿性认证等形式，来实现支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的标准符合性、技术法规符合性，从而实现规范基础设施硬件、软件建设，促使基础设施产业质量的提升，进而支撑当地创建优质基础设施，为贸易便利化提供基础。

四是认证认可支撑提供优质通信服务方面，只有商品质量信号充分、有效、可靠、成本低廉，买方在购买后即可证实其质量，商品市场才能有效运转。但在现实的通信产业中，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信息在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以及在生产经营者之间都是不对称不完备的，要通过各种途径改善信息传递机制，增进双方互信。在通信产业中，通过实施国际标准化的品质体系认证，不仅使企业质量管理更趋科学化，而且也可极大提升客户对企业的认知度，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例如，ISO管理体系认证在通信行业从设备商到运营商，甚至行业主管部门的广泛应用，为提高整个行业的质量管理水平奠定了基础。在国内运营商对设备商的管理中，ISO认证已成为必备的考核指标，国内三大移动运营商也已大范围开展相关的管理体系认证工作。这些举措有效地增强了客户之间的信任，使得优质通信服务、优质通信产业链上游供应商脱颖而出，为优质通信服务奠定了基础。通过强制性认证、自愿性认证等形式，认证认可进一步支撑了通信产业建设过程中的标准符合性、技术法规符合性建设，从而规范通信产业的发展，提升通信产业质量，进而为贸易便利化提供条件。

本文系国家质量基础的共性技术研究与应用专项“支撑‘一带一路’贸易便利化的认证认可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二期）”（编号2018YFF021560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

【责任编辑：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