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签订后，宋人对其评价一直存在分歧，或被讥为有损国格的城下之盟，是宋王朝的耻辱；或因其带来的边境宴安而被誉为盛德大业。尤其是在赵构建立南宋后，这种分歧也并没有停止，甚至还引发了南宋内政外交政策的变动。

宋辽“澶渊之盟”作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对双方历史进程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历来都受学术界广泛关注，且研究成果丰富。但多是作为今人对于“澶渊之盟”的理解，而少有立足于当时宋朝人自己的角度去分析问题。本文拟对南宋政权建立后，南渡之后的宋人对“澶渊之盟”的认知作出论述分析，并进一步了解南宋内政外交政策的变化，兼论南宋建国后一路南迁的“临安”之谋。

一、南宋人对“澶渊之盟”的认知

（一） “澶渊之盟”中的“求和”理念

“澶渊之盟”如同一把双刃剑，在给宋王朝带来和平的同时，它的副作用也逐渐开始显现。这个重文轻武的王朝，将议和视为医治边患的一剂良药。大宋统治者坚信，退让求和，能换来更为长久的温饱与安全。帝国越是繁华、富庶，宋代的帝王就越是惧怕战争。120年以后，武备废弛的严重后果，暴露无疑。公元1126年，金人南侵，兵临汴梁城下，宋徽宗望风而逃，宋钦宗上台以后，立刻与金议和，求得苟安。而宋钦宗的慷慨，并没能阻止金兵南下，转眼之间，国破家亡。而侥幸逃脱的亲王赵构即位后，对付金国的法宝，仍是议和。

南宋政权的建立产生于战火与灾难之中，“战、守、和”是当时重要政治主张和政治派别的分野，从始至终都贯穿着对外战争，前期是抗金，后期是抗蒙。而宋高宗赵构并没有吸取“靖康之难”的教训，面对金人的威胁，他为自保向金乞哀。而他一直把这种乞哀，当成是效仿真宗朝“澶渊之盟”的“求和”作为。他说：“真宗与契丹通和百余年，民不知兵；神宗虽讲武练兵，实未尝用。朕自始至今，唯以和好为念。”（徐自明.宰相辅编年录［Ｍ］.北京：中华书局，1986：１047.）

南宋抗金英雄李纲也曾肯定“澶渊之盟”。他认为，“澶渊之盟”终止了宋辽战争，宋朝边境上的百姓可以开始很和平安定的生产生活，带来了长达百年的和平与繁荣，而其中的“求和”理念是可以借鉴到处理宋金之间关系之中来的。

“澶渊之盟”中有“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的条款。如若按照1840年的思路来看，会觉得这是一个赔款的内容，但是如果把它放到当时的形势之下，宋朝方面当时有没有可能不签订这个和议盟约就能获得一个边境的安宁呢？事实上，每年的秋天，辽朝方面例行在边境侵略、抢劫，而在双方签订合约之后，才终止了这种行为，宋朝边境上的百姓可以开始和平安定的生产生活。这个收入，其实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正如富弼所言：“讲金帛啖之之术，以结欢好。自此河湟百姓，凡四十年不识干戈，此汉唐之盛所未有也。”（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卷135〉［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501.）

（二）“澶渊之盟”中的“以战促和”精神

虽有部分人认同“澶渊之盟”中“求和”的理念，还有许多人较为清醒地认识到，只是一味求和乞哀，是不能换取和平的。其实，“澶渊模式”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要保持强大的武力，和平才会有保证，即澶渊之盟中的“以战促和”精神。

李纲对此认识较为深刻：“战、守、和三者一理也，虽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则何以战；虽有坚甲利兵，弗能战也，则何以和。以守则固，以战则盛，然后其和可保……景德中，契丹入寇，罢远幸之谋，决亲征之策，捐金币三十万而合约成，百有余年，两国生灵皆赖其利，则和、战、守三者皆可得。”（李纲.李纲全集〈卷58〉［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635.）这说明，在处理“战、守、和”三者之间关系时，只要有一定的军事实力，既能战、又能守，才会有“和”的资格。

南宋王绘也认为：“自古两国议和，皆以势力相孚，不相上下，于是有讲和修睦之请，息兵安民之议。未闻以弱和强，彼初无畏惮，曲意定和者也。澶渊之役，规模宏远，昭然可见。”（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56.）张戒也曾以“澶渊之役”为例，在“战、守、和”三个方面的问题上，作如下见解：“自古能守而能和者有矣，未有不能战不能守而能和者也。使真宗无达赉之捷，仁宗非庆历之盛，虽有百曹利用，百富弼，岂能和哉？”（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１２〉［Ｍ］.北京：中华书局，1998：１９５１.）

