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念的发源地，湖州市安吉县余村坚持把生态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走出了一条生态文明与乡村治理协同共进、美丽乡村与善治乡村同频共建之路，推动了“余村经验”由“地方性经验”上升到乡村治理标准。因此，深入挖掘“余村经验”价值，深化其理论阐释与实践探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基本要义：“余村经验”的内涵及形式

乡村治理“余村经验”是基于“两山”理念语境下，不仅对过往发展方式和治理实践的反思，也吸纳新时代乡村治理有益经验，其基本内涵及表现形式保持着延续性和创新性。

（一）“余村经验”的基本内涵

从广义上讲，“余村经验”是新时代的“枫桥经验”，进一步继承创新和丰富发展了“枫桥经验”的理论精髓。但乡村治理“余村经验”又具有独特的地缘标识：一方面，余村厚植了乡村治理的“生态底蕴”，主要表现在对“两山”理念价值追求，促使美丽乡村建设经验上升为“国家标准”，集中凸显生态建设与乡村治理互动的实践逻辑。“改革开放以来，余村从“矿山经济”转向“生态经济”，走上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绿色发展之路，以农村微观样本呈现了“两山”重要思想的当代实践意义。”（尹怀斌.从“余村现象”看“两山”重要思想及其实践［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33〈07〉:65-69.）另一方面，“余村经验”吸纳新时代乡村治理创新成果，特别是借鉴了发源于桐乡市高桥街道越丰村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模式。“余村所创造的经验，其本质和精髓是党建引领下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沈月娣．余村所创造经验的典型意义与时代价值［N］.人民日报，2019-01-04〈5〉.）总而言之，乡村治理“余村经验”基本内涵包括以“两山”理念为引领、党建为核、“三治融合”等要素构成的乡村治理体系，即“两山”理念引领下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二）“余村经验”的表现形式

“余村经验”基本表现形式为“8个村”：支部带村、发展强村、民主管村、依法治村、道德润村、生态美村、平安护村、清廉正村。“支部带村“：强调“红色引领，绿色发展”，通过党建责任刚性化、党性锻炼常态化、纪律要求明确化、示范带头标杆化，发挥支部带村效应。“发展强村”：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切实转变发展思路，推动村庄景区化变革、资源股份化改造，让村民就近挣薪金、拿租金、分股金、转盈利，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民主管村”：规范民主决策，实施“五议一审两公开”管理办法，依托“两山”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等自治组织，増强村民村务参与管理能力，有效避免和减少矛盾纠纷。“依法治村”：引导村民树立法治意识，聘请村级法律顾问，成立“两山”调解室与“两山”巡回法庭，多元调处村民纠纷。“道德润村”：破陋习树新风，有序开展“酒减负、餐桌光盘、限药减肥、文明治丧”等移风易俗行动，净化村风民风。生态美村：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村级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类建设，调整产业结构，集中精力发展绿色休闲经济。“平安护村”：着重提升综合治理能力，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全面推进全科网格，常态开展志愿巡防，动态发挥群防群治作用。“清廉正村”：通过监督与教育软硬两手抓，构筑清廉乡村廉洁屏障，厚植清廉乡村文化土壤。“8个村”涵盖了余村治村的多个方面，但其中始终贯彻着“两山”理念、党的建设、“三治融合”这些“余村经验”的核心要义。

二、价值向度：“余村经验”的特性分析

“余村经验”独特的价值，集中体现在历史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等方面。特别是理论特性上，如何在“两山”语境下推进乡村治理理念与路径创新，提供了理论探讨的广阔空间。

（一）历史向度：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

可以说，余村之变是浙江乃至全国发展的一个缩影。上世纪七十年代，余村主要依托山林资源，开山取石，开矿建水泥厂，发展石灰石产业，这迎合了江浙沪地区经济建设和城市建设快速发展的需求，也在经济、就业等方面满足了本地人的需求，使余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余村通过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换来了经济效益，解决了全村“富起来”的问题，但这种“富”是不可持续的，带来了环境污染、安全事故、社会矛盾等治理难题。伴随着2001年安吉提出“生态立县”战略，余村也开始反思发展和治理模式，终于在2003年到2005年下定决心关停矿山，发展农家乐、民宿等，走绿色发展之路，这为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余村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供了现实土壤。可以看出，余村从“卖石头”到“卖风景”的转型之路，提供了反思的素材，论证了“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165．）的辩证关系，进一步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和治理的转型历程。

