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生于1853年，卒于1926年。当20世纪20年代前后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世界观在中国传播时，张謇已经年过花甲，将近古稀，曾经叹恨：“不幸生在当中国上下不接时代。”张謇虽然生不逢时，但是他的大半生都在“富民强国”的道路上摸索着前进。

一、张謇对“生死荣辱义利”具有明确的价值判断 

1. 对生死的认识

张謇说过：“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朽。”张謇在通州第三养老院开幕词里还说：“人恒以寿为重，其实人之寿不寿，不在年岁之多寡，而在事业之有无。若其人果有益于地方，虽早夭亦寿，无益于地方，即活之百岁，奚得为寿。”由此可见张謇在生命意义上作出的判断具有足够的高度，对“人为什么活着，追求生命的厚度和生命的长度哪个更有意义？”有着明确的认识，这样清醒的认识为其追求生命价值的目的和献身家乡发展的决心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 对荣辱的态度

得失一朝事，荣辱千载名。张謇深谙其中真意。年轻时张謇迫不得已冒籍科考，后被如皋张驹一家敲诈勒索，张謇毅然选择自我检举。张謇明白与其无休无止地受制于人，不如置死地而后生。比起秀才的名气，正直的人生更让他觉得荣耀，觉得爽快。后来在贵官贱商的时代背景下，张謇历经数十年科考的跌宕，最终考中状元，在大魁天下的时候，他没有像封建知识分子普遍的那样，沉溺于官场的追逐，争夺仕进的荣誉，而是慨然弃官从商，这个举动是在当时相当惊世骇俗的。张謇“投身实业教育二途”，以至不惜“忍侮蒙讥，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可见已经将个人的荣辱远离了一己的得失，而与国家民族的荣辱兴衰紧紧相连了。

3. 对义利的选择

张謇办企业首先当然为了谋取财利。张謇自己也说过：“以皇皇然谋财利者唯有实业而已，此鄙人兴办实业之念所由起也。”但是他得了利没忘义，他的经商活动渗透着超越功利的“经世济民”的道德追求。大生纱厂获得成功之后，他并没有积累起多少个人私产，而是将个人从企业所得报酬的极大部分返还给社会。他擎起强国富民的“义”旗，奉行建设家乡的正“理”，通过“积利而行义、得利而思义”的实践，用实业所得资助教育与慈善，从而取得推动地方社会进步的利效，同时也满足改善民生、扶贫济困的需求。

张謇创办大生实业，取名来自《易经》里“天地之大德曰生”。意思为：一切政治和学问的最终目的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为百姓谋幸福”是张謇事业的原动力，张謇就是本着“为百姓”的初心，做着对家乡及中国的进步、对百姓的福祉有益的大事。

二、张謇对“实业兴邦、教育强国”的救国之道有清晰的思路

1. 实业兴邦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列强的经济侵略中洋纱所占比重最大，南通又正好是全国著名的产棉区，产量大，品质好。所以张謇在南通地区创立了大生企业集团，其中大生纱厂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唯一成功的华资纱厂”。以大生纱厂为起点，他旗下的大生企业集团所管辖企业103家，涉及到三大产业，包括交通运输、电力通讯等几十个行业，上百种产品。这些企业以大生纱厂为中心，直接或间接为纱厂服务，或依托纱厂获得利润，形成了一个轻重工业兼顾，工农业并举，功能互补，颇具地方特色的工业体系。自1912年到1921年，大生系统产业之多，涉及面之广，影响之深，作用之大是空前的，一度成为全国最大的民族企业。

国家要不断发展，经济是第一要务。一个国家的实体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经济实力就会越强，所以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务必放在实体经济上。实体经济做好做强做大了，才可以名副其实攀登世界高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张謇说过：“中国须振兴实业， 其责任须在士大夫。”在那个内忧外患，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时代，张謇想要以振兴实业作为支点，撬动中国的复兴。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2. 教育强国

教育是社会进步、民族振兴的重要基石，教育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教育对提高国人综合素质、促进国人全面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创造创新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张謇办实业盈利之后，马上着手办学校。在强烈的“教育强国”思想驱使下，截至1925年，在30多年时间里。7２岁的张謇共创办370多所学校，领域包括师范教育、学前教育、初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等，培养了大批的人才，也正好为大生集团发展提供了人才。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就是建设教育强国，因此必须要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张謇说：“衣食之源，父教育而母实业。”他把实业与教育两者的关系比喻为一个家庭的父母双亲，相互补充，相辅相成，至亲至密，缺一不可，强调“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

三、 张謇对于爱国情怀、国际视野的坚守和拓宽

1. 坚守爱国情怀

张謇在《垦牧乡志》中说：“士负国家之责。”读书人应该承担报国之责。1882年30岁的他协助吴长庆平定朝鲜“壬午兵变”，并写下《朝鲜善后六策》。文中主张凝聚人心以固国脉，发展经济增强国力。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面对国家危亡，维艰民生，张謇一方面大胆揭露主和派李鸿章的卖国行径，请求朝廷另选重臣；另一方面认识到“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所以他“抱欲为中国伸眉、书生吐气之志愿”开始人生的艰难探索，欲尽力挽救民族于危机之时。

2. 拓宽国际视野

张謇曾说，一个人办一个县的事当有一个省的眼光，办一个省的事当有一个国的眼光，办一个国的事当有世界的眼光。他尝试从世界大势中寻找贫弱南通的发展机遇。1903年，他应日本邀请前去参观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先后8次进博览会参观，还奔走于长崎、神户、东京等20多座大中城市，共计考察农工商企业30个，各类学校35所，不断地去了解新事物，积累新经验。根据当时中国国情，他还专门到一些民办条件差的学校考察，细节甚至做到丈量课桌的尺寸。他认为：人之长处，虽千里万里之遥，尚宜取法。

张謇一生都注重致力于运用海外先进的水利和水土保持的科技来进行大面积的滩涂围垦。1906年，他邀请荷兰水利堤坝建设专家奈格来商讨南通治水问题。1911年4月，张謇发起成立“南通保坍会”并任会长，负责沿江一带的保坍工程。之后，他又专门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国际水利研讨会，邀请中国河海总工程师贝龙猛及荷兰、瑞典、英国、美国等国的水利专家共商南通沿江保坍大计。

努力培养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人是时代的需求，张謇恰好是一个愿意自觉担当民族崛起之任的人。可以说爱国不仅是贯穿张謇一生的主线，也是其全部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中心点。张謇目睹时局的变幻，全力投入南通的地方自治建设，完全是抱着“为世界而牺牲”的壮志和“当以劳死”的豪情奋力前行的。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即使是伟大的人物，也不能超越历史发展进程及个人经历之限定，身为一个民族资本家的张謇，一直在摸索着前进。在他起步办企业的时候，确实也存在着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甚至使用童工现象，但是张謇鉴于国家政治黑暗、经济落后的时况以追求企业利润作为起点，挽救民族于危亡，以实现民族富强作为政治抱负。他办实业解决广大民众生计问题，办教育解决广大民众发展问题，办慈善解决弱势民众生存问题，在南通一带创造出“孤有所育、残有所助、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贫有所济、死有所葬”的和谐氛围。因此，他是一位具有爱国情怀，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时代巨人。

（作者单位：中共海门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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