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共治、共建、共享”，意味着对参与社会的多种力量的肯定，意味着政府与其他力量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调整为合作与协商的关系。在这种“大家一起种地建家园”的时代背景下，志愿者队伍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必须被培育起来，使之成为政府社会治理的得力助手，于关键时刻化解危机、日常生活中谋求进步。

一、志愿精神与时代要求

随着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权力让渡使社会空间变大，传统血缘和地缘关系开始被突破，群体越来越关注社会连接，并希望置身其中，而活跃于城市的各种志愿者队伍，则直接带来了民众社会化的提升和社会志愿精神的播撒。

1. 志愿者队伍是“社会治理”理念的体现。与贫穷时期的人们不同，富起来的群体有两个特点：其一，自我意识的觉醒。财富丰盈和互联网科技催生出个体对自我价值和自我力量的重新认知，个体参与社会的意愿被激发，并快速膨胀。其二，物质力量的支撑。“富起来”意味着群体具备了参与社会的物质基础和基本能力，政府力量达不到的事情，个人力量或许能达成，一人的力量达不成，多人的力量总会达成，于是，社会自发组团越来越多，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由此而来。也就是说，包括志愿者队伍在内的社会组织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正是这样，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发展最正确的时间和节点，及时提出以“共同”为基本点的“社会治理”和“协商民主”的理念，体现了党的理论的与时俱进，也成为培育社会力量的政治指向。

2.志愿者队伍是政府应对危机的得力助手。在社会面临诸多新问题和危机的今天，需有一个共识：民间力量是个好东西。面对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政府、社区、志愿者成为各地应对灾情的三大主要力量，其良好而有序的分工和配合，对灾情发生后城市预防控制疫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次志愿者队伍表现出三大特点：一是自行报名，单位选派。开通了参与渠道，有序组织，分批派出，并提供安全保障。二是深入一线，真正参与。志愿者一旦到位，没有照顾，没有作秀，领命前线，勇敢面对。三是价值引导，精神激发。各单位志愿者预备队伍，不分年龄性别，自愿报名，随时待命。这使许多城市在第一时间以最快的速度，形成防疫防控的第三种力量，弥补了灾情到来时政府人力短缺的困境，无形中调节了国家与公民参与社会的力量比例，引导了民众个人利益向国家使命的大幅度倾斜，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有所提升。

二、志愿者队伍建设的“四性”要求

志愿行为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是自然人向社会人的文明跨越，是超越生存意义的生命精神的显现，其更多来自于人的自我、自发、自愿和自觉。所以，在引导社会志愿组织建设时，要顾及其本然之“四性”。

1. 社会性。也即大众性。志愿行为发生于人性中的道德和良知，表现为以己之力去帮扶他人的行为，具有人文性和普泛性，所以也称“细胞的作用”。志愿精神应是全社会的品格和行为的总和，是志愿行为如沃野千里和满目生机的图景。虽然社会善行需要精英群体的牵引和带头，但最终且最大的力量还在于民间群众。如果多数民众缺少为他人奉献的志愿精神、缺少博爱和给予的济世情怀，那么少数人的志愿行为则很难变成民族的志愿文化。此次疫情防控，各单位派出志愿者的忘我表现，已经起到很好的感召和引导作用；接下来，民间志愿精神和志愿组织的培育是政府必须因势利导要做的事情。

2. 长期性。也是固定性。志愿精神来自志愿行为的常态化和长期性，而不是选择某个节日做好人好事。长期性有助于完善体系，有助于培育精神。中国最成功的民间志愿者组织“蓝天救援队”，自2007年成立至今，已经成为一个涵盖生命救援、人道救助、灾害预防、应急反应能力提升、灾后恢复和减灾等各个领域的专业化、国际化的人道救援机构，在全国登记在册的30000名志愿者中，有超过10000名志愿者经过了专业的救援培训与认证，可随时待命应对各种紧急救援。此次疫情中的志愿者队伍多为单位抽调的临时性组织，层层机构对接，然后简短培训，冲到了最前线。在为这些志愿者叫好的同时，也不难看到，缺少专业医学指导、心理疏导、运输购物、防控消毒、外语翻译、返城复工政策帮助等的志愿者队伍，表现出志愿者能力与防控需求的不对等。如何培育出一支又一支固定化、长期化、专业化组织，使之成为不同时间和不同场合，需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有效的志愿者队伍，而不是志愿结束之后便如同完成了单位的一次任务，这也是政府着力要做的事情。

3. 自愿性。也即非义务性。志愿精神的本质是撇开功利和行政干预的自愿付出和给予，即奉献精神，也是建立在生命共同体意识上自利利人的互助文化。这种文化隐形地存在于群体中，是社会和个体面临灾难时，无重金之下也有勇夫的自发力量，是仓廪即使不实也会生成的一种同情心和同理心。把自愿行为变成行政命令，把自愿等于义务，把情怀变成任务，是对个体自我价值和人的自由发展的一种否定，短期虽有成效，但是不利于志愿精神的长期培育，社会空间无法释放。自愿性是实现“众志成城”的前提条件，唤醒并培育大众群体身上这种善良的本性，激发本能意愿，使其成为习惯性存在，可使社会治理的成本和代价最小化，尤其是突发性危机来临的时候，能够要求政府在行政命令与引导培育之间做好平衡。

