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将传统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化发展的“现代性”高度统一起来，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同传统文化基本观念的高度契合。从宽度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九州共贯”的整体观；从深度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民为邦本”的价值观；从厚度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守中致和”的发展观；从高度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天人合一”的生态观；从广度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协和万邦”的世界观。深入挖掘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基因，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会贯通，为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基因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具有中国特色，其根本就在于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之根、理论之源、实践之本。以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基本特征为切入点，挖掘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厘清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以高度契合，对坚守中国文化“根脉”、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九州共贯”的“宽度”

所谓“宽度”，指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盘面，即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全体中国人民的现代化。具体而言，“宽度”有两方面内涵。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现代化，在主体层面上具有广泛性，因而是面向全体人民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共同向往，在目标层面上具有整体性，因而是全民共同追求的现代化。这深深根植于“九州共贯”的整体观。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中华民族在国家治理中致力于实现“九州共贯”的深厚历史传统。“九州共贯”的整体观源自中华民族的整体思维，世间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在实践中应当用整体的视角把握事物。历史地看，先秦时期，孔子主张“忠恕之道”，即通过提升个人修养以影响他人，最终实现社会层面的“仁者爱人”；老子则将世界作为以“道”为根源的统一体。二者共同体现了传统文化中整体思维的特点。西汉时期，王吉提出“六合同风”的共同体理念，主张有计划地对百姓进行教化，使天下政令法规贯通。整体思维既关注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又重视事物之间何以运作联系，奠定了中华民族运用整体思维的深厚基础。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中国共产党将“九州共贯”整体观运用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历程。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为进一步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提供初步设想。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现代化”与传统“小康”思想联系起来，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构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更是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放在了首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3]脱贫攻坚的重大胜利，标志着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全体中国人民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征程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九州共贯”的整体观，实现了对西方少数人现代化的超越。17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得生产模式由个人生产向社会化生产的转变，但生产资料私有制仍是社会主要的所有制形式。私有制背景下，资产阶级拥有近乎所有的生产资料，而工人阶级却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随着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扩大，这种情况会愈加严重，造成少数人富有与多数人贫困的矛盾局面，从而出现发达生产力与不能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二律背反”。私有制的先天缺陷决定了西方现代化注定无法带领广大人民真正走上现代化道路。

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九州共贯”的整体观在现代化发展模式上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与“九州共贯”的整体观高度契合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中国在文明发展进程中建立起了“大一统”的国家体制。在国家治理实践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多民族和谐共同发展的传统，将国土完整、民族团结的意识融入到血脉之中，凝聚了整体发展的深厚传统。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实现全体中国人民都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将“九州共贯”的整体观与现代化实践相结合，充分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激励全国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将巨大的人口规模转化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

二、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为邦本”的“深度”

所谓“深度”，指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义，即“造福于民”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意蕴。具体而言，“深度”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站稳“人民至上”立场，坚持现代化造福人民的理念，是深植“爱民”情怀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价值旨归，是实现“富民”愿景的现代化。这深深根植于“民为邦本”的价值观。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中华民族在长期治国理政实践中形成的“民为邦本”的历史传统。中华民族“重民”的传统就是“民为邦本”价值观的生动体现，反映了中华先民将人民视作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历史地看，西周时期，统治者就提出了“敬天保民”的观念，将“保民”作为统治的基础。春秋战国时期，管子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将“富民”与“安民”联系起来。西汉时期，贾谊提出，“夫民者，万世之本也”，标志着民本思想的系统化。宋朝年间，胡安国从治国理念、施政原则和为政境界三个层面对“民本”展开系统阐述，民本思想进入活跃高峰。明清时期，黄宗羲将人民作为最高政治目的，以“万民忧乐”作为判断治世与乱世的唯一标准。古代先贤对民本思想的大力阐发，为中华民族“民为邦本”理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中国共产党将“民为邦本”价值观贯彻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历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政治基础。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实现人民对于幸福生活的向往，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为现代化建设奠定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为现代化建设奠定物质基础。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始终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4]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站稳“人民至上”立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将“人民中心”思想落实到国家现代化建设全过程。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民为邦本”的价值观，超越了以资本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化模式。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主要有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和北欧模式，三者皆遵循资本为核心的现代化发展逻辑。在这种发展模式下，物质财富会越来越集中于资产阶级手中，并非分配至无产阶级手中。“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5]这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分化，进而引发严重社会危机。同时，为了积累更多的财富，资产阶级会扩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加强对工人的精神控制，使无产阶级处于被奴役与压迫之中。中国式现代化将“民为邦本”的思想运用于现代化之中，实现了对以资本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化的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人民至上”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与“民为邦本”的价值观高度契合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从主体层面上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中坚领导力量始终秉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习近平总书记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党的初心使命，这与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的理念高度契合。另一方面，从客体层面上看，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达成“富民”愿景是中国式现代化践行“民为邦本”价值观的体现。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这与古代“小康”社会理想高度契合。基于此，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要坚定站稳人民立场，让现代化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人民。

