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成为推动农业农村繁荣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部署。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这一战略作出指示，并在2018年12月28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所需完成的重点任务提出明确要求，以期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征程上迈出新的步伐。这对新时期凝聚全党全国人民共识，加强战略形势研判和战略任务理解，进而抓住主要矛盾，把握工作思路，促进农业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一、新中国69年农业现代化成就斐然

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的完成为中国农业发展扫除了制度障碍，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将个体经济引向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任务也由此提上日程。基于国际环境严峻和国内重工业极为薄弱，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与这个战略相适应，农业领域也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并于1954年全国第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确立了农业现代化的目标。此后，一方面，政府加大了对农业机械、化肥、农药以及良种培育的研发投入与应用，并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了以兴修水利为主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在实践中探索出了“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的农业现代化主要内涵，一定程度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条件与物质装备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的集体经济，最终发展成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在保障高积累下社会稳定的同时，也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资本、劳动力、先进技术和大规模农田基础建设。但是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和高积累政策，也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制约了农业现代化的进展。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以经济体制的全局性转换为基础，我国农业现代化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经营制度变革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展开。由此农业微观经营主体得以重塑，市场调节机制不断扩展，从而促使上世纪80年代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多年突破8%，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此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提出和实践，农业小规模经营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随着商品化发展愈益凸显。而90年代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迅速兴起，则为新形势下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根据各地农业产业化发展态势与发展任务，中共中央分别提出沿海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构想，以及科教兴农、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并初步建立农业支持保护体系，逐步完善农业市场，以推动农业现代化，其成效显著：到2000年，全国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多达6.67万个；现代生产要素对农业发展的贡献率稳步提升，科技进步贡献率更是高达40%以上；农业产业结构显著优化，林牧渔业在农业总产值中接近24%。

进入新世纪后，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以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为起点，我党提出了“跳出三农抓三农”的新战略与新方法。以之为指导，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两个趋向”的科学判断，宣告我国正式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新时期，同时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方针，加大农业投入，减轻农民负担，消除政策障碍。此后，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探索，中共中央先后提出以城乡一体化为指引，实现“四化”同步发展以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部署，从而实现了从城乡统筹发展到城乡一体化发展再到城乡融合发展的渐次推进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战略规划。与之相适应，在政策实践层面，从2004年起，中共中央连续多年下发中央一号文件，推行多项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与科技进步、深化农村金融、土地等制度改革、加大农业投入力度等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从而使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到2018年，我国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水平大幅提升，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66%，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7.5%，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升。

二、农业现代化仍然困难不少

1. 农业产业同质化现象严重，结构亟待调整

面对现代商业及信息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市场冲击，农业领域各种发展模式层出不穷。诚然，这在传统农业日渐式微、消费需求多样增长的背景下，为我国农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契机。但随之而来的是多数地区一哄而起，不顾本地发展实际和市场需求，简单模仿，盲目生产，甚至出现了转变地区优势性产业等舍本逐末的现象。从而导致我国农业产业同质化现象严重，区域性特色化产业不足，并直接影响了我国农产品的产出结构及农业综合竞争力。

2. 农业生产要素非农化趋势加剧

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我国城乡之间在发展水平、居民收入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差距，由此城镇吸收、聚集了大量人力资本、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这一“虹吸效应”在我国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尚未完全确立的背景下愈益凸显，农业生产要素持续流失，并主要体现为农业从业人员结构性失衡，以劳动能力较低的“三八六一九九部队”为主；土地城市化问题依旧突出，大量土地资源在城市化过度开发中被吞噬；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技术避开生产效益低的农业领域，农业生产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这种趋势加剧了农业生产的弱质性，成为制约农业升级发展的关键因素。

3. 作为农业经营主体的小农户，尚未实现与社会化大生产的有机衔接

小农户在农业生产经营中占据主体地位是中国国情下的必然存在，小农户存在着细碎化、分散化经营的生产弱势以及信息不对称、抗风险能力差的市场弱势。这就需要构建一系列政策机制与技术体系来弥补其天然缺陷，使之适应现代农业的生产特性与运行规律，实现与社会化大生产的有机衔接。然而，需要指出，一是弥补小农户生产弱势的土地经营权流转机制不完善，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依然缺乏可操作性对策；二是弥补小农户市场弱势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尚未建立，小农户在市场化环境中处于被动和随波逐流状态；三是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境外农产品涌入，尤其是大宗农产品具有比国内农业成本低的优势，使得国内小农户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4. 农业市场化建设任务严峻

一方面，随着产业化经营模式渐趋成熟，农户对农机设备、半机械化农具以及化肥、塑料薄膜等生产资料的需求日益强烈，但我国农业市场结构却不尽完善，土地、资本等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低，农民无力筹资单独购买生产资料，同时，农机租赁、农业技术服务等市场发育不足，致使我国农用设施投入、农业科技引进面临困境。另一方面，农业市场管理不规范，农产品市场运行中或因管理制度缺位，或因执行力度不足，导致我国农产品市场乱象丛生，舌尖上的安全问题成为众多中国人的隐忧。

