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政治的历史，历史叙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政治的话语叙事。依循一些社会历史学家的观点，现代性起源于西欧的思想主张贯穿于诸多历史著作之中，扩展至社会科学诸学科，西欧国家的成长轨迹俨然成为了国家通向现代的标准路径。如此一来，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都应当循着西方现代国家的印迹而向前运动。效仿西方国家现代化之路的声音不绝于耳，欧洲中心论式的现代世界政治话语叙事也充斥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语言场。欧洲文明拥有天然的合法性和优越性，世界政治理所当然地应向欧洲看齐。不同于认同者的呐喊，《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环境的述说，15—21世纪》一书（［美］马立博.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环境的述说，15—21世纪〈第三版〉［Ｍ］.夏继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从全球的、环境史的视角告诫人们，附丽于政治、文化和经济优越性的主观臆想所建构起来的理论无益于真正地理解现代世界，要理解现代世界的产生、发展就需要打破现代世界历史政治话语的叙事逻辑并寻找真实的历史。

一、现代世界政治话语叙事充满欧洲中心论色彩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现代世界的历史政治理论话语具有如下叙事：西方世界的兴起标志着人类进入了现代世界，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具有必然性联系，资本主义政治价值、政治制度、政治模式必然催生世界的现代性。换言之，资本主义制度价值与模式为人类最完美政治物。进步与落后、自由与专制、民主与独裁、法治与人治成为了中西方文明对比的鲜明标签。文化与价值比较之间，西方世界以掌握了现代化的密码自居，认为欧洲因文化价值、政治模式、经济模式、自然科学技术等优势而领先世界。在证成现代世界政治发展的逻辑之时，西方世界为非西方世界规划了国家现代化之路，推动国家、文化、政党转型并最终成为选举民主国家是能够生活得更好的唯一出路。

然而，现代世界兴起的欧洲中心论诠释模式却遮蔽了真实的历史，掩盖了欧洲主导全球、建立世界秩序的真正逻辑，隐没了民族国家模式主宰世界的真正原因。漂白殖民掠夺尴尬历史的动机是西方社会科学之所以选择性建构现代世界政治史的原因所在。为了增强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传播力并树立权威性，只能在概念周旋中迷惑他人。当前被散布的现代性理论并不具有天然道义性和权威合法性，欧亚社会相互割裂的历史假定也并不是决定文明走向的缘由。如果将欧亚世界的非同质性、历史关联性和地理名称预示的边界性意义纳入视野，欧亚民族、宗教、人口之间的巨大差距决定了欧亚社会之间的不可比性。抛却欧洲中心论对现代世界起源的歪曲，欧洲、非洲、亚洲早在新大陆的发现以及资本主义扩张以前就是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欧洲并不是现代世界的唯一创造者，亚洲同样在现代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主动性作用。与黑格尔断言中国没有历史相反，中国、印度都是现代世界历史的创造者，它们先于欧洲推动了社会的变革和世界的现代化。

在真实的历史中，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现代世界必须由西方制度主导，被塑造的西方人的能力和国家自主性荒诞不羁。自称无比科学的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不仅不科学，还用二元对立的概念、标签与叙事误导了人类的认知。还历史叙事更多的客观性，从宽泛的全球性历史视角出发，欧洲及其分支国（如美国）主导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具有必然性、可持续性的观点将受到挑战。历史事实告诉人们，如果亚洲特别是中国在公元1000年没有经济繁荣与人口增长，欧洲人也就没有开辟新航路的兴趣；没有美洲大陆的白银以及奴隶贩卖，欧洲人就不能拥有创造制度、财富、权力的可能性；没有煤炭资源与蒸汽动力之间的偶然结合也就没有英国工业化的捷足先登；没有明代中国的银本位制度，全球化就将失去动力，全球化的第一阶段就不能称为第一阶段；没有民族国家这种政治形式与工业化之间的偶然合流，欧洲也就不会拥有强大的军事优势。

二、国家整合的艰巨性限制了中国对现代世界政治话语的叙事

结构化地、全面地审视人类世界的发展和变化，关于现代世界起源的叙述将是另外一种模式。从1400到1750年或1800年，亚洲一直是世界文明的中心。那时的中国是施动者，是世界上最强大、最有效率的经济体，也是早期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欧洲是从动者，其处于政治经济的边缘地带。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真正成为现代世界的普遍现象晚于全球化的出现，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促进了主权国家、民族国家走向定型，但以民族和民族边界为基础的欧洲建国运动开展于1830年到1880年间，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统一起来塑造现代民族国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真正得以实现。