三、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中致和”的“厚度”

所谓“厚度”，指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向度，即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守中致和”，其核心要义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以“守中道”达致“和”的境界，即多元和谐统一的理想状态。具体而言，“厚度”，其内涵就是实现物质文明同精神文明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这深深根植于“守中致和”的发展观。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发展过程中积淀的“守中致和”的历史传统。“中”为适中、适度、适合，既非一味折中调和，也非机械僵化地取其平均，而是在两端之间巧妙地找到平衡。《易经》中以“元亨利贞”表达了“天道”与“人道”的和谐统一，构筑了“中和”的精神内核。历史地看，西周末期，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论述，将“和”作为天地万物的法则。老子则以“万物负阴而抱阳”揭示出万物的存在方式，以“阴阳”表达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荀子提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将“和合”理念由人类推及自然万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守中致和”思想经过汉代董仲舒的阐释，宋代邵雍等理学家的发展，明清黄宗羲等思想家的创新，思想体系日趋完善，奠定了中华民族“守中致和”思想的深厚基础。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中国共产党将“守中致和”的发展观运用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历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6]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关注国家现代化事业，同时也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7]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并要求“两手都要硬”，实现二者的共同现代化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8]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局的战略高度出发，提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坚持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入强大动力。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守中致和”的发展观，克服了西方模式下“单极化”发展的顽瘴痼疾。传统西方思维下，“物”与“我”两者是完全分离的，从而导致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完全割裂，形成了“单极化”发展的痼疾。西方现代化是以物质为核心的“单向度”现代化，此模式下虽然国家获得物质的空前繁荣，但同时也造成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失衡，引发社会危机。古代先哲追求“主体”与“客体”的和谐统一，而不是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完全分裂，这无疑将成为现代人克服撕裂物质与精神有机联系的“西方病”的一味良药。

中国式现代化以“执两用中”为方法，推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实现了“守中致和”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唯物史观视域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决定了发展经济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现代化的普遍特征，也具有防范“单极化”发展破坏系统平衡的中国特色，实现了“守中致和”发展观在现代化发展上的应用，反映了中华民族在处理不同矛盾和矛盾不同方面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方面的协调发展，不同方面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最终形成稳定的发展模式，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发展。

四、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高度”

所谓“高度”，指的是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平衡好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深远影响，即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意义。“天人合一”，其核心要义为人与万物共存于自然这一有机统一体之中。具体而言，“高度”，其深远意义为在现代化过程中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构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这深深根植于 “天人合一”的生态观。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发展过程中遵从的“天人合一”的历史传统。“天人之辩”是中国哲学的经典问题，古人以“天”为核心，建立起“天道”与“人道”相互贯通的哲学体系。历史地看，西周时期，人们将“天命”与“德行”相联系，其天人观已经初具天人合一的含义。春秋战国时期，庄子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认为人和自然万物共处在一个有机统一体中。汉代董仲舒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德道”，强调了人与自然之间所达成的和谐状态。宋明时期，古代哲人将“天人合一”建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王阳明提出，“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肯定了人心与万物的相通性。天人合一的思想历经千年的发展演变，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奠定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中国共产党将“天人合一”的生态观运用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历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绿化祖国”的号召，将绿化祖国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并且将其作为事关子孙后代的大计进行谋篇布局。新世纪以来，胡锦涛同志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为党的生态文明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解决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南。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实现了对以牺牲自然实现发展的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超越。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9]西方现代化模式下，资本为实现自身的增值，会持续掠夺全球的自然资源，当掠夺程度超出自然界的承受极限，自然界将难以实现自我修复，从而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的损害，进而导致生态危机，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伴随资本不断扩张，自然资源被无度索取，其再生的环境与条件也进一步被破坏。中华民族秉持“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主张对自然资源进行保护式运用。中国式现代化将现代化发展与传统生态哲学相融合，形成了以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为特征的现代化模式。

