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杭州府文学世家的文化活动及其特征
明代杭州府文学世家有24家,数量在江南地区属于中等水平。杭州府下辖九县,文学世家的分布为海宁11家,钱塘7家,仁和5家,余杭1家。其分布状态呈现出极不均衡性,这与杭州府各县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而导致经济、教育和文化发展不均衡有关。钱塘和仁和是府治所,交通便利,人口集中,经济繁荣,文教发达。海宁地处钱塘江北岸,是著名历史文化名镇。临安、于潜、昌化三县教育相对落后。据朱保炯、谢沛霖所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中所列进士分布看,明代杭州府进士共有484名,其中仁和184名、钱塘149名、海宁87名,共计420名,占据总数的87%,这与杭州府文学世家的分布是相一致的。
一、明代杭州府文学世家的文化活动
1. 积极参与文学社团活动
明代江南结社之风盛行,文学世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结社的主要支柱,杭州府亦不例外。以钱塘7个文学世家看,每一个均有结社行为。黄氏家族,黄汝亨万历年间先后在南京与张汝霖、王志坚举“读史社”,在杭州又结“香严社”;虞氏家族,虞宗玫、虞宗瑶兄弟在启祯之际共同入“读书社”;陆氏家族,陆圻与海宁朱氏家族朱一是崇祯年间在杭州创“登楼社”,陆圻又与仁和丁氏家族丁澎等人结“西泠十子”;田氏家族,田汝成嘉靖年间举“西湖书社”;倪氏家族,倪谦成化年间入“南京诗社”;洪氏家族,洪钟正德年间倡雅会于两峰书院;陆氏家族,陆云龙天启年间曾与丁允和、何伟然等人结社。文学世家中的成员或是文学社团的领袖人物,如陆圻是“西泠十子”的首领;或是文学社团的主力军,如虞氏兄弟共同加入“读书社”;或是一人创多个社团,如黄汝亨。
杭州府文学世家成员参加的社团在当地普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例如,读书社既是文学社团也是学术社团,既有文学主张“文必六朝,诗必三唐”,也有学术要求“共读一书,数日务了一义”。崇祯年间,闻子将、张天生、冯延年、余杭严氏家族的“三严”(严武顺、严调御和严勅)在杭州共同创立读书社,后合并入复社。此处的“三严”出自余杭严氏家族,他们是明末文学社团的积极组织者、参与者。万历三十七年(1609)“三严”在杭州举小筑社。清人姚礼撰所辑《郭西小志》中还记载了“三严月会”,参加人员包括李流芳、谭元春在内,这些都是明末江南文坛举足轻重的人物,由此可见“三严”在明末文坛亦有相当大的号召力。此外,仁和卓氏家族、海宁朱氏家族等,均热情高涨地参与明代文学社团的组建、活动之中。
2. 踊跃投入文学创作活动
杭州府文学世家的文学创作以诗文为主,不论是钱塘虞氏、倪氏,还是仁和卓氏、丁氏,或是海宁葛氏、许氏,家族创作最为丰厚的是诗文。以钱塘倪氏为例,倪谦(1414—1479,字克让,号静存,正统四年〈1439〉赐进士第三名,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卒后追赠太子少保,谥“文僖”),著有《倪文僖集》三十二卷,补遗一卷。清人陈田《明诗纪事》称其:“诗不为选家所称。余观其七古劲健拔俗,不愧当家,固不失为一时骚雅之选也。”可见,倪谦七古诗作在当时也有一定地位。儿子倪岳(1444—1501,字舜咨,号清溪。成化三年〈1467〉进士),著有诗文集《清溪漫稿》二十四卷。是明中期茶陵派的重要作家,茶陵派领袖李东阳《青溪漫稿序》中称赞他:“故其(倪岳)天资所得,素业所就,以鸣一时传四方者,自先生观之亦其余力所及。视彼旬锻月炼、章逐而句琢者,故其所不暇为,亦其所不屑为也。”正所谓“文僖有家学,历世乃弥敦”(李东阳《诗后稿》卷二),倪氏父子作为馆阁重臣,以诗文著称。
除诗文外,杭州府文学世家兼擅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创作的不在少数。明代杭州在通俗文学方面成就斐然,这与明代杭州发达的商品经济孕育了以市民阶层为主的新兴读者群有关,杭州有较强的文化消费能力;也与明代杭州作为闻名遐迩的文化重镇、旅游胜地吸引了大批文人骚客有关,杭州有极强的文学创作能力。明末杭州还出现了一个以“西湖”为号的小说创作群体,如西湖野臣、西湖逸史、西湖居士、西湖浪子、西湖义士,等等。钱塘陆氏家族于小说编创用力最多。陆云龙、陆人龙兄弟是崇祯年间著名的小说编撰者、评点者和刊刻者。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话本小说集《型世言》,是一部演绎明代时事、风俗人情的作品,由陆人龙著,陆云龙评点,被誉为“三刻拍案惊奇”。陆云龙还编有《翠娱阁评选皇明十六名家小品》三十二卷。陆人龙撰有长篇小说《辽海丹忠录》。
