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六记》自付梓以来，多次刊行，后经林语堂英译，传入西方。自流传以来，因清丽的文风，婉转的故事，小说架构下骈散相间的独特文体，获得了巨大声誉。在文学、艺术、建筑学以及翻译学方面成果颇丰。同时，《浮生六记》真实记录了清中叶江南地区的风土人情以及社会群像，保留了大量珍贵的社会史资料，有一定意义的历史地理学价值。

一、沈复与《浮生六记》

沈复，字三白，号梅逸，苏州人氏。生于乾隆癸未年十一月廿二日，卒于道光年间。乾隆乙未年，与舅家女芸定亲，庚子年正月完婚。沈氏为衣冠之家，沈复年十九便秉父命弃学从幕，也间隙易儒为贾。其人爱游历，又因谋生故，是以足迹远涉南北，遍走东西。在江南文化和家学的熏陶下，沈复文化修养及艺术造诣颇深，擅花艺，工书法，长于丹青，对园林盆景也自有心得，审美独特。（沈复.浮生六记［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110.）

因其“多情重诺，爽直不羁”的性格特点，过分沉溺于生活“闲趣”，常年游幕却始终不适应官场生活，终身不第。所以，沈复始终都是一个坎坷落寞的底层文人。46岁那年，在经历了妻离子散的生活重创后，追忆半生浮华，满怀着对亡妻的悼念，沈复“实情实意”地写下这部“凄艳秀灵、怡神荡魄”的佳作。

《浮生六记》全书分为六记，后两记佚失。现存四记可大致分为两个主题，“闺房记乐”“坎坷记愁”是对人生际遇的追忆，间或探讨生命的意义；“闲情记趣”“浪游记快”是对生活志趣的追求。依据这两个大的命题，作者巧心架构，采用《史记》中的“互见”笔法，追忆半生经历。《浮生六记》作为沈复的个人回忆录，只求“实心实意”如实记录人生际遇和悼念亡妻，内容都是平凡普通的日常记事，因此并不是严格的史志类丛书。

二、《浮生六记》的历史地理学价值

明清笔记中往往蕴含着当时地理情况的史料，《浮生六记》记录了沈复的生活环境和人生经历，可以从中窥探到清中叶江南的社会经济状况、民俗文化，了解传统文人求仕之外的谋生途径、士人的婚姻状态和当时整个社会的婚丧观念，探寻资本主义经济对“学而优则仕”观念转变的影响、封建社会末期僵化制度下的社会弊病及人们的反抗，具有一定历史地理学价值。

（一）历史文化地理方面

1.　苏州地区的民俗文化

沈复在《浮生六记》中记录了很多苏州地区的民俗文化，既包括当时苏州人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也包括节岁时令等方面，可以从一个全新视角了解当时的苏州。

一是近亲可结婚，纳妾之风盛行。《浮生六记》记录了沈复的婚姻情况：“余幼聘金沙于氏，八龄而夭；娶陈氏。”（沈复.浮生六记［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130.）沈复婚姻属表亲婚，后陈芸去世，幼子夭折，为延嗣续，好友琢堂赠其一妾。书中记载了多次纳妾事件，先是其父稼夫公“倩媒物色，得姚氏女”以照顾起居，再有沈复表妹婿徐秀峰于游历途中纳美妾，以及陈芸痴心为夫寻觅幼妓憨园，沈复自己留恋扬州狎妓时也迫娶妓女喜儿为妾。当时纳妾与求妾的范围极广，老幼、贫富皆可纳妾，贫家女、寡妇、妓女亦可被纳。

二是传统社会丧葬礼俗受到高度重视。由于民间盛行灵魂不死和冥界观念，以及受到佛、道等宗教的影响，人们对丧葬投注了隆重的礼仪和神圣的祈祷。（蔡利民.苏州民俗［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215.）《浮生六记》中两次对丧葬习俗进行较详细记载，尤其是对妻芸客死他乡后的描述：

“……乃张灯入室……开目四现，见席上双烛，青焰荧荧，光缩如豆，毛骨悚然，通体寒栗。因摩两手擦额，细瞩之，双焰渐起，高至尺许，纸裱顶格几被所焚。余正得藉光四顾间，光忽又缩如前。此时心舂股栗，欲呼守者进观，而转念柔魂弱魄，恐为盛阳所逼，悄呼芸名而视之，满室寂然，一无所见。既而烛焰复明，不复腾起矣。”（沈复.浮生六记［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173）

分析两次丧葬事件，结合史料记载，可以了解到苏州的丧葬习俗大致包括：送终、回煞、做七等内容，也可对当时的丧葬习俗有更直观的认识。

三是竟节好游。苏州山水清嘉，人文资源丰富，游乐条件十分优越。明清时期苏州富甲东南，“人无贵贱，往往皆有常产。以故俗多奢少俭，竞节物，好游遨”。（范成大.吴郡志.卷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人们把游山玩水作为重要的娱乐消遣方式，“行乐及时，终岁殆无虚日”，甚至相互摆阔攀比。《浮生六记》中就记载了多次游乐的过程。

