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要求，是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是长三角区域实现共同富裕的自发诉求。长三角地区城镇化起步早、发展水平高，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差距依然显著。需要完善城乡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发挥数字技术引领作用，完善城乡要素合理流动机制，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化区域协同联动，推进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发展。

关键词  长三角一体化；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重点部署，把“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作为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前沿，长三角地区城市群功能不断完善，协同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未来，要以深层次改革进一步破除阻碍城乡要素流动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推进长三角地区更高程度一体化发展。

一、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意义

（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要求

区域一体化和城乡融合是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国内大循环的空间才能更广阔、成色才能更足。”[1]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自2018年11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沪苏浙皖携手共建“世界级城市群”已历经整整6年。根据《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内涵涉及市场一体化、要素流动一体化、产业结构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生态保护一体化、运行机制和政府监管一体化等众多领域。其中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的发展要求明确体现在《规划纲要》关于“推动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的目标中。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城乡融合发展，通过区域合作，实现城市群互补发展，促进区域整体竞争力的提升，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发挥好引领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的重大使命和责任担当。

（二）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

城乡融合发展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长三角地区的城乡关系经历了从“城市优先发展”到“统筹城乡发展”再到“城乡发展一体化”以及现阶段的“城乡融合发展”，城乡关系不断向更高形态演进。但是，农村资源有效挖掘不足、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和平等交互机制不健全、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对乡村的虹吸效应导致长三角地区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依然是实现区域现代化的显著问题。“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其本质在于实现各类生产要素和资源在城乡、区域之间自由流动，降低各类经营主体生产、加工、物流成本，打破城乡、区域市场壁垒，推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2]长三角地区构建世界级城市群，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就需要畅通区域间、城乡经济内部间的有效循环，通过要素市场的连接与合作，降低各类经营主体生产、加工、物流成本，促进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以区域协同机制的构建在城乡融合发展中不断拓展国内大循环的新空间。

（三）长三角区域实现共同富裕的自发诉求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也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首要任务。一直以来，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是长三角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自发诉求。早在20世纪80年代，苏南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形成了“集体—企业—村民”的内生循环，加速了这一地区城镇化进程，在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缩小城乡差距方面树立了典范。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将浙江省列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多年来，浙江省以“千万工程”牵引缩小“三大差距”，紧紧围绕“富民”统筹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强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改革、扩中提低改革、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三项重大改革”，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成为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上海把“共同富裕”作为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价值底色，率先在全国完成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着力做好壮大集体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的大文章。安徽坚持把推动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通过实施“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二、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瓶颈分析

（一）长三角地区城镇化率水平有待提升

城镇化被认为是改善国民收入结构、提升农村地区居民收入的重要途径。针对城镇化进程，《规划纲要》提出“到2025年，长三角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0％”的发展目标。长三角地区借助显著的地理优势和较早的城乡商业经济萌芽，城镇化的发展起步较早、发展较快，从2005年开始进入高速城镇化阶段，并且呈现出显著的极化特点，即上海城镇化水平最高，远远高于区域内的其他城市。“2010—2014年，长三角区内高度城镇化区域版图快速扩张，形成绵延区域，出现第二个高度城镇化的城市——南京，苏州、无锡、宁波、杭州、合肥等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在长三角城镇体系中的地位显著提升。”[3]2015年之后，除安徽省的亳州、宿州和江苏省的宿迁以外，长三角城镇化水平普遍提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中，有17个城市已经率先实现了70％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目标。如图1显示，上海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2023年已接近90％；江苏和浙江基本处于稳步增长阶段，且差距逐渐缩小；安徽起点偏低，城镇化发展速度高于上海、浙江和江苏，但城镇化水平与其他两省一市仍有较大差距。

备注：数据来源于各省历年统计年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二）长三角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有待缩小

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主要有三种，分别为城镇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本文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IC）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IR）作为衡量指标。从表1可以看出，近十年来，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城乡居民收入都有了较大的增幅，尤其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增长了一倍以上，上海2023年的IC、IR分别是2014年的1.87和2.02倍，江苏为1.84和2.03倍，浙江为1.85和2.08倍，安徽为1.91和2.13倍。2023年统计数据显示，浙江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上海进一步缩小差距，但安徽省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长三角其他地区相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城乡收入比（I）是用来衡量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指标，其计算公式为：I=IC/IR。根据一般经验，当I≥2时，处于城乡二元结构状态；当1.25≤I≤2时，处于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结构过渡时期；当I≤1.25时，基本完成了城乡一体化。从图2可以看出，长三角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总体都处于下降趋势。从地区来看，浙江城乡收入差距相对处于较低水平，安徽省一直处于高位，上海和江苏长期维持在相近水平。尽管如此，图2显示，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城乡二元结构依然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于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长三角而言具有现实迫切性。

（三）长三角地区城乡消费差距有待缩小

消费水平是反映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重要指标。以江苏和浙江为例，从表2可以看出，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明显。浙江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总体要高于江苏，且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也低于江苏。江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总体上在缩小，但是，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影响了消费水平，江苏2023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还不及2016年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如何完善联农带农益农机制，把产业增值收益更多留在农村，拓展农民增收渠道仍是长三角地区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关注点。