（二）理论向度：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回应

“余村经验”是生态文明建设这一背景下诞生的，有其时代要求和理论回应，必须在理论上回应如何处理好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东部发达地区，近年来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取得明显效果，乡村产业、干部作风、群众自治、乡风文明等各项治理工作也呈现良好趋势，必有其内在逻辑关系及机理。从余村具体实践看，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于民主法治建设各环节，2016年以来安吉县和湖州市以余村民主法治村建设实践为蓝本，编制发布了全国首个《美丽乡村民主法治建设规范》县级地方标准和市级地方标准；另一方面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村民自主管理全过程，注重发挥村规民约自治功能，将垃圾不落地、文明餐桌行动、严禁燃放烟花爆竹、禁止放养家禽家畜、生活污水全部集中纳管等要求融入村规民约20条。总之，余村把生态优势转化成了治理优势，也为更多关注者提供理论探讨空间，从理论上回应了“余村现象”。

（三）实践向度：构建乡村治理标准的要求

经验上升到“标准”，才能更好指导实践。2018年9月，安吉县以乡村治理“余村经验”为蓝本，对外发布了全国首个乡村治理工作地方标准规范——《乡村治理工作规范》（简称《规范》）。“余村经验”是众多“善治”乡村的缩影，综合集成了各地乡村治理有效管用的经验，具有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实践效应。而《规范》又是在“余村经验”的基础上，创新基层治理方式，把“8个村”标准化，细化其路径和要求，明确了乡村治理基本原则、组织架构、工作方法、运行流程、负面指标等具体工作要求和16项量化指标。整体上讲，《规范》通过乡村治理标准化方式，着重围绕“依靠谁来治理”“依靠什么方式治理”“治理内容是什么”“如何评价治理成效”这四个基本治理问题展开，解决了乡村治理的关键问题，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方向性引导、操作性指导和目标性引领。

三、区域扩散：“余村经验”的推广

“余村经验”不仅仅是“地方创新”与“上级关注”的行之有效的乡村善治样本，也是从“地方经验”上升为“地方标准”的乡村治理规范，从其“发生”“关注”到“推广”，有其内在的扩散逻辑：经验总结—理论完善—区域扩散。

（一）经验总结阶段

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作为“两山”理念发源地的余村被关注度一路高涨，各类生态文明为主题的培训班组织来余村的参观学习络绎不绝，从中央到地方各层级的党政考察团来余村考察调研也司空见惯，正是这种背景下，“余村经验”迅速传播。特别是政策企业家作用，即“掌握一定资源、拥有较强专业能力、愿意参与政策决策与执行过程，并愿为结果承担风险的群体。”（岳经纶，王春晓.三明医改经验何以得到全国性推广——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的研究［Ｊ］.广东社会科学，2017〈5〉.）通过团体参观学习、政治性经验流动、提供咨政建言等方式推动好经验、好做法扩散，“行政职位越高，专业能力越强，政策企业家在政策创新扩散中的作用越强。”（岳经纶，惠云，王春晓.“罗湖模式”何以得到青睐？——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的视角［J］.南京社会科学，2019〈03〉:57-63.）至此，2018年“余村经验”开始进入中央层面视野，司法部法宣司主要负责人一行来余村调研，总结提炼并完成了《新时代乡村治理的“余村经验”》调研报告，获得了中央领导的肯定。