聚光中国，现代中国地理范围内的各个民族在历史上都以问鼎中原、获得正统地位为最高的政治荣耀。蒙古人、女真人、藏人、维吾尔人乃至更远的南越人、中亚人都认同天下体系。地理政治单元的庞大与复杂给现代中国地理范围内的国家整合带来了困难。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与磨合，存在于游牧民族与扩大的中原民族之间。但还不仅于此，在复杂的自然、气候变化、人文环境面前，国家需要各项政治举措来应对野生动物对人群的攻击以及自然灾害带来的粮食减产。传统农业世界及氮循环的旧生物体制中，活性氮的供给限制了可用能量、营养素的供给以及食物的供给能力，进而又限制人类活动的能力以及人类的历史。氮循环将一个国家的疆域、气候、自然灾害、野生动物、耕地、农业生产力、人口及结构等诸多因素关联起来。多因素联动之下，治国方略、政治决策需要随时调整以应对旧生物体制给国家带来的生存危机。15世纪的明朝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开启了世界体系的进程。然而，由于国家内部游牧为主的北方蒙古人与农耕为主的南方中原民族之间的政治斗争，使得国家内部的整合再次成为了统治者的主要关注点，放弃了对世界最大的贸易场地（印度洋）的安全维护。这样，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经济强国的中国也就放弃了在开放的环境中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成为现代世界领导者的潜在机会。

环境不仅限制了中国对世界历史书写的能力，也限制了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对世界政治历史叙事的话语能力。当中国放弃现代世界体系建构的主动权并由外转内进行国家整合之时，欧洲人开启了向东方的进军。中国的国家整合经过明清两代人的努力达到了国家整合的最高峰，但同时也失去了参与世界工业化进程的机会。政治上的超前发展与经济和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形成了鲜明对比，最终中国再次走向军阀混战，迫使中国在革命中进行国家的再次整合以便用更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适应这个世界的变化并保证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环境结构、社会结构的统一。

中国与欧洲大不相同，两者是政治迥异的区域。在民族国家体系形成以前，欧洲没有各个民族共同认同的世俗文化，总体来讲宗教左右政治，宗教之争也常常演变为城邦国家之间的政治之争，欧洲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欧洲属于国家的丛林世界，自然奉行丛林原则，战争、暴力缔造了国家，没有文明的统一尺度也就没有统一的欧洲的可能性。没有统一的力量又没有丰富物产的欧洲为了改变贫穷，为了获得生存所需要的物产，选择了用枪炮获得财富和权力。中国与欧洲相反，中国从来不是一个靠武力就能维持统一的政治单元。王霸杂糅，王道至上，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中国，从一开始就具有世俗化的文化认同，历史中的中国始终是奉行和平主义的文明者。然而，文人雅士自然不敌全副武装的武者，在枪炮威胁之下，近代中国在失序中走向衰落。不过，近代中国也在衰落中觉醒，当民族国家概念传入中国后，中国很快效仿了民族国家的建国之路。最终，中国走上了“民族——多民族”国家的缔造想象，走向了国家缔造的新路。

三、现代世界政治话语叙事以偶然性为基础显失科学

历史常常在一系列因素的偶合中发生。从客观的世界政治历史出发，历史进程中的世界政治秩序状态与人类获得氮的方式以及氮循环的状态密切关联。植物进行光合作用需要氮，包括人在内的动物的生命维持同样也需要以氮为主要元素的蛋白质以及进而构成的氨基酸。在可用氮元素一定的状态下，地球上的人口与其他物种之间在冲突博弈中生存。在距今4000到11000年间，人类纯粹依赖自然环境提供的氮而生存，人类没有明显的全球性联系。然而，随着历史社会的变化，人类氮循环开启了全球性联系。人类从狩猎采集社会过渡到定居农业社会，社会分化产生的社会集团之间征伐杀戮带来人类的土地需求。统治划界形成不同的文明中心，改变自然的人类活动的同时导致了灾荒与瘟疫，黑死病的发生就是最好的例子。于是，人类的局部性商品交换与战争使得全球性联系事实上发生着。

