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交通和信息沟通的日益发达，湾区城市群逐渐取代单一城市成为区域间、国家间角逐的主战场，而城市群发展的核心是拥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与产业集群（沈玉芳，张超.论长江三角洲未来产业整合战略［J］.上海经济，2001〈9/10〉.），产业集群既是城市群发展的动力，同样也受到城市群发展大环境的掣肘，两者不是孤立发展，而是相互作用、交互影响，形成区域发展的复杂系统。

我国湾区城市群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城市群发展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的背景下，许多地方打出了“发展大湾区”“打造城市群”的口号，但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我国的城市群与产业集群尚处于独立发展阶段，管理部门、规划、政策等的“碎片化”“隔离化”导致城市分布与产业分布相对脱离，以及人口、产业、城市分布区功能的错置，已严重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和产业的健康发展。

一、理论分析：湾区城市群与产业集群协同的机理与阶段

（一）概念界定

根据波特的定义，产业集群是在特定领域中，一群在地理上邻近、有交互关联性，依托彼此的共通性和互补性而联结的企业和组织共同体。而湾区城市群是以产业集群为基础，依托沿海口岸海洋、生物、环境、交通、生态等的众多区位优势所形成的城市集聚区。城市群与产业集群的协同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两者在保持内部系统协调的基础上，互促共进、协调发展的过程，这两大系统的各组成要素间交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推动资源和要素配置、产业结构与企业组织结构、城市空间结构和功能结构、制度环境的优化，从而促进生产力空间布局与城市空间布局一体化。湾区城市群与产业集群高度协同的最终产物就是区域一体化的湾区城市群域经济体。

（二）湾区城市群与产业集群协同产生的机理

缪尔达尔提出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认为，一旦一种工业落脚于一个地区，就会引发连锁反应，引来新的工业入驻，并产生了城市；工业和城市相互促进累积成加速度，从而使城市和新工业不断发展，二者之间呈现明显的正相关性，并在累积中强化。

而城市群与产业集群分别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主要内容和载体，也是具体的推进方式和实现形式。随着企业在一个城市里集聚，关联性企业形成产业链和产业群，人流、物流、资金流等要素促使这个城市不断发育和扩张，等规模达到一定限度后会产生规模不经济，因而只能保留部分高附加值的都市型产业和部分产业链的高端环节，将相对低端的产业和城市功能扩散到周边城市，这就会带动次中心城市产业规模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并与中心城市结成产业链和城市链，从而出现了城市群域经济体；群域经济体的形成，又会吸引更多的人口、资本、技术等要素进入，新一轮的、规模更大的集聚和扩散开始形成，推动产生新的城市空间布局、产业空间格局和城镇体系，从而完成了一个循环累积过程。在此过程中，聚散效应、耦合效应与网络化效应不断推动产业集群和城市群系统中的各要素间交互作用，第1至5阶段更多地由聚散效应发挥作用，第6至7阶段更多由耦合效应推动，而第8阶段更多由网络化效应推动。由此可见，整个发展循环累积呈现出棘轮效应并不断累积增强，共同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三）湾区城市群与产业集群协同的阶段特征

根据全球发达地区湾区的发展历程，湾区城市群与产业集群的协同有其客观规律，有一定的阶段性。王世营根据产业集群的周期性将其划分为诞生、成长、成熟和衰退阶段，并且描述了不同阶段城市的不同特征（王世营，产业集群：长三角地区城市发展路径与启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5：216-218.）；于斌斌将产业集群与城市的互动分为萌芽起步、耦合发展和创新整合三个阶段（于斌斌，产业集群与城市化的共同演化机制：理论与实证［J］.产业经济研究，2013〈6〉.）；郑小碧，陆立军将城市群与区域市场产业网络的协动分为协动初期、成长发展期和成熟期（郑小碧，陆立军.城市群与协同型市场产业网络的协动机理研究［J］.经济地理，2012〈2〉.）。根据已有文献，笔者经过整理，将湾区城市群与产业集群的协同分为初级、发展、成熟三个阶段（根据杭州湾实际情况，本文暂不考虑衰退阶段过程）。不同的阶段，产业特征、空间形态、内在驱动和主要特征都有较大不同。