（四）长三角地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有待提升

从养老保险城乡差别来看，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最高的地区是上海，2024年，其标准已经达到了每人每月1490元，这与其经济实力和城镇化率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2024年，江苏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由每人每月208元提高至228元（含国家标准部分），浙江最低标准为每人每月200元，安徽则每人每月不足200元。

从医疗保险来看，2018年9月，长三角地区在全国率先启动了异地就医门诊直接结算试点，共进行两批次涉及17个城市统筹区。同时，建立起长三角异地就医门诊直接结算信息平台。如今，“三省一市的医保结算系统均接入国家层面的统一信息平台，并已在区域内实现联通。这也意味着，在异地就医门诊直接结算上，长三角已经实现了统筹区和医疗机构的全覆盖，涉及41个城市1.8万家医疗机构”。[4]江苏将“江苏医惠保1号”作为与基本医疗保险相衔接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推进，实现参保群众医疗费用梯次减负。浙江从2017年起试点县域医疗体制机制改革，明确提出要把县域医共体建设打造成为浙江医疗卫生领域改革的“金名片”，把县、乡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全部融为一体。

三、推进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

（一）完善城乡产业协同发展机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加大城乡产业联动和融合是农民增收的关键。缩小长三角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应加快推进城市产业有序转移。一是通过规划引导，打造城乡双向延伸的产业链，积极拓展农业的多种功能，挖掘农业文化价值，培育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多元农业主体，推进农业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同时，鼓励乡村特色产品进入城市市场，实现城乡产业优势互补与协同发展。二是依托长三角科技创新资源，强化科技创新赋能和改革集成赋能，在更高起点上构建“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新机制，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三是立足长三角区位条件，依托城市的技术、信息和市场优势，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培育更多乡村新产业、新业态，鼓励城市工商资本下乡，与农业各类经济主体形成利益共同体，构建多赢共享的长效机制。

（二）发挥数字技术引领作用，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

发展数字经济有助于引导城乡均衡发展，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动力。一是健全和完善长三角智慧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探索构建长三角地区新型政研企协同创新机制，推动智慧农业关键技术落地应用，集成农业技术、信息技术、农机装备，打造一批智慧农业应用场景，以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长三角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二是以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推动数字民政向乡村延伸，打造乡镇民生事项一站式服务平台，强化便民、惠民、利民服务，完善“数字+”医疗、法律、教育、文旅等民生服务，探索城市资源向乡村倾斜，通过乡村民生数字化建设，让农村居民更加便捷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

（三）以县域为载体深化改革，完善城乡要素合理流动机制

当前，长三角地区在构建区域统一大市场过程中仍然存在各种壁垒，亟须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来破除阻碍城乡要素畅通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县域是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是率先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场域和空间载体。”[5]一是以县域为单位进行要素市场化改革。通过政策引导、市场化运作及区域合作，破除现有的制度壁垒，通过政策性贴息贷款和灵活的贷款产品，减轻农民融资压力，鼓励和支持长三角地区跨区域城市资本和金融服务下乡，建立和完善协同共享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进一步盘活农村资源要素。二是继续深化长三角地区土地制度改革。在县域范围内，尤其要打通进城落户农民农村宅基地退出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之间的通道，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根据长三角地区的资源禀赋，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激活农村土地价值潜力，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三是持续深化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稳定就业，健全进城落户农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三权”退出机制，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四）发挥城市群辐射带动效应，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当前，“我国已形成了‘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大中小城市’的协同发展格局”，[6]并且城市群发展的辐射带动效应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长三角地区形成了由上海以及江苏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泰州、盐城，浙江杭州、宁波、绍兴、嘉兴、湖州、舟山和安徽宣城13个城市构成的上海大都市圈“1+13”的整体空间格局，此外，还有宁合城市群（南京都市圈、合肥都市圈）、杭甬城市群以及苏锡常都市圈等多个次级城市群。要充分利用长三角中心城市群和次级城市群一体化的协同效应，构建城市之间功能互补、错位发展的格局，有效解决城乡发展均衡性不足、统筹联动能力弱等深层次问题。同时，统筹城乡空间布局、发挥城市群辐射带动效应，科学规划各个城市群间的交通、教育、医疗、文化等基础设施，进而推动义务教育、养老保险、医疗卫生、就业服务、交通设施等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将城市群打造为长三角城乡融合示范区，使长三角都市圈成为新时代城乡融合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J].求是,2023(08):4-8.

[2]顾相君.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城乡要素市场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关键堵点与政策因应[J].新疆农垦经济,2024(04):58-68.

[3]长三角议事厅.林兰,王嘉炜,曹贤忠,郭艺:城镇化水平如何影响科技创新[EB/OL].（2022-12-19）[2025-2-08]https://mp.weixin.

qq.com/s/bjrcNeKU02rZtkdVvdIvtQ.

[4]邹臻杰.跨省医保结算从示范区先行先试到长三角41城互联互通[EB/OL].（2024-04-10）[2025-2-08] https://mp.weixin.qq.com/s/9xRH-qgO4a9hHfcom6hoDw.

[5]高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N].经济日报,2024-12-25(03).

[6]项松林,孙悦.作为方法的县域:县域城乡融合的逻辑、机理与路径[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41(03):101-109.

（作者系苏州市社会科学院高级讲师）

【责任编辑：方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