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提供了构建有现代自觉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体系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宏观目标及具象途径，以独特的“批判—构建”逻辑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自觉的复杂语境，在“救国与启蒙”的生存需要和“民主与科学”的现代理性诉求中实现构建。这是通过以“微观—中观—宏观”多维度批判、改造封建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革命运动，实现构建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通道。

一、五四运动——有现代化自觉的民族共同体思想革命

“自在”的中华民族，是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而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正如费孝通所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1.）那么，传统的自在的民族共同体与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有何差异呢？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相较与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在共同的利益安危上表现出强烈的情感认同，营造一个全民族共同拥有、接受、维护的民族“神圣符号”——“中华民族”。

中华民国的建立，是中国在形式上实现由传统封建国家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节点，也是构建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全新起点。但民国时期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不仅并未真正建立起来，相反，在民国外衣下，塑造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遭到极大的阻碍。

在五四运动中，民主与科学被视为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标志和价值取向。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指出：“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将民主与科学放置救国与启蒙的首要。先进知识分子倡导的民主与科学思想必然性地遭到了反动势力的围攻，但是正如陈独秀所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独秀文存〈卷一〉［M］.上海：外文出版社，2013：9，243.）民主与科学极大地加强了五四运动改造国家意识形态和构建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共生关系。

五四运动是否体现出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点在时人对五四运动的“民意表达”中可以得到肯定的确认。已知的最早使用“五四运动”一词的人就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罗家伦。他于1919年5月26日在《每周评论》上以“毅”为笔名发表过《“五四运动”的精神》这样一篇文章。他把这种人民群众身上体现出来的意志概括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裁制的精神”及“民族自觉的精神”，同时称赞这种集体意识实质上是“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从未有过的一次“正当民意的表示”。（毅.五四运动的精神［N］.每周评论〈第1版〉，1919-05-26.）无独有偶，仲九在《五四运动的回顾》一文中指出：其真义就在于“表示真正的民意”的群众爱国运动；并且，仲九还指出“北京的新闻纸上, 替这个运动定一个专名词叫做‘五四运动’。”（仲九.五四运动的回顾［N］.建设〈第1卷〉，1919-10-0〈3〉.）据此可以判断：把五四运动视为一次人民群众集体意识的表达已经成为当时的社会共识，至少已经占据舆论主流。此时“学群运动”高潮已经过去近半年时间，这时记忆犹新但思考却渐至理性，这种评判的客观性、真实性值得信任。换句话说，“正当民意的表示”既表明了五四运动的合理性，也表明了“群体自觉性”，毫无疑问，这种精神已经上升为一种集体意识，一种有现代化自觉的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就是其深层原因。因此，五四运动本质上是当时新兴阶层意图开始构建新民主主义革命意识形态体系的政治运动，也是推动构建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革命运动。

二、五四精神——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虽已就五四运动对构建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推动作用做出了评估，但若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转型的整个历史进程来考察的话，初始阶段的五四运动对构建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共同体在自觉程度和整体性、系统性及全面性等方面的意义是有限的。因为在五四运动发动伊始，虽然有“救国与启蒙”的宏观目标和“民主与科学”的具象诉求，但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塑造并不明晰，构建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意志与建设径路也并未得到充分的设计与落实。

由于五四运动发动的背景和政治斗争异常复杂，这就使得五四运动斗争目标与价值追求——民主与科学的提出或界定，在最初一段时间里表现出的“救国与启蒙”意识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程度的模糊性。

其一，一般认为五四运动是先进知识分子“国民性改造”的产物。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一书中从总体上对五四运动的发生与发展进行阐释，并从思想层面对运动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首先，关于总体认识问题，周策纵在导言中指出五四运动“不是一种单纯不变, 组织严密的运动, 而是思想纷歧的活动汇合面成。”（［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M］.陈永明等，译.武汉:丘麓书社，1999：6.）另外他曾认为“个性解放、人道主义、自由、民主、科学思想是‘五四’的精髓。”（［美］周策纵.周策纵教授谈五四精神［J］.今日名流, 1998〈4〉.）直接把五四运动深化为思想内涵丰富的群众爱国运动。其次，对于领导者问题, 周策纵认为“到了五四时期, 新的思想和行动便往往与归国留学生有密切关系了。”（五四运动史，29）这就把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思想引入了五四运动的缘起与拓展动力。另外，《五四运动史》全书各章中都渗透着思想革命的理论与分析，特别突出的是在第七章（新文化运动的扩展）、第九章（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分裂）、第十二章（新思想对传统的重估），主要内容与分析都是思想文化维度的。在第十四章（对五四运动的各种阐述与评价）中，周策纵表达了他对五四运动的本质的认识——广义的思想革命。

其二，巴黎和会外交失败成为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索，掩盖了构建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阶段进程。关于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 周策纵认为“由于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1919年巴黎和会做出山东决议案，激起中国民众高涨的爱国心和反抗列强的情绪，中国学生和新起的思想界领袖们得到了这种群众情绪的支持，发起一系列抗日活动和一项大规模的现代化运动，希望通过思想改革和社会改革来建设一个新中国。”（五四运动史，1）在这关于学生“民族责任”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周策纵已经意识到了五四运动构建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暗藏逻辑。