二、 宋辽“澶渊之盟”对南宋内政、外交政策的影响

在南宋，“战、守、和”是当时重要政治主张和政治派别的分野，从始至终都贯穿着对外战争，前期是抗金，后期是抗蒙，在外部压力的作用下，内政也随之不断调整。而南宋人对“澶渊之盟”认知，对其内政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宋朝建立后，一直都是以中原王朝正统继承者自居，并试图收回被后晋割让给辽国的燕云十六州，而“澶渊之盟”签订后，收回幽云十六州便遥遥无期。但“澶渊之盟”把国家带出了战争的阴霾，带向了和平，合约签订后，寇准的澶渊定策之功，也受到诸多政治上的晚辈的赞誉，如王安石有诗云：“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可是，在战争形势对宋方而言一片大好的情况下，与辽国议和结盟，虽然在今天看来这个决策是值得肯定的，但对于当时宋真宗和诸大臣来讲，他们的理念则是那个时代的观念。轻易和戎，未完成父亲的遗愿，真宗的父亲宋太宗与辽军两次交战，甚至最后身死都是由于辽国的箭伤，那是有杀父之仇的敌国，而去和敌国称兄道弟，承认辽国的国君也是皇帝，等于是承认天上有两个太阳是合理的。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廷中非议“澶渊之盟”的声音渐起。曾被宋真宗认为的丰功伟绩，也变成了另一种耻辱。

自南宋王朝肇建之始，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分歧，在朝廷内部一天都没有终止过。而宋高宗似乎对“澶渊之盟”的“求和”理念情有独钟。宋高宗早期的政治主张就是一路南迁，一路向金求和，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保留宋王朝的遗脉，才能让政权在危机之中维系下去。直至后来，赵构一路南逃，一路舍陆登舟，到后来甚至自去“皇帝”之号。自称“宋康王赵构谨致书元帅阁下。”到了建炎三年（1129）五月，宋高宗南逃至建康，再次派遣洪浩等人出使金朝，并向金人表示“愿去尊号，用正朔，比于藩臣。”甚至致书金元帅宗翰：“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今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此所以諰諰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矣。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国而尊无二上，亦何必劳师远涉而后为快哉。”

在这种“求和”理念的推动下，终于，公元1141年，在秦桧等人的力促下，宋高宗赵构如愿以偿，与金国达成“绍兴和议”：宋向金称臣，“以衮冕圭册，册宋康王为帝。”“约以淮水中流画疆，割唐邓二州界之。”“岁奉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乍看之下，“绍兴和议”是“澶渊之盟”的翻版，而让宋高宗始终感到疑惑的是，同样都是“和议”，为何“澶渊之盟”的签订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而他与金人签订的“绍兴和议”却遭到诸多非议。

事实上，这两次和议的意义，是绝对不能等量齐观的。在宋辽“澶渊之盟”中，双方是平等的兄弟之国；但是，在“绍兴和议”中，南宋的皇帝，是要靠金朝来册封的，南宋由此成为了金国的附庸，必须依靠金国的允许而存在。为什么会造成这种迥然不同的局面呢？因为“澶渊之盟”的签订，及其所带来的百余年的和平局面，并非是靠金钱所买来的，而是用宋朝完全可以和辽朝抗衡的实力换来的。辽国是倾全国之力来征宋，皇帝和太后御驾亲征，他们的核心目的应当并不是要消灭宋朝，而是“以战促和”。萧太后想要解决宋辽之间边界问题，其中一种解决方式便是和平谈判。“和”是萧太后一开始就定下的目的。两军交战，如果不能在战场上取胜的话，那么在和谈桌上也是没有位置的。“以战迫和”自古以来都是常用的手法，战场上的优势，将会转换成谈判桌上的筹码。

“澶渊模式”是有前提的，和谈的前提，是要有能战、且能战胜的把握，这样才能让对手不能小觑，才能把战胜的实力转化为谈判桌上的筹码。但是，“绍兴和议”，首先对于宋高宗来说，就有一个先天的缺陷，那就是一味向金乞哀，只求和而不敢打。南宋朝廷过于迷信“澶渊之盟”中“求和”的效力，却忘了它的前提。

从1141年的“绍兴和议”，到1164年的“隆兴和议”，再到1208年的“嘉定和议”，南宋不停向金国称臣，不断地向金国交纳岁贡，向金国割让大块的领土，以北方疆土的分崩离析换取了南方一隅短暂的和平。而无数南宋臣民还返北方的理想，终成虚愿。