“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特征。中国式现代化同“天人合一”的生态观高度契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注重维持两者的良性互动，从而达致两者和谐发展，这与传统文化中“天地所生之物各有其宜”的境界高度契合。另一方面，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将生态文明作为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自然基础。中国式现代化秉持“仁爱自然”的观念，践行“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方法，处理好满足人的需要与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五、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协和万邦”的“广度”

所谓“广度”，指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即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蕴。具体而言，“广度”有两方面内涵。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现代化路径，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提供现实镜鉴；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现代化发展困境，为人类解决现代化难题、创造新的和平秩序提供启迪。中国式现代化将发展过程和平与发展结果和平高度统一起来，这深深根植于“协和万邦”的世界观。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中华民族在长期对外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协和万邦”的历史传统。“协和万邦”本义是指各部落之间协调和顺，天下会友好和睦。“协和万邦”的历史传统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唐尧提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主张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自下而上实现国家和谐。春秋战国时期，孟子将“协和万邦”进一步理论化，并提出“孝悌”的思想，以人伦、社会、国家的和谐为指向，最终实现天下太平。唐代韩愈提出“仁政致和”的国策，以安定天下为国家外交的宗旨，将“协和万邦”的理念运用于外交领域。中华民族有爱好与追求和平的文化根基，以和平推进发展、用发展实现和平，这不仅是“协和万邦”思想的核心，更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中国共产党将“协和万邦”的世界观运用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历程。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宣布“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10]从此奠定了中国坚守和平发展的主基调。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同志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做了系统的阐述，在其指导下，我国的外交环境得到极大改善。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两大问题，完成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认知转变，坚定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信心。新时代以来，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命运共同体”概念，科学地回答了“当今世界怎么了、中国应当怎么办”等重大问题，并指出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应对世界之变的中国方案。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协和万邦”的世界观，打破了西方现代化“丛林法则”发展模式。“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11]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本质就是剥削与扩张，因而资本主义国家必然会以血腥暴力的方式开启现代化之路。历史表明，西方现代化在初期通过殖民掠夺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故资本在扩展世界市场时也必然以武力打破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隔绝状态。西方现代化试图建立以对抗与剥削为主线的国际秩序，从而实现对世界人民的剥削。在这种发展模式下，不断寻求被剥削、被压迫的对象成为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重大缺陷。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致力于实现国与国之间发展共赢、成果共享，打破了西方式现代化“国强必霸”的强权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与“协和万邦”的世界观高度契合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领导力量，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反对将“丛林法则”运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之中。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指出，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建设者、国际秩序维护者。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零和博弈”的理念，走出了具有中华文明特性的和平发展道路，“协和万邦”的世界观是“和平”传统与现代发展融合的文化根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凝聚起“协和万邦”的传统力量，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中国方案”，为世界各国通向现代化贡献“中国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1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之根、理论之源和实践之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厘清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宽度、深度、厚度、高度、广度，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力量，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8.

[2]习近平.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人民日报,2023-06-23(01).

[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125.

[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39.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7.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39.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0):367.

[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153.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1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66.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47.

[12]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83.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高度契合性研究”（编号23CKSJ08）、山东大学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研究重大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研究”（编号23RWZX04）和天津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项目“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使命及实现机制研究”（编号2024XMZ-002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马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