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全球化产业资本配置导致竞争失衡的背景下，部分传统产业日益衰落，传统产业的衰落不仅导致经济萎靡，更使得城市空间发展日益不平等，一些原本繁荣的城市区域变得边缘化，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上海市徐汇区滨江区域也成了类似这样的城市空间。上海为了重焕徐汇滨江这一被边缘化的城市“失落空间”的活力，在该区域悄然兴起更新运动。笔者通过对徐汇滨江区域动迁更新的调研与分析，立足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用以剖析、观照历史、地理和社会维度下城市空间治理的矛盾及冲突。

一、“失落空间”概念和日常生活批判理论

罗杰·特兰西克在《寻找失落空间》一书中提出了“失落空间”（Lost space）这一描述性的概念。他认为“失落空间”是城市更新所遗留的、出于多重原因从未开发的和疏于清理的地区；是各个城区与自由发展的商业带之间无人问津的残余地区；是衰败的公园和由于无法达成预定目标而不得不拆除重建的公共住宅项目。失落空间的存在往往使人产生抑郁、沉闷与沮丧等不愉快的感受，人们在场所中找不到归属感与方向感，因此失落空间需要被重新认识与设计。（罗杰·特兰西克著，朱子瑜等译.寻找失落空间——城市设计的理论［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2-3.）

法国20世纪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其三卷本巨著《日常生活的批判》中，提出与确立了经典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该理论认为日常生活是“一切活动的汇集处、纽带和共同根基”，并坚信“只有在日常生活中造成人类的和每个人的存在的社会关系总和，才能以完整的形态或方式体现出来”。（郑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社会学意义——迈向一种日常生活的社会学［J］．社会学研究，2011〈3〉：191－217.）据此他在晚年提出了饱受人文地理学、城市社会学等学科追捧的三元空间分析框架：空间的表征、表征的空间和空间实践。该框架由三个视角组成：被思想家与哲学家所遗忘的日常生活需要被关注与批判；被消费体制所套牢与侵蚀的日常生活需要透视与批判；被国家机器与技术官僚所规划和制造的日常生活需要重构与批判。

    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原初三重视角，可以为徐汇滨江这一空间治理过程中所涌现的问题与悖论提供新的思考视角。

二、空间历史：徐汇滨江的时代沿革

卡斯特认为“空间不是反映社会，空间是表达社会，它是社会的基本维度之一”（曼纽尔·卡斯特著，刘益诚译，夏铸九校译．21世纪的都市社会学［J］．国际城市规划，2006〈5〉：93-100.），这实际上同城市与历史学家芒福德的观点不谋而合。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一书中通过对早期社会起源的系统性回顾，反映出其在城市史学中对空间结构形成的秩序的关照，实质上这一理念对于理解空间本身极其重要，尤其是在当前我国的国情中，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往往忽视了传统的空间秩序的历时性建构，实际上我们应该关注城市空间历史的形成，将本土城市发展的历史观念与区域源流纳入规划思考中。

纵观徐汇滨江区域的历史文化发展历程，该区域作为海派文化的发源地，也曾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摇篮之一。既有初建于三国、沪上最早的寺院龙华古寺，开埠后又因其紧邻黄浦江岸，地势开阔，河道纵横，曾集聚了包括中国最早建成的大型机场龙华机场、自备专用码头的上海铁路南浦站、中国第一家湿法生产水泥的上海水泥厂等众多工业设施和重要的民族企业，可谓当年沪上主要的交通运输、物流仓储以及生产加工基地之一，承载了中华百年民族工业历史，曾是一个时代的引领者。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由于徐汇滨江两岸汇集了大量工厂，环境污染严重，区域环境较差，传统产业不断衰落，原本作为繁荣区域的徐汇滨江两岸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渐渐成为城市的“失落空间”。直到2002年，借助世博会的契机，徐汇区委托同济大学对徐汇滨江区域工业开展历史遗存普查，针对建、构筑物制定“拆、留、改、迁”分类保护保留措施，将历史文脉融入徐汇滨江的整体开发建设中，在更新中实现传承，大力推动综合开发。如龙华机场百年跑道改建为跑道公园，废弃油罐变身油罐艺术中心，水泥厂工业遗址改建东方梦工厂，上海飞机制造厂的旧机库脱胎换骨成为余德耀美术馆……就这样，千年龙华文化与现代化创意文化相融合，徐汇滨江已然身处一个新的时代与空间，成为上海最具文化气质的滨江休闲岸线，这里众多记载着时代记忆、体现历史文化价值的优秀工业遗产和遗产空间，在后工业时代中获得重生，可谓是一种新的探索。

