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的崇高理想，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目标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发展实际，围绕共同富裕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习近平共同富裕观。习近平共同富裕观内容丰富、思想深邃，是一个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可以从辩证性、创新性、实践性等三重维度进行探析：坚持问题导向，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坚持不断创新，实现理论与时俱进；坚持精准施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新的历史条件下，准确把握习近平共同富裕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共同富裕观；问题导向；与时俱进；精准施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凝练形成了习近平共同富裕观。习近平共同富裕观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共同富裕伟大实践的系统归纳和理论凝结，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的深刻理论把握，是对三个“重大时代课题”在共同富裕领域的深邃理论回答，其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展现出独特的基本特征。[1]本文在梳理分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基础上，从辩证性、创新性、实践性三重维度对习近平共同富裕观进行系统探析，以期能够对其进行准确把握，进而为共同富裕的深入推进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一、辩证性：坚持问题导向，正确处理各种关系

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会面临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需要对其进行敏锐把握和恰当处理。在各种关系之中，可以从时间、空间、内容这三个维度总结出三对主要关系。从时间长度来看，要处理好静态目标与动态满足的关系。共同富裕目标的艰巨性决定了其实现的长期性，必然要历经一定的时间跨度，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方面，共同富裕的实现要建立在实现阶段性目标的基础之上。阶段性目标的设置代表着一定时期的目标追求和奋斗方向，表现出静态性。另一方面，共同富裕的过程性决定了实现该目标的历时性，即具有显著的动态性。从空间宽度来看，要处理好先行试点与全面推广的关系。“试点—推广”这一方式是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所在，小范围的试点可以对共同富裕推进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实际的预判，因而能够为其全面推广提供有效的经验借鉴。这一方式内蕴着由点到面的政治智慧，是共同富裕在空间推进的践行。从内容高度来看，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系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提出，在进行改革发展的同时要兼顾社会稳定，避免了盲目追求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彰显了共同富裕的内容高度。

（一）时间长度：处理好静态目标与动态满足的关系

共同富裕作为一种美好愿景，体现的是几千年来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和目标指向。从该角度看，共同富裕处于相对静止状态，是一个静态的目标，需要不断为之努力奋斗。同时，共同富裕的实现又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具体表现为：第一，共同富裕的主体虽然是全体人民，但不是所有人同时富裕，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一个过程。第二，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等方面存在差异，因而实现共同富裕也会有快有慢，不可能齐头并进。第三，共同富裕目标会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并非可以一劳永逸、停滞不前。习近平共同富裕观正视这一问题，提出实现共同富裕要处理好静态目标与动态满足的关系，制定了阶段性目标和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深刻认识实现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2]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从2021年到2050年促进共同富裕分“三步走”的战略：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到本世纪中叶，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分阶段来促进共同富裕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满足共同富裕目标达成的实践要求。在“三步走”发展战略指引下，将共同富裕目标的静态性和过程的动态性相统一，处理好静态目标与动态满足的关系。

（二）空间宽度：处理好先行试点与全面推广的关系

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浙江省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到2035年，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就，基本实现共同富裕”，[3]强调要扎实建设好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这意味着共同富裕的地方实践正式开启。在这一重要历史关头，国家作出设置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伟大决策，既表明浙江在总体上已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也表明推进共同富裕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更表明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探索和引路，经过试点之后方可全面推广，凝聚着习近平共同富裕观的深刻智慧。试点的意义不仅在于探索共同富裕的实现条件，也在于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共富典型。

试点取得成功是共同富裕的第一步，更复杂、更关键的一步是实现在全国的推广，试点先行与全面推广的有效结合才是进行试点工作的意义所在。其他地区要吸收借鉴试点区的先进经验，但同时注意结合本地区自身特点，不能照搬照抄。浙江富裕程度较高，发展均衡性较好，在全国各省份中优势显著。从发展程度来看，浙江是首个以较高水平完成脱贫攻坚的省份；从收入水平来看，浙江各区市居民收入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从领域来看，浙江在绿色发展、富民惠民等多个领域领跑全国。因此，在看到浙江在共同富裕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要看到本省份与浙江存在的客观差距，结合自身实际对其经验进行有选择性地吸收借鉴。

（三）内容高度：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放眼世界，近年来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存在不平等的发展格局，长期的不平等造成了部分低收入群体的不满，威胁着社会的和谐稳定。例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希腊和西班牙的“青年人街头骚乱”以及非洲的“阿拉伯之春”等，都与收入差距拉大、阶层固化等有着很大关系。从国际教训来看，不断增长的收入差距、固化的阶级布局以及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等原因，将社会分为对立的几个群体，经济上的对立进而演变为政治上的矛盾，导致社会融合困难，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实现了从追求平均分配到允许存在收入差距的转变，但这一差距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拉大，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4]如今，必须将目光放到促进经济发展与保持社会稳定“双赢”上，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

