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引发了美国对华战略由接触转向遏制的担忧，中美经济脱钩论在两国引起了广泛讨论，贸易摩擦引发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中国外部发展环境将由此发生大变化，直面问题，以深化改革、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化解矛盾方为正解。

一、贸易摩擦双方认识分歧

美方对中方的贸易诉求是要求削减贸易逆差，改变产生贸易逆差的结构性问题。中国为美最大贸易逆差国，美方指责中方利用世贸组织中的“发展中国家”地位限制市场准入（比如金融业、通讯业等服务业开放度不够）、高关税（比美方高，如美对华乘用车征2.5%关税，华对美征25%关税）导致美国商品和服务不能公平进入中国，指控中国实施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盗窃、产业补贴等经济策略严重伤害了美国利益。

我国则认为美中贸易逆差症结在于美国低储蓄高消费（2018年美国净储蓄率2.9%），这种模式必然导致贸易逆差，因此美国不仅与中国有逆差，而且与全球102个国家贸易有逆差。美中贸易逆差是由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分工造成的，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充当世界工厂，而美方位于价值链顶端，看上去是顺差在中国，逆差在美国，实际是美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的结果，若放松至对巴西水平逆差可缩减24%，放松至对法国水平则可缩减35%。美指责中方产业补贴，却对本国农业、航空业提供巨额补贴；美指责中方偷窃美国技术，斯诺登曝光的“棱镜”计划和维基解密却显示美方才是全球偷窥狂和窃密者。美国制造贸易摩擦真实用心，在于阻击中国产业升级，阻滞中国伟大复兴。

二、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新型中美经贸竞合关系

保罗·萨缪尔森的比较优势转移理论说明，由于中国制造业由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中美间原来的经济互补关系不可避免地转变为经济竞争关系。我国应顺势而为，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立新型中美经贸竞合关系。

（一）谋求新贸易规则话语权

美国正强力推动世贸规则改革，并在《美墨加贸易协定》（USMCA）

中引入被认为针对中国的“毒丸条款”（即其中有条款：若三国中有一国与某个“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自贸协定，则其他协议伙伴有权在6个月内退出USMCA协定。在美国阻挠下，2019年12月10日WTO上诉机构因仅剩一名法官而瘫痪。我国维护当前国际贸易规则和秩序的难度大增，若不主动顺应这个局势，一旦美国与欧、日等发达国家协调好立场，中国要么被动接受，要么被排除圈外，因此必须主动二次“入世”，谋求新贸易规则话语权。

一是我国应积极推动双边、区域自贸谈判。我国可分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或中等收入国家）、发展中国家三个层次区分设计自贸规则，与日、韩、欧、澳等发达国家协商高水准的自贸协定，重点在技术贸易规则、产业补贴、市场经济地位等发达国家关注的问题，在双边、区域层面先行性改革，力争做出一个改革模板，抢下WTO改革话语权；与金砖五国、包括南美的阿根廷等新兴经济体（或中等收入国家）商谈的自贸协议，重点设计基于公平、平等原则的投资、货物、服务等贸易规则；与非洲国家及经济上相对落后国家商谈的自贸协定，重点设计基于扶弱济困原则的特惠型贸易规则。争取抢在美欧自贸谈判前启动中、欧自贸协定谈判，应该以2001年入世的魄力、勇气直面开放，以主动对标发达国家的贸易标准自我加压。2001年的入世表明，引狼在侧的结果，我国企业不是被吃掉了，而是由一只只绵羊被逼成了强者。据2019年7月22日《财富》统计，中国大陆企业、包括香港企业共119家进入世界500强，基本追平美国（121家）。另外，我国应以本次中美贸易摩擦为契机，正视两国贸易中存在的问题，坚守底线，在技术贸易、知识产权保护、产业补贴、市场地位、市场准入等重大分歧领域谈判中，考虑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促进问题实质性解决。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我国已实施5次301调查（不计本次），其中4次涉知识产权保护、1次涉市场准入，最终都以谈判解决，历次谈判成就了我国今天日益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完善反过来成就了我国今天科技水平的提升，２０１９年我国的ＰＣＴ国际专利申请量5.899万件，跃居世界第一位，造就了华为等国际专利大户。