（二）理论完善阶段

2018年9月7日，乡村治理“余村经验”研讨会召开，使得“余村经验”进入理论界视野。这次研讨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及安吉县委县政府等主要领导通过研讨交流、理论探讨，在政治站位、理论高度上为总结提炼“余村经验”提供指引，完善了“余村经验”的理论体系，理顺了经验本身的重点、难点、关键点等问题，更有利于快速、高效、可持续的扩散。“那些成本低、收益高的创新项目容易扩散；反之，可扩散性则较小。”（卢福营.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扩散［J］.学习与探索，2014〈01〉:46-52.）从政策创新角度讲，“余村经验”理论上的完善是对政策属性的提升，政策属性又包含着创新内容和性质等要素，对其扩散的速度和规模有着显著的影响。可以看出，有效益、有优势的政策创新才有利于扩散。基于此，安吉县积极促使“余村经验”上升为“地方标准”，2018年9月12日安吉县发布以乡村治理“余村经验”为蓝本的地方标准规范《乡村治理工作规范》，形象而生动地量化“余村经验”，使其更具有兼容性、高效性、操作性等优势。

（三）区域扩散阶段

2019年初，湖州市委部署研究全面推广“余村经验”提升乡村治理水平。2019年3月18日，湖州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全面推广“余村经验”大力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实施意见》，以市委一号文件形式，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广乡村治理“余村经验”。自此，“余村经验”以政策制度的名义固定下来，市域内各地纷纷争创“示范村”，彼此间不断进行学习、模仿和竞争，成为推动扩散的主要动力。从具体实践看，主要扩散方式有自上而下的层级扩散、横向间部门或单位扩散、模仿跟进式扩散，从而使“余村经验”在更大区域内扩充了推广的空间。

四、深化进路：“余村经验”的优化完善

在具体实践中，“余村经验”形成了有效的扩散效应，也受到政界、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但还需要在理念上和操作上进一步深化。

（一）要在理念上深化

作为地方性的经验，“余村经验”有其理念上的传承性和特色，搞清楚“余村经验”传承了什么、凸显了什么，这是广泛传播和扩散的前提。一是明确“余村经验”与“枫桥经验”的关系。从地方治理创新角度看，“枫桥经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治理的一张“金名片”，反映了浙江省地方社会治理创新意愿，“余村经验”同样也是基于现实问题的地方创新，厘清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内在创新机理有其必要性。二是明确“余村经验”与“两山”理念关系。余村的乡村治理带有明显的生态属性，归根到底与“两山”理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两山”语境下探索“余村经验”发生、发展的脉络理路，更能凸显其特色性。三是明确“余村经验”与“桐乡三治”关系。两者都是继“枫桥经验”后，浙江地方治理的创新成果，发源于桐乡的“三治融合”如何在余村产生效应，又如何融入“余村经验”之中，这是需要更加深入探讨的。

（二）要在技术上优化

安吉县以余村“8个村”为样本，出台了地方标准规范——《乡村治理工作规范》，对以“支部带村、发展强村、民主管村、依法治村、道德润村、生态美村、平安护村、清廉正村”为路径开展乡村治理作出了具体的量化的操作标准。但要在技术上处理好“8个村”内部关系，“余村经验”精髓就是“两山”理念、党建为核、“三治融合”等这些核心要义构建而成。“支部带村”是根本的，应突出“支部”在乡村治理中的统领地位；“生态美村”和“发展强村”是“两山”理念的应有之义，也是乡村治理的直接目标；“依法治村”“民主管村”“道德润村”是乡村治理的手段，是“三治融合”在乡村治理中的具体体现；“平安护村”“清廉正村”是为乡村发展提供安全保障和精神保障不可缺少的部分。因此，“8个村”不是同一层次而言，在具体实施路径上，应构建引领、目标、手段、保障相协调的立体操作路线。另外，“8个村”内部之间的链接，还要通过项目化运作、信息化支撑和网格化管理、社会化协同的支撑，最终指向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现代的农村社会组织体制、高效的农村社会管理机制体系的构建上。

本文系浙江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第二十一批规划课题〈ZX21081〉；湖州市党校系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２０１９年度课题〈新时代乡村治理价值、逻辑与深化〉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共湖州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