习近平共同富裕观具有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内在要求，将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可接受程度进行统一。一方面，要把握好改革的力度。由于改革的深刻性、广泛性、艰巨性等特征，可以称之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但过大的改革力度势必会造成压力，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要把握好发展的速度。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要综合考虑自然资源、群众心理、社会变化等因素，把握好社会的可承受度。习近平共同富裕观的“富裕”要求不断推进改革发展，而“共同”则是缩小收入差距、减少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

二、创新性：坚持不断创新，实现理论与时俱进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是中国的独特创新，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了新的借鉴。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本身就属于理论的创新。在以往的认识中，共同富裕常被视为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敏锐指出，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新发展理念，为共同富裕的实践推进提供了更有效的指导。

（一）将共同富裕视作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现代文明肇始于西方，因而西方学者认为，文明演进遵从固定的模式，各国的现代化都应该沿用西方发展道路。然而，历史和现实却表明，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地向西方国家认同的过程，其间必然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结合我国实际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之路，这条新的现代化道路不仅解决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解决了人与社会的矛盾。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将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作为目标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5]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它要求打破现代化的资本逻辑，形成现代化的人本逻辑。习近平共同富裕观始终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交汇，既体现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抉择，也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指向。

（二）强调共同富裕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

长期以来，共同富裕被许多人视为物质富裕，在经济领域内兜圈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6]这一重大判断，是习近平共同富裕观的一大创新。那么，缘何将共同富裕作为政治问题看待？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原因。第一，共同富裕的实现是对公平正义政治价值的彰显。受资本逻辑主导，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公平正义举步维艰。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公平正义，是一个现实难题。习近平共同富裕观的涵盖范围是人民群众，这本身就内含着公平正义的要求，与追求公平正义具有一致性和结合点。第二，共同富裕的实现是凝聚广泛政治共识的需要。广泛的政治共识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行稳致远的重要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7]习近平共同富裕观强调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确保共富道路上不落一人，为共同富裕的推进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强大的思想武器。第三，共同富裕的实现是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致力于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习近平共同富裕观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主线，以提升人民幸福感为目标，不断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保障了人民利益，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极大加深了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极大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

（三）提出指导共同富裕实践的新发展理念

理论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相应地必须搞清楚应树立何种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共同富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因此，在新发展阶段必须加以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根本落脚点在于“共享”，着眼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推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首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的根本目的在于“共享”。在以共同富裕为核心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有利于“共享”，是检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有关政策正确与否的关键。其次，“共享”的实现依赖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的落实。只有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才能真正实现“共享”。最后，“共享”本身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面对误解新发展理念内涵，没有在全社会深入人心，没有转化为全社会自觉的行动等问题，全国人民必须完整准确认识新发展理念，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贯彻落实。

三、实践性：坚持精准施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8]打赢脱贫攻坚战，就要做到精准脱贫，坚持不同区域位置、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历史时期采取不同的脱贫方式，让过去“大水漫灌”式扶贫变为“精准滴灌”式扶贫，切实做到“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论述，为共同富裕的开展创造了一种全新的、高效的指导方法，结合不同区域、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习近平共同富裕观实践之维的典型特征。

（一）坚持在不同区域位置采取不同方式

精准扶贫思想是习近平共同富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助力脱贫攻坚工作中发挥了显著成效。由于不同区域位置在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就需要结合本地区特色。其中，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处于较高的水平，在共同富裕中要发挥帮扶中西部的作用。中西部地区作为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的重难点区域，应当凭借自然资源丰富等潜力优势，采取相应措施实现与东部的对接，促进本地区发展。中西部地区各企业要不断加快科技创新，以便能够提升其在产业价值链体系中的地位，也要加快自身发展空间的优化升级，主动顺应新发展格局的任务要求，构建能够与东部地区实现对接的体制机制，促进各类资源在东中西部自由流动。同时，中西部地区要立足本地的产业基础和独特的自然条件，积极培育具有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体系。例如，在第一产业方面，积极发展特色农业，培育一批深加工的龙头企业；在第二产业方面，加快发展优势工业，形成若干特色优势产业集聚区，扩大产业规模并延长产业链；在第三产业方面，加快提升现代服务业，依托中西部地区独特的自然风光发展旅游，提升中西部旅游业整体实力。总之，要结合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情况，综合考虑其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应承担的责任，发挥区域协同作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

