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些地方在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引起各方关注。这些地方重点清理整治的地名问题，主要集中在“大、洋、怪、重”，即：刻意夸大的“大”地名、崇洋媚外的“洋”地名、追求怪诞离奇的“怪”地名、一定范围重名或同音的“重”地名。

一、“大洋怪重”使地名变了味

地名蕴含着一个地方的地貌特征、历史文化、审美习惯和地方特色，堪称“当地人的脸、外地人的眼”。在2007年第九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大会上，地名就被正式确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说，地名是承载历史和凝聚认同感的“容器”。但近年来有些地名却逐渐变了味，越来越“大、洋、怪、重”。有网友调侃道：早上在“威尼斯”起床，中午到“维也纳”办事，晚上在“曼哈顿”吃饭逛街，不出城也能“周游世界”。但笔者认为，这种“周游世界”，实则如生活在云里雾里：

一是地名的慰藉性没有了。语言不只是指示单一事物，它还具有慰藉功能。看到一个地名，对当地人来说，意味着这里曾发生什么事，对现在有什么借鉴，在这个地方生活意味着什么，还会发生什么，接下来我该如何做，往往能一目了然。长期的“周游世界”，会让人脱离了当下生活的语境。

二是地名的方位指示性没有了。本来地名与地名之间有相互连接性，这种连接性，有些属刻在当地人头脑里的，有些是地名本身蕴含的。当地人依靠地名之间的连接或者地名本身所蕴含的方位辨别方向。现在，规划一味讲究高大上，原有的地名方位性没有了，当地人依靠地名辨别方位已经很难了。加之，高大建筑通过自身的名称来定义地方，它的“大洋怪重”指向自身，对方位的指示感变弱，地名与地名之间的方位连接性也没有了。

三是地名的交流性没有了。地名依靠自身蕴含的意义来体现交流功能，这些意义需要被当地人所理解。只有理解了地名蕴含的意义，当地人才知道如何运用地名进行交流。就像桌子、椅子一样，人们知道它是什么，用来干什么的，才能运用这些名词交流。当地名只完成自身指示功能，没有外在的以及历史事件的指示功能，它的交流功能就丢失了。这一块丢失，人们失去了很好的交流手段。一项项手段失去，交流最终将贫乏化、寡淡化。

二、“大洋怪重”地名背后是土地功能化

有些延续了百年、甚至千年的地名，怎么说改就改呢？改得还不伦不类。不得不说，这与土地功能化有关。一个地方本来有地名，当地人熟悉并习惯用这个地名。后来，在城市开发、土地新规划当中，原有的地名被丢弃，代之以新建筑名称或新规划名称。在以建筑命名地方时，往往谁经济实力强，谁在当地经济发展中占比大，谁就有优势。同时，以自身建筑命名地名，也是一种经济价值体现。近年来，为争夺地铁站的命名，附近建筑物及其所属公司的就花了不少力气。

土地功能化，必然导致地名的“大”。现在的城市土地规划动不动从“大”处着手，似乎规划越大越有宏观视野，才越显现它的功能性。其实，规划越大，越容易忽视老百姓的感受。在大的规划视野里，土地只具有某一种或几种功能。实际上，土地利用最终是为当地人服务的，只着眼于单一功能或几种功能，它服务于当地人工作生活的能力大大减弱。很多城市表面上规划得很大，建设也轰轰烈烈，但老百姓的生活却没有大的改善，有时还不断受到干扰。

土地利用的“洋”与引进外资有关，也与模仿国外建设有关。这两方面同样是功能主导的。国内国外发展存在差距，不能完全不顾本地的历史文化传统。引进外资，模仿国外建设，最终要满足本地老百姓的生活需要，而不是用来满足外国人的生活需要。即使少数专门为了满足外国人需要的，也不一定要完全照搬国外建设样式。外国人来中国，他们更想了解的是这里的文化特色，满足对一种异域文化的好奇心。

“怪”表现为与周边建筑、历史沿革不连续。这种不连续体现建筑本身独特功能性。有一种说法，将其命名为“创新”。但真正的创新，与功能上的独特是搭不上边的。功能上独特，难以与周边建筑协调，功能性不能充分展现，建筑的效益大打折扣。因为“怪”造成一种浪费，“怪”到一定程度，现实中也取不到好的效益。再者，真正的创新要符合大多数人审美，“怪”到让当地人从审美上难以接受，它就脱离了创新要求。