    其四，组织性。也即有序性。志愿队伍多来自民间，分散性和自我性是民间的重要特征。萨特曾说“人是一堆无用的激情”，“无用”指的就是个体激情的分散和非组织性。汶川地震时，大灾难使国民激情爆发，志愿者以个人和组织的形式纷纷奔赴灾区。然而，松散的志愿者和如潮的民间救助组织，却因不能及时找到一个发挥作用的位置，陷入到焦虑和混乱之中。组织性就是把人们“无用的激情”变成“有用的力量”，解决志愿能力提升的问题。目前，中国民众不缺少激情，也不缺少能力，如何引导并策划好这堆激情、用好这些能力，是政府治理中应该考虑的事情。当然，组织性也包括规范性，即如何让志愿行为和慈善事业具有“玻璃做的口袋”，正如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要“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问题。

三、培育志愿者队伍和社会志愿文化的方法建议

官方和单位发动的志愿者队伍带来的是秩序、高效、风险控制好，这在此次防疫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如何总结经验，完善志愿行为和志愿队伍的“四性”建设，从而培育出社会志愿文化，这也是北大钱理群老先生一直在思考的“如何将灾难转化为育人、治国的精神资源”问题。

（一）“社会”理念前移

　　　　“社会治理”理念的提出赋予“社会”更多的意义，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和官员必须从理念上转变，降低志愿机构和组织的门槛，减少行政力量的过多干预，真正实现政府管理职能向服务职能的转变。具体要做到两个重视：

其一， 重视志愿者队伍的“中介”功能。志愿者队伍虽不具有行政性，但这是一支以一定规范和一定目标聚合而成的社会群体，并愿意接受官方的监督，自身有一定的组织性。同时，志愿者队伍从属性上来说是一支生于民、长于民的力量，具有浓浓的亲民性，政府通过这支力量，容易实现执政理念的传输和行政愿景的表达，这就是当下举国正在进行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打通宣传教育群众“最后一公里”任务为什么主要由志愿者来承担的理由了。另外，新时代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呈现出极大活力，但不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也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和复杂性。此时，志愿者组织以其无偿服务和敬业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冲突，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个人、官与民之间架起了联系的桥梁，减少了失信带来的社会隔阂，增强了整个社会凝聚力。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更是让百姓透过志愿者的付出，看到了政府为民的理念和决心，真切体会到了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

其二，重视志愿者队伍的“助手”力量。志愿者的“助手”力量主要表现在经济和社会两方面。每次灾难降临，志愿者队伍和机构的捐款、捐物及提供的人力资源，给社会带来的经济价值是无可估量的，即便是正常时期，志愿服务也能为城市和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贡献力。志愿者队伍的社会效益更是不容忽视，志愿者身份的非精英性激励了更多普通民众的参与热情，通过志愿者队伍激发了全社会的“泥土精神”，客观上做了官方宣传部门应该做的平民教育的事。因此，不要轻视这支“助手”的力量，要潜心地培育之，提升之。

（二）培育民众的“我们”观

　　　　现代社会的网络科技弱化了人们对真实世界及生活的触摸和感受，使很多人在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失去平衡，导致一种非常时期爱心大爆发、日常时间却麻木冷漠的社会怪现状。志愿精神的培育就是要将个体的“我”意识向“我们”转移，对民众进行“我们是谁”的社会共同体教育，在协商民主的理念下，给每个人更多的机会参与时代和社会事务，使之与社会一起经历荣辱成败，并一起成长，培育“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群体和社会理念，形成生命之间比较稳定的关系意识，并最终使之成为新时代的一种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

（三）做好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平衡

　　　　这是培育民众将自我性向社会性转移时必须注意的一件事。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物质发展带来了精神文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自然而然地在向好的方向调整。但是，汶川地震时个人志愿情怀的大爆发，没能阻止残酷的小悦悦之死。社会冷漠依旧在，分裂没有完全弥合，很多人依然只关注自己和身边的小悲欢，所以关键时刻需要官方的政治力量来纠正。官方在纠正时要做好两者之间的平衡，要求全体放弃“我”的集体观是虚伪而不会长久的，也是非人文性的；而对那些将个人小悲欢视为全世界，从而对社会充满怨气、排斥甚至变成极端言行的个人主义则绝对不被允许。只有这样，才能既激发民众“我”的主人翁意识，又具有以“我们”为中心的社会责任感，从而培育出社会的志愿精神和志愿文化。

总之，志愿服务是让民众展示自我价值和能力的渠道，这个空间实现了个体意识释放的愿望，带来了社会的相互救济，提高了国家的文明程度。培育志愿者队伍，无论对满足民众美好生活的需求，还是提高政府社会治理效能，都是非常有益且有必要做的。

（作者单位：中共无锡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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