二是自贸试验区应加快自贸协议制度探索。我国在原来出口加工区、综合保税区的基础上布局建起了一批自贸试验区（至2019年底，我国已建有18个自贸区，其中海南岛为全省），这些自贸区从当前运行看，更像是一个享受区内关外、通关便利、封闭运行的特殊产业园区，政策试验田功能、带动周边开放的功能尚不及期望。拟采取改进完善的措施：首先是各自贸区不仅立足于产业合作，更要对接国家的不同自贸协议对象，以自贸区探索与对象国的自贸规则，为国家自贸协议提供规则样本。其次是在自贸区封闭运行的基础上，区内企业可扩大其服务范围，比如园区内服务业可以在管理的基础上承接区外服务。其三是自贸区生活服务业，比如生活性消费品探索向区外销售（零关税、低关税等优惠税率），可以流量或额度控制区外销量，也可以自贸区电商平台订购控制外销量，让零关税服务可辐射影响区外周边，进而通过流量、税率的牵引变化探索与协议国的可承受税率。

（二）以深化改革、调整政策应对挑战

关于发展中国家定位问题，中美存在以经济总量和人均数量衡量之争，在WTO规则改革层面，我国可以争取在国家总定位上以人均GDP判定，在各产业关税及市场开放度方面，以具体产业在海外市场成熟度（如市场份额、产业技术水平）来判定，产业成熟度高的按发达国家贸易规则，成熟度低的按发展中国家贸易规则，即在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基础上，引入发达产业和发展中产业来区分关税政策。

关于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说到底争的是在贸易争端（如倾销认定）中以第三国参照认定还是以本国情况认定，能否引入具体产业的市场经济地位认定，对认定不是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的具体产业，根据产业的具体市场表现先认定是否符合市场经济地位，对符合市场经济地位的产业在贸易争端中不以第三国参照。

关于产业补贴问题，应当看到，比较美欧，我国的产业补贴明显范围要广，这也导致了我国诸多产业产能过剩的问题，甚至一些新兴产业也产能过剩，须正视产业补贴过多过滥的问题。可改变选市场胜者补贴的导向，更多采用普惠型政策如降税减费措施刺激产业成长，由补贴生产向补贴研发转变。也可视产业发展阶段补贴，新兴产业培育阶段可以产业补贴促进成长，当产业成熟到一定程度（如在国内市场已能站稳且能自行获利）就要退出，尤其是当产业已经强大到国外竞争的时候（视其在国外占据的份额）更要坚决退出。当前我国光伏产业已经在国外占据主导地位，却仍要享受产业补贴，离开产业补贴企业就失去国际竞争力（甚至生存能力）肯定不行。我国不能再培育捧着国家奶瓶的出口“巨婴”式企业。

关于国企改革问题，美国指责我国国企（享受了国家更多的优惠政策）不是平等的市场竞争主体，这些指责虽夸大其辞，但我们要注意避免出现如政企不分、国企民企不平等问题。混合所有制成为当前国企改革方向，其实现形式还在探索。笔者以为，混合所有制不一定要国家控股，不同产业可以采用不同产权结构，除国家命脉性、公共服务性企业必须由国家控股外，其他也可以探索民资控股或允许外资参与的混合所有制形式，对于一些无关紧要的产业也可以探索参照日本、韩国企业的财阀模式推进国企改革。

（三）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服务市场

当前我国消费市场已与美国市场相当，拒绝我国市场就等同拒绝发展机遇，一个开放的大市场是我们抵挡美国脱钩威胁的利器。通过沿海、沿边、内陆全面布局自贸试验区，加快与世界各国的投资、货物、服务等贸易自由化探索，通过双边、多边自贸协议安排，积极融入世界大市场，依托国外市场积极输出我国优势产业的产能，依托国内市场积极引入先进的外资企业，以市场为纽带建设命运共同体。

就扩大市场准入来说，我国2018年已实行外资负面清单加国民待遇的管理新模式（取代了鼓励类、限制类、禁止类分类审批管理模式），2019年又继续对负面清单缩减，可以考虑在推行负面清单时，重点解决大门开小门闭、准入不准营、各种“玻璃门、弹簧门”的问题（比如国外与国内企业资质互认的问题、行政审批透明度的问题、外企国民待遇落实问题）。