5. 政府“反哺”体制机制亟待优化健全

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主要矛盾的变化，政府“反哺”机制问题凸显。在“反哺”政策结构方面，主要表现为宏观政策制度先行，但中观配套政策不足，微观具体实施办法滞后，从而导致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精准性、可操作性不足，落实不到位；在“反哺”政策内容方面，体现为重视财政补贴与资金投入，忽视提供社会化公共服务，这就使得农业支持政策的落脚点集中在农业外部发展，而无法解决人力资源短缺、基础设施与科技研发滞后等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在“反哺”政策实现形式方面，体现为行政化方式为主，与市场耦合性不强，从而整合协调能力差，无法及时调整政农关系、涉农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关系，导致“反哺”政策大打折扣。　　

三、乡村振兴战略对农业现代化提出新要求

1. 农业业态全域调整与发掘，实现产业多元化与融合化

乡村振兴战略立足于地区发展的差异性，要求各地区因地制宜，深入谋划，结合本地区地域特色与资源禀赋，将信息科技、时尚潮流、历史文化等多种元素融入到农业产业发展中去，把握目标定位，构建区域特色产业，并在全面范围内建立多元化、高级化的农业产业结构。同时，向特色要效益，将特色产业做大做强，不断拓展产业链与价值链，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提高农业整体效益。

2. 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构建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格局

面对城乡要素配置不合理的格局，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基本原则，即建立在要素交换方面优先满足农业农村的政策体系。战略方法上坚持内外共同发力，对内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农村内部发展活力，对外建立公共资源在城乡间均衡配置的制度体系，优化农村外部发展环境，从而改变生产要素向城市单向流动的局面，为农村创造、吸纳更多的优质生产要素。

3. 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小农户长期并大量存在，符合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及资源禀赋，因此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循序渐进的基本原则，在充分认识小农户的发展劣势基础上，统筹兼顾，既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又在生产设施、组织化程度和社会化服务等方面为小农户发展创造条件，弥补其不足，挖掘其潜力，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效带动小农户的发展，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使之成为社会化大生产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用改革和创新推进农业现代化

１. 将制定科学的农业发展规划作为突破口，实现各地区差异化发展

我国各地生产条件异质性很大，地方政府应成立专业的、稳定的农业规划团队，充分考量本地区的资源禀赋与发展条件，正确评价当地发展形势，从而判断本地区的比较优势与特色发展条件，创造引领市场需求的特色产业，并充分挖掘优势资源潜力，对本地农业产业的空间分布与地域组合做出科学的发展规划，促进产业集群，以实现产业结构向纵深方向发展，形成优势产业链。同时，要充分认识到，特色农业产业构建的主体是农民，因此，特色产业的培育过程中要根据本地发展不足的短板，对农民进行引导与支持，并根据农民的实践状况对产业规划作出及时的动态调整，将规划的可行性作为其科学与否的主要标准，以期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合理的区域分工与专业化生产格局。

2. 坚持多点发力，构建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格局

一方面要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通过三大产业联动带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近年来，互联网、无人机、大数据等新农科技使得现代农业的产业链不断延伸，实现了与二、三产业的融合，同时也为生产要素在产业间、城乡间流动提供了契机。要抓住历史机遇，不断作为，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进而通过产业升级与动能转换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具体而言，一是行业协会、中介组织等社会力量要扮演服务小农户的角色，即为小农户生产提供全程性社会化服务，不断拓展服务内容，创新服务形式，使小农户生产节本增效。二是村集体要扮演提高小农户的角色，即发挥集体经济的统领与联结作用，提升小农户的组织化程度，进而提高其生产经营能力与市场博弈能力。三是政府要扮演扶持小农户的角色，即建立农业投入优先增长长效机制，加大对小农户的扶持力度，同时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可探索将市场经营风险纳入保险范围。

另一方面，改变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供给短缺局面，破除生产要素单向流动的体制机制。政府要牢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原则，建立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优先向农村配给的政策体系，为城乡要素的自然流动建立物质基础条件。同时,向改革要动力，推动农村土地制度、集体产权制度、户籍制度、金融制度等关键领域的改革，促进城乡地位平等，进而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

３. 不断提高政府“反哺”农业政策的精准性

在政治层面，政府要不断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填补立法空白以提高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构建法律责任制度并提高其操作性。同时，不断转变自身职能，梳理涉农部门之间的职能关系，增强自身理解、执行农业现代化政策的能力建设，不断衡量自身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明确自身定位，避免“缺位”“越位”“错位”。

在经济层面，持续完善政府补贴投入结构、调整补贴施行办法，避免“一刀切”。例如，改变现行按土地承包面积发放补贴的办法，按照“谁种地，谁受益”的原则精准定位补贴对象；针对农户财力有限，农机多为二手购置的现实状况，探索农机补贴多类施行标准。同时，不断简化补贴环节，探索智能化补贴方式；强化补贴导向，例如加大品牌补贴强化市场化、优质化导向；整合农业农村17项资金投入，使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最大的效果。

在社会层面，不断培育促进农业现代化的社会力量，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政府－农民二元模式，引入社会组织力量，使之成为政府精准施策的载体与中介者。同时，不断拓展农业农村公共服务范围，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为农业政策的施行与调整提供重要支撑。在文化、生态层面，要认识到农耕文化、生态产品在农业领域的重要性正与日俱增，建立支持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的政策体系，把握农业现代化的前景，提高“反哺”政策的前瞻性。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长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