三、空间地理: 徐汇滨江更新前后的时空结构分异

空间分异性是一个经典的地理学理论，有人称之为地理学第一定律，地理空间分异实质是一个表述分异运动的概念。城市学家们常常从社会与空间的视角研究城市中的经济分异、居住分异等现象，常常会忽略掉历时性、动态的断面比较。（蒋亮，冯长春.基于社会——空间视角的长沙市居住空间分异研究［J］．经济地理，2015〈6〉:78-86.）本文参照时空分异的观点，以小见大，用前后对比策略，从徐汇滨江区域内的丰谷菜市场在更新中空间分异与时间分异两个方面剖析，可得知这一过程使得原本社区空间因为其时空结构分异遭到了显著破坏，该地方的地方性“场域”日渐消失。

在空间分异方面，准公共空间消失。城市公共空间并不完全是建筑实体内的空间，在由道路、花丛、隔断、停车点等同建筑实体围合成的虚体中，也形成了一部分具有公共性特征的模糊空间，被称之为准公共空间。（姚栋．城市准公共空间研究［D］．同济大学，2000:6-8.）准公共空间是公共空间的有效补充，它提高了公共空间的使用效率，拓展了公共空间的范围，增加了其功能。徐汇滨江更新前，丰谷菜市场所在的区域与主干道之间形成了一片准公共空间，这片区域不大，但为买菜的居民提供了社交与休息的空间，也成为社区儿童嬉戏玩耍的据点，杂货铺与小餐馆也日益成熟。然而在徐汇滨江开始更新后，该区域被规划为徐汇跑道公园，依附于丰谷菜市场人流量的周边小店也先后关闭，车行道占据了主位，因此这一准公共空间消失了，然而规划中的跑道公园至今未见踪影。

在时间分异方面，衡量时间分异的重要指标可步行性容忍时间增加。可步行性是表征生活设施对步行需求的满足度，可步行性容忍时间是指人们能够接受的某类生活设施最远的步行时间。丰谷菜市场是当地居民使用十分频繁的生活设施，影响其使用体验与效率的，毫无疑问应为合理的步行时间。虽然说区位的不合理性会导致可步行性容忍时间的大大增加，但是由于丰谷菜市场是徐汇滨江区域中社区居民生活化的产物，因此其所在区位拥有一定的合理性。在该区域开始更新前，当地居住区与丰谷菜市场之间的距离较短，居民买菜的同时还能实现休闲目的，可步行性容忍时间短。开始更新后，新的商品房社区到该菜市场的路程变长，进一步增大了可步行性容忍时间，买菜仅仅只能实现生活物资采购这一目的，早已与休闲娱乐不相关，变成了一项“任务”，青年群体因此而感到不适，部分人渐渐选择“盒马鲜生”“叮咚买菜”“京东到家”等电子生鲜购物平台。