就区域开放来说，过去我国基本是布点式开放，以点带面，这种形式适合制造业开放，但不一定适合服务业开放。比如金融业，过去我们允许外资银行在某一市开设机构经营（如上海市），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前金融业外资仅占我国金融资产1.8%（工商企业外资占40%左右），一点一地的开放模式不适合金融业发展规律，金融业需要一定的区域规模支撑。教育业也是这个特征，比如若引入外国大学来我国办学，仅允许在某地招生肯定无法支撑起一所大学的运营。因此，为促进服务业开放，应该考虑以某区域板块整体式开放试点（比如长三角区域等）。

就开放程度来说，过去我们是以某一试点赋予某一专项改革任务，这种方式在开放初期保证了改革平稳性和减少了试错成本，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期，这种一点一专项的改革已不太适应改革要求，为了各项改革能够衔接、整体推进，就要赋予某一地区更大改革权，建设自由港就是一个重要形式，我国香港、澳门从实质上讲都是自由港，可考虑在全国均衡布局若干个自由港（可以是离岛型、沿海型、沿边型，甚至较为封闭的山区型），对标国际上发达的自由港（如新加坡），建成若干各具特色的服务业高度开放和投资、贸易、海外人员居留高度开放的自由港，从而提升国际化水平。  

（四）以调整、完善适应国际经贸变局

美对华战略正经历由接触向遏制的根本性调整，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受关税战影响正趋调整，美对我国高科技公司出口管制引发产业安全可控的调整，美对华更严格的科技封锁迫使我国产业升级路径也要相应调整。当前，须以调整适应变局。

一是要更加重视“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是2013年提出的新时期我国扩大开放的重要倡议，有力地促进了我国与沿线国家能源合作和国际产能合作，有力地带动了我国商品出口。当今世界已基本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价值链、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价值链，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格局，美国强行推动中美贸易脱钩将导致当前全球价值链断裂，为应对这方面对我国价值链的破坏，“一带一路”建设在继续推进产业合作、促进互利共赢中，可将建立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合作列为其中一个重点。

二是完善“引进来、走出去”战略。通过“引进来”战略，鼓励技术先进的外企来华设厂，利用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我国科技“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通过“走出去”战略，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并购国外优质企业获取品牌、渠道、技术，提升了我国企业国际影响力。在当前美国唆使欧、日以“国家安全”名义联合收紧我国对外投资审查、对本国企业来华投资设限、要求中国放开外资股比限制等，我国通过“引进来、走出去”战略获取技术的难度大增，今后可将“走出去”战略调整为以企业自身国际化战略需求为重点，着眼于市场扩张，以项目收益为追求的跨国经营；“引进来”战略调整为重点打造平等进入的国内市场，营造外企、国企、民企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尤其是建立一个外企可以自由选择、公平进入的市场，当前应重点抓好“负面清单”的落实，消除各种“玻璃门、弹簧门”。

三是产业链调整。当前，我国制造业整体上处于产业链中低端、正努力向中高端攀升阶段，贸易摩擦中美国凭借其处于产业链高端优势，对我国高科技公司采取断供高端芯片、核心零部件、禁用操作系统等不遵守商业规则的手段强行打压，以图出现美企“断供”中企“断命”的恶果，严重危及我国产业安全，应采取措施提高产业自主可控水平，应鼓励企业加大高端芯片、操作系统等研发投入，抢抓贸易摩擦美企退出的时间窗口壮大自己。在做好技术“备胎”的同时，加强与美企的紧密合作，力争控制产业链上若干个关键节点，推动形成高端环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美嵌锁式产业链，以产业链的互相锁定应对美国“脱钩”威胁。

四是完善科技创新路径。据联合国数据，2019年我国人均GDP约为1.03万美元（美国约为6.64万美元），约为美国的1/6，我国应依靠科技进步持续强化增长潜力。当前，我国科技创新领域存在重应用研究轻基础研究、重技术集成轻技术原创的现象，过于依赖“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跟随型创新路径。习近平同志说“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可考虑在注重“蛙跳模式”的再创新同时，加速向“探路模式”的原始创新调整，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通过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提高基础研究人员地位和待遇（在科技奖励、职称评定、国家荣誉等方面给予倾斜性政策），引导企业加强基础研究投入。要鼓励有实力的企业通过在国外建立研发中心、与国际研究机构合作等方式利用国际人才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研究，并努力在国内营造优越的创新创业环境，吸引国外技术团队来华技术创新、产业孵化、落地定居。

（作者单位：常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责任编辑：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