二、杭州湾城市群与产业集群的协同路径分析

（一）浙江省杭州湾经济区概况

浙江省杭州湾经济区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浙江范围内杭州、宁波、绍兴、嘉兴、湖州、舟山六市。2016年，杭州湾经济区常住人口和陆域面积分别占全省55%和44%，但却集聚了全省82%的科技人员、78%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和76%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经济总量已占全省的67.8％，人均GDP接近1.5万美元，是全省平均水平的1.21倍，是浙江现代化进程最快的区域。但与粤港澳湾区差距较大，更毋言世界前三大湾区，具体见表1。

（二）杭州湾城市群和产业集群协同的历史演化

第一阶段，人口、要素、企业集聚阶段（改革开放～20世纪80年代末）。改革开放前后，浙江省杭州湾经济区开始了农村工业化的萌芽。社队企业（后改名为乡镇企业）迅速发展，解决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出现了块状经济雏形，镇、村两级面貌发生较大变化，一些乡镇的经济实力超过了县市的城市部门，但农村产业分布较分散，呈现出“无中心”的空间形态。

第二阶段，产业集群形成，城市规模扩大（20世纪90年代～2000年）。随着产业向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集聚，农村产业空间开始向镇、县扩展，再加上浙江省独有的“强县战略”进一步推动了县域的城市化，县域工业化表现出强劲势头。比如临近杭州的萧山县工业产值与杭州市区的比值从80年代中期的0.19到90年代中期的0.55，余杭县由0.12上升到0.36。杭州希望通过加强国有经济部门同外资企业的合作来提升中心城市的集聚能力，在90年代初，设立了专门的外商投资区域，并且在1996年对行政区划做了小幅调整（划乡进城），周边经济发达县也迎来了撤县设市的高潮。而在此前，1992年至1993年期间，宁波也进行了大规模撤区、扩镇、并乡，42个县属区全部撤销，原99个镇248个乡扩并为113个镇37个乡。由此可见这一阶段产业集群发展较快，城市开始扩张。

第三阶段，产业链延长，城市群开始形成（2000年～2012年）。浙北城市紧抓中国加入WTO机遇，主动走出去，将“低小散”的小产品与世界市场挂钩，开放型经济与中小企业集群充分互动共进，全球产业本地化暂时缓减了产业与空间之间的矛盾。2001年，杭州行政区再次做出了重大调整，萧山、余杭撤市设区，市区面积是原来的3.5倍，并从实际意义上直面杭州湾，缓解了城市规划、土地要素等对产业空间的制约。宁波也加快了发展步伐，2002年鄞州撤县设区，整个城市的地域面积、城市容量、形象内涵等方面都得到了根本性的提升。2003年底浙江出台《浙江省环杭州湾产业带发展规划》，湾区城市群发展有了雏形。

第四阶段，中心城市极核效应增强，初步形成了地方产业集聚的产业带与城市带（2012年～至今）。2012年十八大召开之后，我国进一步明确在推进城镇化中要求推进区域一体化、区域协同发展，某种程度上为杭州湾经济区中心城市的发展“松了绑”，目前湾区已初步形成了地方产业集聚的产业带与城市带。从产业组织形态上看，湾区的“块状经济”“小狗经济”正在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产业链在群域内不断延展，其空间形态表现为“ 两圈一廊”区域经济格局。“两圈”指的是杭州都市圈和宁波都市圈，杭州都市圈是高新技术研究开发与产业化以及传统产业升级的关键区域。宁波都市圈是浙江临港重化工业重点区域以及国际航运中心。“一廊”指的是近沪走廊，包括嘉兴、湖州临近上海地区，是上海产业承接与协作的枢纽区域。