中秋节苏州人要斋月宫、烧斗香。妇女还要盛装“结队而游，名曰‘走月亮’”。芸和俞六姑、王二姑一起相约“走月亮”，携一毯设沧浪亭中，席地环坐，饮茶赏月。每逢节岁和佛道节日，妇女要外出踏青、烧香、看迎神赛会。《浮生六记》生动描写了苏州醋库巷水仙庙会的盛况。该庙祀洞庭君，香火极盛，每逢神诞日，日则演戏，夜则“花照”，花光灯影，宝鼎香浮，“观者如蚁集”。（沈复.浮生六记［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158.）吴地游风炽盛可见一斑。

2.　封建家庭关系

封建社会十分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沈复的家庭就是严格遵循其僵化模式的代表。其父亲在家庭里享有绝对权威，他不顾沈复的个人追求和性格特征，迫其弃学从幕，造成了沈复不适应官场而终身坎坷的经历。不了解原委就驱逐儿媳，不顾伦理让媳妇为其物色小妾。这些失礼失德的行为不仅没有遭到反对，还被后辈严格遵行。从中可以看出封建家庭关系僵化，束缚人性发展的种种弊端。

但与此相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促生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人们打破固有观念，选择新的生活方式，合理追逐金钱与个人欲望成为新的社会思潮。沈复出生衣冠之家，但为谋生多次弃幕从商，对此鲜少有人表示反对，说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有一大批像沈复这样弃儒从商的士人。清初思想家唐甄对从商思想的看法也印证了这一点：

“全祖望《先仲父博士府君权厝志》云：‘君父尝述鲁斋之言，谓为学亦当治生。所云治生者，非孳孳为利之谓，盖量入为出之谓也。’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有‘治生’一条，也引许鲁斋之说，予以肯定。他的结论说：‘与其不治生产而乞不义之财，毋宁求田舍而却非礼之馈。’”（蔡苏龙，曹秀华.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儒商伦理的形成［J］.历史教学，2008〈6〉.）

综上可见，在当时商品经济萌芽的影响下，部分士人已经承认从商的合理性，并投身其中，对追逐合法之财的欲望与要求满足一定人欲的思想予以肯定。而一部分士人也已经对“学而优则仕”的观点产生了质疑，转而寻求其他生存方式。这种对儒家正统思想的质疑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当时思想解放的表现。

3.　清中叶江南民众的饮食生活

沈复的生活水准是“布衣暖、菜饭饱”，在“六记”中，不见奢华大餐，多是家常小宴，这代表当时社会普通民众的平均水平，更具普遍意义，从中可窥见一个更具有深刻意义和更为广阔的历史社会。

首先，饮食结构是以米面为主的。粥是《浮生六记》中最为普遍的吃食，沈复与芸的故事就是一部“吃粥记”，相见时以粥为媒，分离时全家“暖粥共啜之”。这与《清稗类钞》中所载“普通之粥，为南人所常食者”的内容相一致。书中多次提到的聚会，游玩中也都有粥，这与黄云鹄《粥谱》一书序说:“都邑豪人会饮必继以粥。”也是可相互对应的。米面的烹饪方式也多种多样，有馄饨、粥这种煮的食物，也有馒头此类蒸的以及点心之类的煎炸食品。芸“每日饭必用茶泡”，这种茶泡饭在《红楼梦》中也多次提到，是一般人家的规矩。其次，饮酒之风盛行。江南地区的酒多是黄酒。沈复恋杯喜饮，不仅和男性好友逢宴必饮酒，和伴娘、船家女等女性也多次对酌尽酣， 这些女性无不拳道精湛、个性大胆，喝酒时的助酒游戏形式多样，或“射覆为令”，或“筵中以猜枚赢吟轮饮为令”。再次，饮茶是普通的日常生活习惯。六记中记载的饮茶习惯与现代社会的饮茶习惯已很接近，茶点分离。这与《金瓶梅词话》一类明代社会小说等所反映的茶中泡食的饮茶风气已有很大不同。

虽然当时食品结构正在发生决定意义的变化，但稻麦仍是人们的基本主食。书中也未见对后来改变中国饮食结构的玉米、薯类等植物的记述。而乳腐、卤虾瓜、酸笋等小菜已是普遍的佐饭小菜。饮酒、饮茶之风的盛行，表明人们的生活日趋富足，对于饮食也更加精致。