3. 热爱藏书、刻书活动
明代杭州府藏书、刻书氛围浓烈,文学世家是其中的中坚力量。钱塘洪钟的“两峰书院”、洪澄的“西溪山庄”以藏书名闻遐迩;仁和卓显卿万历年间的藏书楼“传经堂”“水一方”声名显赫,侄子卓尔康“修馀堂”藏书万卷;钱塘黄汝亨藏书颇丰,有书室名“云上轩”;钱塘陆阶明末清初有书斋“白凤堂”,藏书万卷,人称白凤先生;海宁祝以豳的“万古楼”聚书万卷;海宁周明辅有藏书室“香梦楼”,等等。这些藏书楼往往成为族中子弟相互之间宴饮赋诗、读书交流之地,也是文学世家与社会上文人名流雅集唱和之地。明末清初湖州知府吴绮曾为仁和卓氏藏书楼“传经堂”写过一篇《传经堂记》,其中记载:“绕廊数武,界以短垣,曰‘桥西草堂’,其上以贮三世遗书,下以俟子孙讲读其中。”可见,藏书楼兼具藏书和读书的功能。
凭借着丰赡的藏书,明代文学世家往往喜好刻书。魏隐儒在《中国古籍印刷史》中指出:“一时士大夫们竞以刻书为荣,有的搜罗古籍秘本,校刻行世,以示自己的博雅;有的刊刻家集,宣扬祖德,以示门第高贵;有的剪裁旧章,集句类编,以利考场应试;有的选辑诗文,施加评点,以供揣摩。”明代江南文学世家中藏书、刻书兼备的不少,如江阴朱氏家族的朱承爵既是著名藏书家,又喜刻书,曾刊刻唐代杜牧的《樊川诗集》、北周庾信的《庾开府集》和前蜀韦庄的《浣花集》;吴县袁氏家族袁褧亦以藏书刻书著称,袁褧嘉趣堂刻书既多且精,有《世说新语》《六臣注文选》《金声玉振集》《夏小正戴氏注》等;吴县黄氏家族黄省曾、黄鲁曾、黄贯曾三兄弟,以及黄省曾儿子黄姬水均喜刻书。无锡顾氏家族顾起经顾起纶兄弟、昆山叶氏家族叶盛、长洲陈氏家族陈仁锡、常熟毛氏家族毛晋等,既是藏书家又是刻书家。杭州府文学世家亦如此。明末清初仁和卓氏传经堂藏书楼附设刻书坊,主要刊印卓氏族人著作。海宁祝以豳喜刻书,刊刻极一时之精良,万历年间曾刻唐刘长卿的《刘随州诗集》十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天启年间刻自撰《贻美堂集》二十四卷,《嘉兴市志》著录。海宁葛徵奇刊刻自编《南园五先生集》二卷,《浙江省出版志》著录。海宁周甸隆庆年间刊印《杜释会通》七卷,《明代版刻综录》著录。海宁朱一是家族雅好刻书,书室名曰为可堂。文学世家对藏书刻书热情的高涨可见一斑。
二、明代杭州府文学世家的文化活动特征
1. 创作成果丰硕,但缺少主盟一方的文坛领袖
明代杭州府文学世家踊跃参加各种文学社团,积极创作各种文学样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以仁和卓氏家族为例,卓氏家族在嘉隆年间以诗文著称,特别是随着卓明卿涉足仕途,文坛影响力日益上涨。卓明卿(1538-1597),字澄甫,号月波,博学多才,是明代文坛“后七子”重要成员,先后创立西湖秋社、南屏诗社,与王世贞、汪道昆等文坛霸主交往密切,著有《卓氏藻林》《天机列锦》《中林寓言》《块独编》《卓仲萎言》《雅游集》《唐诗类苑》《三山游稿》《北游稿》《卓澄甫诗集》《卓澄甫诗续集》《卓光禄集》等。卓明卿长子卓尔康精通经术,喜讲经济,著有《诗学全书》《易学全书》《春秋辨义》《农山文集》三十卷等。卓尔康古文创作成就较高,钱谦益在《卓去病全集序》中评价道:“其志洁,其识坚,其风骨孤峭侧出,无所附丽,以通经汲古为其学,以致君泽民为其志。”明代中后期,卓氏才俊辈出,文集浩瀚,且体裁多样,诗词、散文、戏曲皆有涉猎,但没有出现文坛巨匠和煌煌巨著。这不仅是明代仁和卓氏的文学现象,也是其他杭州府文学世家的文学现象。上文提及的海宁查氏、余杭严氏等,皆是如此。
明代杭州府文学世家在文学创作上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没有文坛巨匠,使得杭州府无法形成如苏州府“吴中文学”一样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地域文学。虽缺乏文坛泰斗人物,但杭州府文学世家在文学创作上还是颇具地方特色的。首先,由于杭州府文学世家中出现了不少致力于通俗文学创作和整理的作家、刊刻家,在通俗文学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清平山堂话本》和《型世言》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与杭州市民阶层人数众多相一致的。