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西方现代性危机日益深入，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割裂、冲突与斗争日益激烈，以克服这种“异化”状态，走向人与人、人与社会（共同体）之商谈和解为目标的“承认理论”开始活跃于思想舞台。学者们上溯到德国古典哲学乃至古希腊哲学，以试图明晰这一“承认理论”的思想史谱系。而在这一思想史回溯的过程中，传统承认理论囿于政治学解释模式的弊端逐渐凸显，陈良斌教授敏锐地梳理出在这一思想史过程中，实质上存在着两种承认理论的模式。一种是传统阐释模式中的非历史的政治学模型。它虽然为人们提供了承认理论的一般模型，却或多或少忽略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现实历史前提，从而对承认理论的探讨始终具有“乌托邦”色彩。另一种承认理论则由马克思开启。马克思敏锐意识到，现代社会生活中政治与文化领域中的“承认”问题，根本而言源自经济领域。正是在私有制条件下的分工与交换造就了人与人之间“以孤立为前提”的交往状态，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进一步加深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对立状态。它使得私有制条件下固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分离走向了对立、冲突与抗争。“承认”问题就此得以凸显。马克思虽然没有正面提出过“承认理论”，但他对于“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人类解放之实现路径的探索，事实上为人们真正解决“承认危机”提供了科学的方法，由此，建构马克思哲学视域中的“承认理论”成为一项既具有思想史补足意义，又具有现实价值的理论任务。

然而问题的难点在于，在马克思的视域中，究竟是为现实资本主义的“承认”问题找到了一条源自经济学的解释路径，还是开启了经济哲学视域中的承认理论，这两个层面并非完全重合。陈良斌教授的重构工作的重要意义，正在于从第一个层面，进一步深入到第二个层面。他挖掘出在马克思哲学思想中承认理论的独特模型及其思想史演进，由此，不仅建构出经济学领域中的承认模型——以交换和劳动为基本线索，更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揭示自然解放与审美解放中的“承认”叙事。由此，马克思在整个“承认理论”的思想史谱系中，具有了明确且重要的坐标位置。

具体而言，陈良斌教授指出：“在资本逻辑中, 交换与劳动构成了马克思揭示承认问题本质的重要线索。”［1］就“交换”而言，在《巴黎手稿》中，承认问题的理论模型表现为马克思从劳动产品的交换过程及其在私有制下的异化。到了《资本论》手稿中，“交换范畴则演化成政治经济学的交换价值(等价交换)以及‘小流通’中的形式交换(非等价交换)”。［2］这是马克思揭开承认困境的重要理论依据。就“劳动”而言，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所提出的‘真正的承认’正是由于劳动产品的中介而获得意义，也是由于劳动产品的否定而走向异化承认”。［3］而到《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将劳动范畴细化为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延伸到作为承认对象的劳动价值尺度问题，并提出雇佣劳动（活劳动）问题和劳动者的联合问题”。［4］更进一步，“因为马克思的承认理论重构立足于人类的全面解放。它不仅仅是经济向度与政治向度的统一，更是以此为基础寻求在文化、生态等各向度中人类全面发展的可能。具体而言，一方面是通过人与自然的相互和解，打破资本逻辑下的物质变换过程，恢复自然的主体向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另一方面在精神文化上实现对人的审美本质的复归，促成人自身丰富性的最大展现，从而真正超越承认，彻底地实现个体与共同体、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5］

由此，不同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在“承认理论”思想史谱系中重新出场的马克思，对于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探索，有其独到的理论价值。这种价值突出表现在，它对于上述关系的探讨并非停留于抽象的理论模型，而深入这些关系所形成的社会历史领域，从经济规律与历史规律的本质层面对其加以把握。更进一步，他对这一承认困境超越的路径也没有停留于意识形态领域，而走向更为激进的实践与革命深处。因为源于客观社会历史领域的承认危机，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特殊生产关系的产物，而对其的超越与扬弃则只能依靠现实历史运动以及现实的革命运动。在这一方面，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马克思的“承认理论”要比当代西方左翼“承认理论”激进得多，这无疑是对当代左翼承认理论弊端的有力抨击。

陈良斌教授对于马克思哲学视域中承认理论的重构性解读，为寻求政治学规范性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对话，做出了较为成功的尝试。长期以来，立足于政治学解释模式的学者，一直试图以“正义”“平等”“自由”等理论模型重构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而马克思主义领域的学者，往往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中并没有容纳规范性理论的余地，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本身宣告了一切规范性理论的意识形态性。陈良斌教授则走出了这种二元对立的论战。他不仅分析了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对于承认理论在不同方法论基础上的呈现，也分析了在经济学、政治学、生态问题与审美问题等领域承认问题所表现出的不同侧面及其相互关系，他的研究方法本身并非规范性理论所固有的，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他一方面通过规范性理论背后所隐含的当代问题意识，丰富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解释向度，另一方面也成功削弱了规范性理论本身自带的意识形态特征，补充其现实历史与革命实践的维度：毕竟马克思的理论本身，正是与一切以规范性理论出场的经济范畴与政治文化范畴作斗争的。通过这种规范性范畴之于唯物史观方法的“否定之否定”，重建一种新形态的“规范性理论”也许将成为可能。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语境中，这一理论重构工作，也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之有益尝试。当代西方左翼批判理论逐渐式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承认理论的思想史谱系发展看来尤其明显。陈良斌教授指出：“我们需要的不是黑格尔—霍耐特式承认理论的同一性重建，而是一种更具开放包容性的承认辩证法和复杂多样的政治共同体的实践追求。在此意义上，我们会发现，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到‘人类文明新形态’，再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提出，中国人民无疑以一种实践的生动方式发展了马克思的承认理论方案，全方位超越并扬弃了西方的承认理论，为解决当前人类全球性的共存与发展难题贡献了杰出的中国智慧。”［6］

参考文献：

[1][2][3][4][5][6]陈良斌.马克思哲学视域中的承认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262,262,262,262,263,267.

（作者系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青年首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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