三、南宋“临安”之谋

在南宋早年，一些主张南下的人，其主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不可忽视的，他们提出宋高宗与赵宋政权是一个连续体，如果没有了真正的皇子，那赵宋政权就不存在了。的确，正是因为南宋的存在，才把北宋的一些精华保存了下来。

南渡，似乎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存亡，只有在江南经济的支持下，才能够重新组建一个朝代，恢复赵宋。但是金兵也在不断南下，高宗最早所采取的是所谓退避求和的方式，继续向南退。但是，金人却不善罢甘休，而是“当穷其所往而攻之。”于是高宗一路南逃，其自诉“自汴城而迁南京，自南京而迁扬州，自扬州而迁江宁，建炎三年间，无虑三徙。今越在荆蛮之域矣。所行益穷，所投日狭，天网恢恢，将安之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２６〉，５３４）最终停在了杭州，并将其升格为“临安府”。“临安”意为“临时安定”，即寓有朝一日将收复中原、光复旧都的意思。

当时虽然已经是南宋，但南渡的宋人的籍贯仍可填写为北方地名，这个做法一直保留下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南渡之人，甚至其子孙，显然还是对北方故土有着强烈的眷恋之情。

定都临安之后，南宋的政局呈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状况，那就是立国江南、背海立国的局面。南宋立国江南，可以用江南富裕的经济社会力量来支撑国家的存系。背海立国，因为海是新的资源，北方航运强化了水的力量。宋金以淮海为界，其实水变成南宋一个新的重要资源。无论是金，还是后来的蒙古，这些剽悍的骑兵，却是不利于在沿海地区作战的。南宋人利用山、水的联系形成一套支援体系，也是这个政权在面对如此强悍之敌时，还能维系几十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就是南宋面向海洋，中华文明在此之前一直以来都是面向黄土地的，到了这个时候，变成了面向蓝色的海洋。海洋是一个新世界，开拓了新的资源，海外贸易变得相当重要，中国与西方世界的陆上丝绸之路有了很大的转变，形成海上丝绸之路。而这种海上之路是新的东西文化交流的发展趋势，与以前的贸易体系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这就使得宋朝，特别是南宋成为中国历史上极少数注重海权的国家，重视海外贸易，重视与周边国家进行这种联系。

南宋153年的历史里面，对北宋的制度有所继承，但因为内在环境的挑战和冲击，它做了很多调整和变化，这个时代的特性和政权性格便凸显出来。南宋政权依靠江南经济来支撑国家，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但是，偏安局面也让南宋君臣开始逐渐耽于享乐，“绍兴、淳熙之间颇称康裕，君相纵逸，耽于湖山，无复新亭之泪。故有士人林胜者提一绝于旅祗云：“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便把杭州作汴州！”（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Ｍ］.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１４.）所谓“临安”，乃是“临时安定”，宋人从不称其为首都，而称其为“行在”，寓意终有一日要收复中原，回到汴京。岳飞的一首《满江红》，起句即为“遥望中原”。可随着时间推移，“遥望中原”终是只望到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梦，“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冯友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Ｃ］／／李朝全.散文百年经典.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131.）

    四、总结

“澶渊之盟”如同一把双刃剑，它带来的长期和平给了南宋朝野人士一种不重进取的苟安心理。这个重文轻武的王朝，将议和视为医治边患的一剂良药。宋高宗把南宋的“偏安”、对金一味求和的态度当作是“澶渊之盟”的效仿。

但是，貌似“澶渊模式”翻版的“绍兴和议”，首先对于宋高宗来说，就有一个先天的缺陷，那就是，一味向金乞哀，只求和而不敢打。南宋过于迷信“澶渊之盟”之盟中“求和”的效力，却忘记了它的前提，那就是只有保持强大的武力，和平才有保证。

在宋史研究中，多讲北宋而略南宋，南宋和北宋既有延续性，又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南宋的观念史研究确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立足于南宋人自己的角度研究他们对“澶渊之盟”的认知，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价值：首先，有助于贯穿“史学研究”和“观念史研究”范畴，因此有助于解释南宋内政外交政策的种种思想渊源。其次，在今天看来，分析“澶渊之盟”的原因、影响等等无疑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有些选择明显不是南宋人自己所能想到的，这是成见问题，而立足于南宋人自己的角度，才能更为客观。从南宋时人的角度诠释“澶渊之盟”，以同情、同理之心， 深入了解古人思想历程，是论析南宋政治局势不可绕过的蹊径。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责任编辑：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