（三）杭州湾城市群与产业集群协同阶段的判断

从浙江杭州湾城市群与产业集群的协同演化路径中，我们不难看出当前还处于初级协同阶段，并开始向发展阶段迈进（参见表1）。湾区整体以制造业为主导，临港工业、传统产业是当前发展的主导，集散效应仍是当前阶段推动协同的主要动力机制。中心城市杭州已处于服务经济主导阶段，并开始萌发创新经济，宁波舟山港口物流经济迅速发展，但周边城市仍以传统制造业为主，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还较弱，城市之间还远未形成高质量的经济联系和功能网络，耦合与网络效应只是在湾区的局部环节与领域偶有发生，尚未成为城市群和产业集群协同的主要机制。

三、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结论

一是湾区城市群与产业集群并不是沿着各自独立的轨道孤立发展，而是在空间、时间、速度等方面产生多维联系，即空间上高度重合、时间上相伴而生、速度上相互制衡，呈现出复杂系统常见的自组织力量。

二是复杂系统受自组织效应和他组织效应共同影响，即系统会自发地由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但也受到他组织的影响。市场机制是湾区城市群和产业集群协同的内在动力，但现阶段杭州湾区更需要政策的规范引导，如何在体制机制上创新，使各级仍处于不同行政区划的地方政府能达成合作意向，由竞争走向竞合是当前最待解决的问题。

三是在湾区城市群与产业集群协同的阶段中，技术、人才、金融等要素的重要性随着协同的深化而日益凸显，知识与创新经济将是湾区城市群未来趋势，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和本土的高校科研院所储备，提升核心城市的创新能级是湾区必然的发展趋势。

（二）政策启示

1. 加强规划指导，构建群域内一体化运行机制

一是建立浙江省杭州湾建设协调小组。建议协调小组领导高配，定期召开协调会议，发挥其实质作用。二是协调城市群和产业集群的发展规划。在《浙江大湾区建设行动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各地产业规划。三是改进统计方式，创新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方式。学习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做法，以经济区取代行政区指标，建立杭州湾经济区统计体系，并以此为基础重构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弱化GDP、招商引资、投资规模等的指标。

2. 促进城市群与产业集群的线面结合，构建集聚型城市经济

一是以高端产业集群提升杭州和宁波两大城市极核作用。根据国际湾区经验，核心区域往往是高科技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高度集群的区域。在杭、宁两地布局一批国际合作的产业与科创平台，支持之江实验室、西湖大学、阿里巴巴“达摩院”等重大科技平台建设，加强国家实验室、一流高等教育资源、军民融合重大项目等引进落户，探索将两个中心城市半径50公里左右的陆域县级行政单位土地和相关要素资源纳入大都市区管理。二是以基础设施一体化整合三大经济走廊。减少经济距离是城市结网的重要途径，从国际经验看，轨道交通承担了成熟湾区60%的出行需求。因此要以城际交通、高速公路、水陆联运、航空等交通设施和通讯、金融等方面无缝对接的网络化布局，全方位、系统化、嵌入式为三大经济走廊提供基础性的保障。

3. 抓住“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合作机遇，加强对外开放

一是主动承接上海全球科创中心优势。合力打造“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龙眼”，共同推进沪浙杭州湾区域的科创、产业、交通等方面合作。以G60沪嘉杭科创走廊建设为抓手，加快推进嘉兴全面接轨上海，提升张江长三角科技城、嘉善临沪新区、海宁漕河泾合作区，探索打造宁波舟山接轨上海的平台载体，推进海洋经济发展。二是加快营造国际化服务环境。积极向国家争取与上海同等的涉外管理权限，给杭州、宁波下放外事管理权限，加快推进国外专业技术人才和商务人士出入境快捷通道，加快国际化社区和公共设施建设。三是加强与国际组织合作。利用后G20效应和前亚运会效应，依托“一带一路”交流平台、金砖国家合作平台等新兴国际平台，主动吸引和争取一部分传统国际专业组织设立分支机构，支持举办各类国际会议、展览会，提升全球影响力。

（作者单位：中共诸暨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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