其次,文学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以散文创作为例,杭州府文学世家既有游记,如仁和沈朝炜《游记》六卷、钱塘黄汝亨《寓庸子游记》《天目游记》,也有地志,如钱塘洪瞻祖的《西溪旧志》、钱塘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馀》;既有杂记,如钱塘田艺蘅记载明代社会风俗、艺林掌故的《留青日札》,也有小品文,如被钱塘陆云龙收在《皇明十六名家小品》中的钱塘虞淳熙所撰《翠娱阁评选虞德园先生小品》、黄汝亨所撰《黄贞父先生小品》等。在文学风格上,杭州府文学世家的文学创作也呈现出绚丽多姿的色彩。明代前期的高官作家倪谦、倪岳父子诗词清新平和,而海宁苏平、苏正兄弟则娴雅俊爽;明代中期海宁许相卿诗歌沉著悲壮,清泠有风骨,钱塘田汝成、田艺蘅父子博洽诙谐;明末钱塘陆培、海宁祝渊慷慨赴国难,诗歌洋溢着高昂的斗志、悲怆的风格;钱塘陆圻、海宁朱一是则归隐山林,诗歌呈现哀婉悲愤的风格。
2. 文学世家交游频繁,推动明代杭州府文学进步
明代杭州府文学世家之间关系紧密,交往密切。或以姻娅相联,如仁和卓氏家族卓明卿次女适仁和沈氏家族沈朝炜,海宁陆氏家族陆嘉淑女儿适海宁查氏家族查慎行;或以师生相关,如钱塘黄氏家族黄汝亨是仁和卓氏家族卓发之的老师,海宁苏氏家族苏正与海宁祝氏家族祝淇是师徒关系;或为社友,如钱塘陆氏家族陆圻与仁和丁氏家族丁澎、钱塘虞氏家族虞黄昊等人同为“西泠十子”成员。正是由于彼此之间关系紧密,能在文会雅集、书信往来、书斋共读中进行文学对话,或共同辑刻编著,或相互写序题词,文学理念、文学风格相互影响。需要指出的是,杭州府文学世家之间的交游不仅仅局限于杭州本地,而且延伸至整个江南地区。例如,陆圻就曾教诲过明末清初秀水朱氏家族大诗人朱彝尊,朱彝尊自述“予早岁以诗古文辞受之先生(陆圻),遂定忘年之款”,且陆圻与父亲陆梦鹤与华亭陈氏家族陈子龙关系亲密,陈子龙自言:“予交陆氏父子,如孔融在纪群之间也。”又如海宁陈氏家族陈与郊与吴江沈氏家族沈璟是至交,海宁陈氏家族陈容永娶太仓吴氏家族吴伟业次女等。
杭州府文学世家之间通过文学交游,既有平辈之间的切磋,例如仁和卓氏与徐氏之间的交游。清人王同的《唐栖志》中记载徐士俊“少奇敏,于书无所不读,发为文,跌宕自喜,好为乐府、诗歌、古文、词。”虽自小聪慧,但徐士俊不喜被人所知,直到卓人月偶见徐士俊之作,惊叹道:“里有名士二十有余年,予亦生二十有余年,而不相闻名,予过矣。即日具书幣,延之于家,诗晨酒夕,欣得良友,自此有《徐卓晤歌》传于人间。”也有上下辈之间的提携,例如钱塘陆圻作为“西泠十子”的领袖人物,为人谦让仁厚,钱塘虞黄昊、仁和丁澎等都仰其提携,甚至清初秀水朱彝尊、钱塘洪昇等大家都受其熏陶。
3.通过藏书刻书促进文学世家在文化上的影响力
一是所藏所刻书籍成为后世刊刻的底本。如海宁陈与郊精通音律,根据收藏的大量杂剧作品,辑刻《古名家杂剧》,现存元明杂剧65种,原书应不少于七八十种,成为常熟藏书家赵琦美辑刻《脉望馆本抄校古今杂剧》的重要底本。洪楩所刻《六臣注文选》被清人丁申称之:“校雔精致,逾于他刻,且文雅有足称者”,成为后世刊刻的底本。
二是所藏所刻书籍成为后世重点研究的对象。藏书家的书籍往往各有侧重,或重视珍本秘籍的收藏,如常熟赵用贤、赵琦美父子的脉望馆;或注重地方文献和俗文学的收藏,如山阴祁承爜的澹生堂;或重视金石书画,如长洲文徵明的玉兰堂;或以方志、政书、诗文集著称,如宁波范钦的天一阁。这些藏书在成为藏书楼主人刊刻重点的同时,也自然成为后世文人研究的重点。与此同时,凭借藏书而辑刻的文学作品也成为后世重点研究的对象,如胡士莹在《话本小说概论》中称赞洪楩所辑刻《清平山堂话本》是“一部研究话本最可靠的资料”。
三是所藏所刻书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较高的的地位。例如陆云龙峥霄阁崇祯六年(1633)汇刻的三十二卷《翠娱阁评选皇明十六名家小品》,是“第一部明人选评明人小品文的总集”。洪楩所辑刻《清平山堂话本》被郑振铎称为“于小说史上大有关系的集子”,它成为中国最早的白话短篇小说,鲁迅也将之视为“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代江南文学世家研究”(编号15BZW1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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