（二）坚持按不同发展水平采取不同措施

在时间方面，同一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水平不同；在区域方面，不同地理区位的地区发展水平不同；在城乡方面，城市与乡村地区的发展水平也不相同。本文以城乡为例，讨论在城乡地区不同发展水平的情况下，应采取何种措施。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9]共同富裕是全国十四亿多人口的共同追求，其实现主体也是全体人民。在城乡存在客观差距的背景下，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要采取城乡融合发展战略，不断探索城乡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

第一，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分好“蛋糕”，以助力共同富裕落地。“十四五”时期，城乡融合发展提上日程，真正将城市与乡村、市民与农民、工业与农业融合为一个共同体，对城乡一体化的战略布局以及整体性推进方式进行合理谋划。一方面，做大“蛋糕”需要城乡产业融合。做大“蛋糕”最主要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城市和农村因为条件不同而能够形成优势互补，通过城乡融合能够使城乡产业边界被打破，避免城乡资源过剩，也能通过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将农村自然环境赋能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分好“蛋糕”需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分好“蛋糕”的实质在于促进社会财富在城乡间公平流动，从制度、政策等方面打破城乡分裂，紧抓公共服务均等化体制改革，实现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资源的均衡分布。

第二，以经济一体化布局共同富裕方略。随着经济发展，我国GDP于2020年首次突破100万亿元，但与此同时，我国尚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转型期，农村地区是中低收入群体的主要聚集地，因此，要建设城乡融合消费网络和城乡统一大市场。一方面，建设城乡融合消费网络就要在不断提升供给强度的同时降低供给成本。要适应农村消费升级的新需要，加大供应链体系建设力度，通过创新生产方式、改革配送方式等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建设城乡统一大市场，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加畅通，推动市场融通并盘活市场运作活力。坚持不同发展水平采取不同措施是习近平共同富裕观中蕴含的鲜明智慧，是新时期城乡差距背景下推动共同富裕的有效方式。

（三）坚持在不同历史时期采取不同政策

从文化起源的角度来看，共同富裕观念由来已久，大抵可以追溯到中国先秦诸子百家时期。但在古代，人们所追求的共同富裕基本等同于均贫富思想，一方面漠视创造财富，另一方面十分强调分配的公正。实现“共同富裕”的重任交给中国共产党之后，中国才真正意义上开始朝着共同富裕迈进。不论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了一系列有益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带领人民在共同富裕道路上迈出了坚实一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准确把握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使主观世界更好符合客观实际，按照实际决定工作方针，这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工作方法。”[10]2020年，全面小康在中华大地上如期实现，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但相对贫困问题依旧不能忽视。针对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习近平共同富裕观分别提出了不同的应对策略。

从党的十八大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前，可视为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人民治理贫困问题、迈向共同富裕的第一阶段。该阶段的贫困治理主要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扶贫责任制”“自下而上的正式与非正式的信息反馈机制”和“上下互动的考核、激励与问责”等方式。[11]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来，可视为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人民迈向共同富裕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脱贫主要体现在对相对贫困的治理方面。相对贫困包括知识贫困、精神贫困、隐性贫困和代际贫困等类型，在治理上更具长期性和复杂性。［12］在后脱贫时代，反贫困战略的重点发生了变化，亟须构建治理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13]第一，构建基于相对贫困的精准识别机制。继续将相对贫困精确到户到人，调研各户的实际情况，发现隐藏的贫困问题，并予以精准解决。第二，构建有效防止脱贫人口返贫机制。刚脱离贫困状态的群体，受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较大，生活水平容易再次降到贫困线以下，因此在推动相对贫困问题解决的同时，防止脱贫人口返贫也应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予以落实。第三，构建多元协同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由于相对贫困的复杂性、人口的分散性等特点，实现对相对贫困的治理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党和政府要发挥引领作用，制定保障相对贫困人口脱贫的政策，社会组织要发挥对贫困人口的帮助救济作用，个人也要发挥内生动力，坚决摒弃“等、靠、要”思想，依靠自己的劳动创造财富。

参考文献：

[1]常庆欣,王腾.试论习近平共同富裕观的原创性理论贡献[J].山东社会科学,2023(02):12-20.

[2]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02).

[3]郑庆东.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文集（2022）[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38.

[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52.

[5]陈理.习近平治国理政理论研究（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62.

[6]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2.

[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171.

[8]脱贫攻坚：基层党组织怎么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11.

[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1).

[10]领导干部“三严三实”学习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01.

[11]李棉管.精准扶贫中的基层分包制——挤压型情境下的行政动员[J].中国行政管理,2021(03):62-69.

[12]杨帆.共同富裕导向下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构建[J].社会保障评论,2023(06):124-136.

[13]栾添,孙旭,丁宝寅.“双链”融合驱动下后脱贫时代产业扶贫长效机制研究[J].税务与经济,2024(03):99-105.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建构研究”（编号22JJD720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易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