“重”是指重复，是城市功能性的另一种表现。在严重缺乏创意的城市建设中，重复建设是必然的。建筑在一个城市取得成功，它可能毫无保留地复制到另一个城市。我们走在不同城市，看到的往往是相似的建筑，地方特色不见了。不同的城市如此，同一个城市不同区域也是如此。重复规划、重复建设，导致城市功能重复，不同区域相互倾轧：新区建设好了，旧区萧条；城市不断向外扩张，人却向一个地区集中。外表重复建设，实际功能相互替代，资源大量投入，城市功能却逐渐单一化。

三、土地功能化的背景

土地是一种生活场景，并不只有功能化的一面。在这个生活场景里面，人们生老病死，从中汲取意义，地名就包含了这种意义。土地功能化只是土地生活场景的一方面，即土地是用来干什么的。自古至今，土地都有凭借其功能进行命名的，现在的土地功能化基本可覆盖这一块。但土地不只是用来干什么，还得给当地的人们带来什么。人们在此地工作、生活、学习，土地要满足多方面需求。关键是，人们在一地生活久了，知道该得到什么，什么事情可以适可而止。

近年来，土地功能化严重，这与整体社会环境有关。

一是社会发展趋向于功能指引。社会整体上朝向资源利用、能量消耗方向发展，这是经济初级化的一种表现。技术上呈现外部功能指引方向，在技术发展的外部功能指引下，社会整体上沿着这种功能化方向发展，包括语言如何指称，以及指称什么。房地产业持续壮大，是土地功能化的显著表现，大家交流的话题本身房地产化，地名的功能指向也顺其自然。

二是交往的功能化。城镇化过程，人们脱离原有的熟人文化，来到一个陌生人社会，人与人的交往逐渐被功能主导，原有的情感、伦理等，以及语言中的审美都会发生改变，人与人之间变得冷漠与刚性。这种交往，语言中充斥着指令与应答、规范与惩罚、程序和遵守等。来到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呈现科层格局、金钱等级、社会阶层等，交往以功能结果导向明显。

三是自我满足的功能化。在消费社会里，人们追求的是功能消费，新奇、刺激、快感是主要体验。为了满足这种体验，不惜采取不正当手段。有些追求并不是出于真的需要，而是出于攀比心理，或者是外部引导的结果。真正的自我需要是有一定限度的，当一个人对人生和生活的意义有恰当体会，就会有限度地选择外部追求，有些东西仅止于体验。外部体验始终要与既有的生活体验进行交流、交换，生活意义总体最大化才是目标。

四、还原生活场景，改变土地功能化

首先，要从土地规划开始。土地利用要更照顾“小”的感受。到处拆迁，有些时候可以不需要拆得那么急。一个地方的规划首先要满足当地老百姓的生活需求：土地利用要体现本地文化特色，让特色文化成为吸引外来投资、外来旅游的重要手段；土地利用要尊重当地人的审美习惯，创新要有审美的连续性；土地利用要显现一个地方的建筑特色，这样才显示出文化的多样性。而这些地方特色反映出本地人的长期生活习惯。

其次，地名要体现本身的文化规律。地名不能一味地满足土地功能本位的需要，还要体现自身文化规律，体现文化对经济的作用。一方面，地名要保留传统中具有的好的价值示范内涵；另一方面，地名要与现有土地功能融洽。这两者并不矛盾，好的东西是相互“不受干涉”的。无论传统，还是现代，排斥好的东西，意味着本身并不怎么好。功能化太过强大，以损害土地作为生活场景的价值，是得不偿失的。

第三，更换地名要规范。地名既要有历史性，还要有时代性，两者要达到平衡。一个地方，生活场景是不断变换的，地名要有必要的更换，否则就缺乏新的生活场景应对。但一味功能化显然也是不对的，更换得太快，超出人们生活变换步伐，更多带来的是生活意义缺乏与实际的不便。在地名更换过程中，要有法定的程序，至少要得到大多数当地人的认可和同意，不能只是少数人决策，更不能是土地功能化决策。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