公元650年，阿拉伯商人、水手经伊斯兰世界到东南亚再到中国，1000年前后到1500年中国商人在政府的允许、支持下进入印度洋并与那里的阿拉伯人之间开展商品交换，印度洋是全球贸易体系的枢纽。自发调节、自由、开放、文明、和谐、相互尊重、没有强制交易，是这个商贸场所的特征，各个民族、国家、人群基于自愿而相互交换物产，各自拥有主体性，十分平等。世界贸易中没有武装强迫，交往联系中不存在强权与暴力，强者没有试图控制整个世界体系，世界的交往单纯的只为满足世界各地人民因爱好、习俗而不同的需求。即使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经济主体的中国在印度洋上经常巡游，也仅仅是为了保证那里拥有一个和平安全的交易环境。然而人类世界就是那样具有偶然性。葡萄牙人终结和平的海上贸易体系所使用的炮弹的产生十分偶然，仅因为铸造教堂大钟与炮弹类似，炮弹便由原来中国的庞然之物变成了坚固、小巧、易搬运的轻便之物。炮弹装备了贫穷的欧洲，给予了西欧实行武装贸易、抢夺财富与权力的资本。从16到18世纪，中国的国家整合达到最高峰，傲视环宇中乾隆皇帝却误判了来自英国的挑战；萨法维帝国、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帝国因为内部的政治斗争相继解体，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印加帝国也因哥伦布的征服所带来的天花病而国运式微，西班牙梦碎于以基督教作为统治理念而建立欧洲政治秩序，英国打败西班牙获得海上霸权并在欧洲国家普遍坚持的重商主义政策中成功地利用国家权力保护本国经济。

欧洲以枪炮为后盾得以殖民非洲、印度、美洲等地区，为了取代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动机及中印两国出超国的地位，英国不得不向中国倾销鸦片并针对中国和印度实行棉织品行业国家保护主义来改变白银流向国外的趋势。直到蒸汽机推动运煤车辆、改装纺棉“骡机”等偶然想法被运用到实践，英国才具有提出自由贸易的资本。英国的工业化道路在鸦片倾销、奴隶贸易、殖民地掠夺、国家保护主义的真实逻辑下完成。因此，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既不是保护财产权利的产物，也不是自由市场、民主制度、文化基因的必然结果。然而，一系列偶然历史事件偶合的结果是令人惊奇的，非道义政策、化石燃料动力技术却改变了自然环境，使得英国能够获得更多的氮原料，即改变了旧生物体制对英国国家发展的限制，使之走上了更加工业化的道路。与此相反，印度在英国的武力控制下走上“去工业化道路”、中国却因为旧生物体制的束缚而发生内部农民起义以致时局动荡，英国趁机获得了用枪炮打开中国市场的机会。

从结果出发，用现象解释因果，进而建构起来的诠释理论常常是非科学的理论。将环境史的视角纳入现代世界起源的探微之中，工业革命不是包括财产权的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更不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杰作，它与政体是否民主也没有关系。如果硬要说有关系的话，用当代西方的政治话语标准衡量，工业革命不是前述因素的结果。恰恰相反，它是国家专制主义的诞生物，是暴力滥用的副产品。审视历史，工业化给世界带来了新动力，也给世界带来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世界大萧条与民族主义思潮共振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变化的自然环境中不变的是强权贸易、霸权政治的统治逻辑。继欧洲人控制全球贸易以后，威尔逊“十四点和平原则”谎言继续隐藏美国霸权政治的目的。美国和苏联在二战后接过霸权政治的权力棒，苏联解体后的美国以优先消费能源资源、高科技产品的霸权行径为现代世界带来不平等，穷国越穷、富国越富。

回溯世界，反观中国。在活生生的世界历史中拨开西方世界话语叙事之迷雾，建构科学的历史记忆，维护科学的文化以及政治治理体制，这对于中国来讲具有重大的意义。历史证明，由于近代西方的强盛，中国在某些时候因学习西方的理论而忘却了自己的历史，这造成了承认西方建构的历史记忆、话语叙事，甚至基于西方的理论套解中国的现象；历史证明，只有从全面的历史史观、长时段的历史视角以及全球性的历史视野才能真正理解世界运行的机理；历史证明，国家的兴衰有赖于是否直面国家发展中的挑战，在切实履行国家、政府的职能中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历史证明，在开放的世界中国家需要有真正的理性以及科学的决策，进而只有在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之下才能保证人民国家的发展动力。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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