（二）历史自然地理方面

沈复好游历，自称“天下所未到者，蜀中、黔中与滇南耳”，可见其郊游之广。书中记录保存了清中期多地的自然文化风貌。先是少年时拜杭州宿儒赵明府为师，在杭州生活多年，得游浙江的很多名胜古迹。去绍兴游览了当地著名的吼山，“暇日出游，得至吼山……豁然空其中，四面皆峭壁，俗名之曰‘水园’……临流建石阁五椽，对面石壁有‘观鱼跃’三字，水深不测，相传有巨鳞潜伏”。后借机游览了西湖，对断桥残雪、南屏晚钟、钱塘江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都有描写，但对钱塘江大潮情况只是寥寥数笔。对比宋周密笔下“玉城雪玲际天而来，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势极雄豪”（周密.武林旧事.卷三［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54.）的大潮盛况，大有不同，这种变化对研究钱塘江地区的水文变迁颇有价值。

在苏州期间，作者拜访寒山寺胜景，并记载了从城内到寒山的交通路线，“天将晓，……遂携龢出胥，……渡胥江，步至横塘枣市桥，……到山，日犹未午”。在这段描述中，苏州城离寒山寺要走七个多小时，今此两地距离6.3公里，步行只需两个小时左右，其中差异可见苏州城市的扩大。这对苏州的城市地理研究有一定价值。

后癸卯春，又随思斋至扬州，见金焦两山，认为“金山宜远观，焦山宜近视”“绿杨城郭是扬州”。书中详细描述了进扬州城一路的景观：“平山堂离城约三四里，行其途有八九里……其妙处在十余家园亭，合而为一，联络至山，气势俱贯……出城入景，有一里许紧沿城郭。”对进城的自然景观，“阆苑瑶池，琼楼玉宇”、园林建筑等人文景观赞叹不已。

此外，对物候现象也有所记载。“物候学主要是研究自然界的植物（包括农作物）、动物和环境条件（气候、水文、土壤条件）的周期变化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竺可桢，宛敏渭.物候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1.）物候现象广布于自然中，《浮生六记》中不乏对江南地区物候现象的记载。例如对癸卯年农历十月苏州大雪封山的描述，可印证明清小冰期。

（三）历史经济地理方面

1.沈复多次弃幕从商可窥测到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沈复十九岁，从父命随蒋襄习幕，五年后应聘入安徽绩县克知县幕，因“见热闹场中卑鄙之状不堪入目”易儒为贾。先是与亲戚合伙贩酒，结果却以折本而告结束，到江北又做了四年幕僚。后又弃幕经商，随亲戚远赴广东做生意，滞留在他乡度岁。一年左右又结束了短暂的经商与远游，到江苏青浦从幕两年。后长期赋闲在家，其间一度设书画铺，又到扬州为贡局司事代司笔墨。沈复所处的江南地区，因靠近沿海，与外界经济贸易频繁，人烟稠密、商贾毕集，市民阶层进一步壮大，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许多人往来于都市城乡，进出于船坊酒肆，追逐金钱利润，寻求物质享受，商品经济相对北方来说更为繁荣。

2. 苏绣的盛行。苏杭地区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手工业技术的极大进步和市民阶层享乐观念的兴起，苏绣的需求量很大。据史料记载，清代苏州几乎“家家有绣棚，户户在刺绣”。刺绣既是一门才艺，亦可作谋生的手段。沈复长年游幕，经商不成，没有能力养家，经济始终很拮据。沈复的妻子芸绣艺精湛，多次以绣养家，“四龄失怙……家徒壁立。芸既长，娴女红，三口仰其十指供给，克昌从师修脯无缺。”不仅能满足一家三口生活，还有余力供养幼弟读书。在夫妻俩流浪在外时，芸也曾绣《心经》来维系生活。

3.番银的流通情况。何文竞在《〈浮生六记〉中“番银”记载及其史料价值》一文中对六记中番银出现的时间和场景以及人们的接受程度做了详细叙述，对比分析十年来番银的流通情况和认可度，从十年前山僧拒不接受价值超过实际的番银到十多年后江苏地区收取的盐税中番银已占一定的比例。这为研究当时的货币形态和番银在中国的流行情况提供了真实可信的资料。

三、结语

中国古代没有专门的地理学著作，历史地理学依附于其他的文献存在。科举制扩大了知识分子队伍，笔记、小说、游记、随笔、杂谈等私人著书兴起。这些作品多以作者的人生经历和生活环境作为描写对象，记载真实，内容涉及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情态，具有很高的史料文献价值，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地理文献。《浮生六记》就是其中一部，此书以盛世下一个封建家庭为着眼点，以沈复和芸的人生经历为线索，文笔流畅，无论是写景抒情或记人记事都能娓娓道来，所蕴含的美学思想是明清文艺审美观念的继承和审美趣味的凸显。书中所载不仅记录了清朝中后期多地的自然风光及文化风貌，而且反映了乾、嘉盛世下“市列珠玑，户盈罗绮”极度奢华的江南社会情态，表现出盛世下普通底层文人的生存现状，以及商品经济催生的新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与传统儒学道德观念间的博弈。这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真实可信的区域历史地理宝贵资料，对研究清中后期的文化状况、经济发展，尤其是苏州、扬州的社会文化、江南的山川河流、风土人情等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责任编辑：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