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确实没有发现明晰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重建意识,但是在此阶段，构建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初现端倪——五四精神。最直接的体现还是来自于运动中的学生群体。《申报》1919年6月21日报道，当学生得知政府电告和会专使可在和约签字时，学生们痛心疾首，明确表示此事“未经正式民意机关通过，全国人民誓不承认”。《申报》同年6月28日又报道，全国学生联合会发表宣言:“如果政府敢于违反民意，意尔断送主权，则我四万万国民当宣告于世界，万不能承认签字为有效以符合民族自决主义。”可以看出，此时的国人已不再是愚昧的奴隶，他们把国家领土与主权完整放在第一位，中华民族在此时已经具有强烈的共同体“认知”，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清晰。另外，从外人评论亦可以看到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仲九在《五四运动的回顾》一文中指出：“德莫克拉西,是二十世纪的世界潮流，从欧战停止后，一天发展一天，北京和各省学生界，有部分亦受了这潮流的冲激，于是觉悟到对外应该反对‘侵略主义’，主张‘民族自决’，对内应该反对‘军阀政府’，主张‘国民自决’，‘五四运动’无非这两种自决的表现。”

三、中华民族——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马尔库塞说“普遍的概念是改变世界的实践的理论方法”，但就表征来看，五四运动似乎并没有关于构建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普遍性概念，更没有擘画具有统摄性的普遍指导意义的思想路线。其实不然，从长远的历史视野来观察，可以发现贯穿于五四运动始终的“救国与启蒙”的价值追求和“民主与科学”的思想精髓就是构建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具有普遍性指导意义的目标定位与具有统摄性意义的思想路线。

马克思曾指出民族解放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或博爱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92.），而是该民族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这个观点暗含了民族解放、社会解放及个体解放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即民族解放包含自觉的民族独立与社会解放，且民族解放是个体解放的前提条件。所以在有现代化自觉民族共同体构建视域下，五四时期的复杂历史语境中的中华民族面临的历史主题就是民族国家，这就要求一切国民为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转型“自觉”而奋斗，继而构建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

正如严庆教授指出：“作为共同体本体的中华民族与反映共同体本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于近代列强围攻中国的困局之中”。（严庆．本体与意识视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3〉:46-50.）从抽象层次来看，五四运动包含“救国”与“启蒙”两个维度的诉求。“救国”主要是指以“五四事件”为主体的空前广泛的“真正体现民意”的“全民族”爱国运动。“启蒙”则是指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以现代西方思想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猛烈批判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打破封建束缚与思想桎梏，改造传统的民族共同体。“批判”的必要性，如李大钊在刊于1916年9月1日《新青年》杂志上的《青春》一文中所言，“长久之历史，积尘重压，以桎梏其生命而臻于衰敝者，又宁容讳？然而……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但是，“批判”并非目的，正如陆海发所言：“中华民族是取得了民族国家形式的民族共同体……它不仅具有突出的国家意涵，而且具有明显的建构性的意义。”（陆海发．民族国家视阈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2〉：12-19．）五四运动的建构性意义就在于在批判中构建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周策纵认为：五四运动最重要意义在于“他们标明了新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势力大规模合作的一个开始。”（五四运动史，111）同时指出：“表面上看来，这运动只是个爱国活动，表现了民众的反日情绪和对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抗议。但是，实质上它显示了两股社会势力的冲突，即新旧势力的冲突。”（五四运动史，113）学生提出的“民族自决”等要求与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自觉的爱国行动表明了强烈的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意识得到极大的强化。

其实，不管是“救国”诉求还是思想“启蒙”，这两者都是企图通过“批判——构建”的革命逻辑，实现“救国”和“强国”愿望。从近代中国整体性历史来看，五四运动则是继承了鸦片战争以来的改良和革命运动的历史使命——挽救民族危亡，并将此根本目标不断深化，追求构建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与制度层面，五四运动主体坚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为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统一而将全民族联合起来誓死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在意识形态层面，知识分子高扬普遍认为“对维护和重建中国的民族国家大有助益”（［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M］.穆培善，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26.）的“民主与科学”旗帜，并以此为武器，对以儒学为核心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体系）进行彻底批判，以图争得民族独立和社会与个人之彻底解放，重建社会秩序和重塑民族尊严，整体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化进程。

四、结语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五四运动始终具有典型的意识形态构建特征，孕育的五四精神具有天然的意识形态特质。杰姆逊曾说：“只要出现一个二项对立式的东西，就出现了意识形态，可以说二项对立是意识形态的主要形式。”（［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7.）五四运动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将斗争目标明确划界，通过“排斥局外人”的方式将北洋政府、安福系、研究系、国民党与社团组织及广大人民群众区分“敌”与“我”，进而采取“斗争”与“团结”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就五四运动中表现出的对异质意识形态的激烈排斥而言，它就是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完整的意识形态运动、体系，其本质特征在于“斗争”。

当然，“斗争”或者说“批判”只是思想起点，关键与落脚点在于“构建”，即“批判——构建”是五四运动的逻辑理路。“五四”为什么不是“构建”的结果，而是“批判——构建”的产物呢？从哲学层面来回答就是因为“主体并不直接地与客体世界打交道，而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媒介去认识、理解并改变客体世界的。”（俞吾金.意识形态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具体而言，五四运动先对传统的意识形态和自在民族共同体作否定性评估（批判）甚至是猛烈的攻击，以“破”促“立”，批判国民愚昧、社会不公，意在构建科学、民主的现代民族国家，批判民族弱乱、国家不宁，意在构建团结、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批判现实就是反向构建未来。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