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人民美好生活”是个高频词，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亟待深入讨论的时代话题：什么是“美好生活”，“美好生活”的内涵与外延又具体是什么？

一、 国内外关于“美好生活”的论述

尽管时代在不断变迁，国内外的哲人对“美好生活”的探讨和追问却从未停止过。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探究和向往是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

对“美好生活”的阐述可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找到些许印记。

我国传统的儒道佛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对于“美好生活”的理解也是各不相同。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追求一种“安贫乐道”“克己复礼”“推己及人”的生活状态。而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在《道德经》一书中把“美好生活”描述为“小国寡民”的生活状态。在这个“小国”中虽然有“什伯之器”“舟舆”“甲兵”，但是老子主张无须用之，从而追求一种简单、素朴、和谐的美好生活。对老子的这种思想，后世出现了不同的解读，以范文澜为代表的一方认为，“老子代表没落领主的思想，小国寡民的思想是反历史的”（范文澜.中国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而以冯友兰为代表的一方则认为，“小国寡民表面看来是回归到了原始社会，其实也不尽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佛家的“美好生活”则是“涅奥佛境”。因佛家信奉因果轮回，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一个彼岸世界，在那里超越生死，断尽了一切烦恼，得到彻底的解脱。佛教的这种“美好生活”并不是现实中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诗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述了一幅世外桃源的美丽画卷。陶渊明深受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在文中借桃花源表达了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清末时期，维新变法的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描述了一个“大同世界”。作者认为当时的中国处在“据乱世”，需要向处在“升平世”的欧美国家学习，并主张利用“去九界”的方法来达到“太平世”的“大同世界”。在康有为的大同世界中没有阶级，是一切平等、天下为公的社会愿景。

到了现当代，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总体上实现了小康”。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国内学者掀起了对“美好生活”内涵的讨论。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蓝江在世界哲学大会上曾谈论过“美好生活”的含义。他首先主张，“美好生活应该有兼济天下的胸怀”；其次从共同体角度考虑，认为：“我们始终处于一个共同体当中，唯有这个共同体能够彼此平等和谐，能够达到普遍的正义，美好生活才是可期的。”（蓝江.什么是美好生活［N］.光明日报,2018-8-23.）可见作者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不仅体现在社会生活方面，而且也包括了政治制度等精神生活层面。

湖北大学教授江畅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人民美好生活的内涵。他认为，“美好生活是一种动态的生活状态，这种状态就是所有社会成员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江畅.人民美好生活的内涵及实现条件［N］.光明日报，2017-12-15.）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李建华认为“美好”是主观的价值判断，而“需要”是一个心理动作。因其个体差异，讨论“美好生活需要”首先应该确定主体的范围，是个体的感受还是整体共同需要；其次，区别了“美好生活”与“幸福生活”概念的主体差别；再者，作者指出“美好生活需要”有一个共识的客观标准，从国家、社会以及公民的不同角度对“美好生活”进行了论述。（李建华.如何理解美好生活需要［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1.）

而在国外，古希腊文明时期，“善”成为苏格拉底哲学的最高范畴，他的“美好生活”是对“善”不同角度的讨论和对“善”普遍性的追求。柏拉图的“理想国”则表现出了一种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反映出作者在希腊城邦时期对“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和愿望。

到了近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提出“美好生活”是一种“诗意栖居的生活”。有无诗意是能否“存在”的标志。作者反对科学技术导致人们缺乏个性，以及生活刻板和碎片，主张过着一种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的“诗意生活”。

美国著名思想家德尼·古莱运用现象分析方法提出“美好生活”的伦理价值观。在作者看来，“发展从属于美好生活，发展促进美好生活，但发展绝不是美好生活的唯一归宿。”（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在发展的基础之上，所有社会都普遍追求的价值观，有维系生命、尊重、自由。可知，作者更加看重“美好生活”中的伦理价值。

二、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内涵与外延

“美好生活”的内涵与外延具体又是什么？这是人类社会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有人认为“美好生活”，是每天都有丰盛美味的佳肴，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林语堂描述的静雅宅院，是茶余饭后爱人在怀的惬意。这些对于个体或一个家庭来说，可能是“美好生活”的最好表现。但是，放眼新时代的社会背景，技术工具的发达，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显著得到改善。“美好生活”对于整体社会而言，其内涵具体指什么呢？笔者从三个不同的方面来分析“美好生活”的内涵与外延。

（一） 物质生活是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基础

齐国管仲曾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基于此种思想管仲逐渐使齐国国富民强，使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霸。自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逐步得到改善，为“美好生活”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总之，人们的衣食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时，“美好生活”也就无从谈起了。物质需求是人的最基本需求，只有基本的需求被满足，才会进一步追求高的需求。

（二）精神文化生活是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升华

马克思把人的需要分为三种：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发展需要。人是一个理性的存在物，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满足后，自然而然会对精神文化生活产生需要。所以，“美好生活”必然包含着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在上文国内外哲学家们对“美好生活”的论述中可知，人们从来不缺乏对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追求。正如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如果个体失去了自由，在社会生活中连自己的前途和命运都不能把握，任由他人或物来支配和控制，甚至受到不平等对待，那么也就无所谓“美好生活”可言。但是我们也不能脱离现实物质生活，追求一种纯粹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也不是我们追求的“美好生活”。

总之，物质生活是“美好生活”的基础，精神文化生活是“美好生活”的升华部分，两者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美好的自然环境是“美好生活”实现的载体

人在追求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不能忽视美好的自然环境，它是“美好生活”实现的载体。美好的自然环境，是指自然环境适宜、自然资源相对丰富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生态环境。这不仅仅是个人发展的需要，也是“美好生活”的社会需要，关系着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和人类整体的未来。

1846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构想了人类五种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在原始和奴隶社会时期，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是弱小无助的，只能被动地适应和顺应着大自然的变化。到了封建社会时期，社会生产力提高，人类开始利用自然以及向自然索取生存和发展的资源。然而人类这些行为活动是自然界可以承受的。但是到了工业文明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人们开始征服自然，不断地向自然索取发展所需的自然资源，物质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但是整个人类世界也陷入了自然环境恶化、全球气候变暖以及生态系统退化的生态困境。

总之，如果没有自然环境作为支撑，物质文明即使再富足，精神文化即使再丰富，人类社会的“美好生活”也是一个空中楼阁，无法得到实现。所以，美好的自然环境必然成为“美好生活”实现的重要载体。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