四、空间行动者: 徐汇滨江更新后的主体日常实践解构

在列斐伏尔看来，主体在基础性的日常生活中，以直截了当的方式面对具体的“他者”，正是这一过程使其获得身份认同感与对地方的认识。实质上，列斐伏尔对于日常生活的批判立足于主体与客体之间互动的实践关系，在这一观点下，社会制度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日常生活的生产、消费以及其他计划都成为塑造社会制度的结构化过程。正如徐汇滨江工业遗产这一空间与其周边社区之间同样息息相关，二者之间的互动塑造了该地区居民的生活习性以及周边商户的经营网络，虽说徐汇滨江的动迁过程出自政府的城市规划，规划者也只是对该地区的物理空间作了更新，但毫无疑问，这一过程与其所涉及的主体的日常实践密不可分，徐汇滨江的动迁使与之相关的主体的日常实践被解构。

徐汇滨江更新过程中，首先，社区居民的公共空间受到了冲击。徐汇滨江这一空间实质上是该社区居民内心所认同的公共空间，但是城市更新过程中的规划行为如旧城改造、修建地铁等，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一空间对当地居民的意义，这一忽视使得社区居民担忧，甚至不满。查阅《东方传呼》2011年7月12日的报道，有居民这样吐槽，“现在滨江里面，造东造西的，车子比较多的，主要是噪音，晚上我家里还可以，双层玻璃窗，单层的受不了了。”“生活不方便，常去的小店没了，冤枉路多了，原来十分钟买完菜，现在不晓得去哪买菜。”希尔斯曾指出，传统与任何其他行动和信仰一样生动且富有生命力，它是现存的过去，但又与任何新事物一样，是现在的一部分。原本围绕徐汇滨江的工业遗产所形成的公共空间以及生活节奏是当地居民这一主体日常生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一空间中，居民与居民之间，居民与小商户之间形成了生动鲜活的情感联系，那些琐碎的生活场景在空间中发酵，使得物理空间不仅仅是一个冷冰冰的场所，还是当地居民个性化的、地方性的情感领域。

其次，当地居民的地方感日渐断裂。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思想是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转向之一。在其关于空间生产的思想中，有两个观点尤其值得重视，一是他要求人们的关注点应在空间本身而非空间中的事物；二是新空间往往是由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的转变所创造的。徐汇滨江这一社区拥有空间性、聚合性的特征，并且拥有可观察与分析的图景，能够作为独立解释日常实践结构的主体。徐汇滨江构建了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感，是居民交往的公共空间，而在更新和不断建造商品房的过程中，居民的地方感日渐断裂，旧的空间已被新空间侵占，社区空间表征销声匿迹。社区居民不得不去适应新的滨江，实质上社区居民的身体在此时成为了空间和权力规训的产物，这是一个缓慢但不可逆的过程，当地居民原本在集体实践中营造的地方感被介入的公权力所清除，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现代性都市空间。

结语

在芒福德眼中，城市的未来由新的秩序构建，而这种新秩序的构建并不是任何人凭一己之力就能实现的，而是需要民众、政府、专业学者等齐心协力共同参与。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这种新秩序才能“包括人类的全部功能和任务，包括有机界和个人”。（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5-8.）旧城老区承载了城市厚重的历史与文化，每一个角落都体现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与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但旧城老区又不得不改造，否则将难以满足现代化城市建设与居民的需求，也难以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城市更新中所遭遇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实质上是现代性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拉锯的产物。

无论是齐美尔还是滕尼斯，关于都市的“现代性”忧虑早已被一再提及（Ferdinand Tonnies.Community and Society［M］．Dover Publications，2011:333-337.），也许徐汇滨江这一区域内某些事物的消失正是“现代性”的体现，展现了现代性特有的不确定、动荡与变换。但正是因为城市不仅仅是现代性的代名词，还是历史与社会文化的结晶，并不仅仅停留在对物理空间无休止的更新之上，所以徐汇滨江这一类“失落空间”为代表的市民生活场所能够成为现代都市的“公共空间”和“文化背景”。因此，现代性的逻辑需要同日常生活握手言和，将那些曲解的空间重新进行文化定位，回归到日常生活的本质之中。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