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江南社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新四军东路军政委员会下辖的新闻文化教育出版机构，在中共和江南抗日救国军的领导下，江南社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新印刷设备、建立宣传网络，大力发展集编辑、印刷、发行三位一体的出版事业。这支独特的“水上文化舰队”以《大众报》（三日刊）、《东进报》（部队版）和《江南》（半月刊）作为主要文化阵地，提供根据地所需的大众文化和革命文化精神食粮。江南社虽仅开展了14个月的出版活动，却体现了因地制宜建设水上印刷厂、建立健全“通讯—发行网络”和军民团结合力抗战的出版特色。以《江南》为前身的《江南论坛》在改革开放后创刊，其新世纪的蓬勃发展是赓续新四军文化血脉的展现。

关键词  江南社；江南抗日救国军；《江南》；《大众报》；《东进报》；新四军

全面抗战时期，上海、南京等地相继沦陷后，苏南东路抗日根据地成为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四军在苏南地区建立的重要根据地。苏南东路抗日根据地东至浦东、西至锡澄（无锡—江阴）公路，北濒长江，南含太湖，大体包括太湖以东之苏州、无锡、常熟、江阴等县，因其位于京沪铁路东侧，又称东路地区，该地经济富庶，被日军视作“以战养战”的基地。1940年4月，“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在此成立，作为新四军的一个分队领导东路地区的抗日斗争，一般简称“江抗”。江南社则是新四军东路军政委员会下设的新闻文化教育出版机构。作为一支独特的在水上办公的“文化舰队”，其发行的《江南》（半月刊）（以下简称《江南》）、《大众报》（三日刊）（以下简称《大众报》）、《东进报》（部队版）（以下简称《东进报》）成为该根据地宣传新四军精神、发展党建理论以及展现军民团结抗日的重要阵地。

一、“江抗”和江南社的历史沿革

（一）“江抗”与新四军的关系

江南抗日救国军的名称变换与军队改编历程较为复杂，这与新四军在苏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南东路抗日根据地、成立中共东路军政委员会休戚与共。其关系变化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1938年10月至1940年3月为“江抗”与新“江抗”初步建设阶段。1938年10月，陈毅授予编入新四军建制的地方武装部队“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简称“江抗”三路)番号。1939年2月，周恩来同志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华中“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指示精神，[1]5月1日，新四军第一支队派第六团与“江抗”三路整编成立总指挥部，梅光迪任总指挥，部队沿用“江抗”番号。5月至10月，叶飞率领新四军六团500余名指战员由茅山地区出发东进，取得浒墅关等战役的胜利。10月，为维护国共两党统一战线，避免与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发生摩擦，“江抗”主力西撤并改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第一团和第二团，但“江抗”并未就此中断，阳澄湖后方医院未西撤的“江抗”伤病员重组成立了以原“江抗”五路夏光为司令员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简称新“江抗”，新“江抗”特指1939年10月夏光任司令至1940年3月何克希任司令时期，他们被当地居民亲切地称为“沙家浜军队”。[2]

1940年4月至1940年底是“江抗”和苏南东路抗日根据地蓬勃发展阶段。1940年4月，新四军三支队副司令谭震林到达苏南东路地区，在常熟召开著名的徐市会议。会议宣布东南局及新四军分会的决定：成立中共东路军政委员会，谭震林任书记，“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改番号称“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仍简称“江抗”），谭震林任司令兼政委和政治部主任，何克希任副司令，张开荆任参谋长，吴仲超任政治部副主任。1940年10月，苏南东路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谭震林十分重视配合部队武装斗争的“文化武器”，他到任后不久便开办东路教导大队培养军事和政治工作干部，[3]并大力发展以江南社为中心的文化教育出版事业。

1941年皖南事变后，“江抗”在东路地区的活动接近尾声，其后“江抗”便随革命形势转移活动阵地。1941年2月4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谭震林任司令，东路指挥部宣布“江抗”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江南社发表社论以示祝贺。[4]是年3月，根据中央命令，苏南地区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师，“江抗”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师十八旅，[5]日后成为苏中、苏北根据地建设的主力军。

（二）江南社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

为加强根据地文化建设工作，更加广泛动员根据地群众，1940年5月9日，在中共和新四军的政治指导下，中共东路特委决定成立江南社（又称江南印刷厂、江南出版社船队），将其作为下设的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机构。由作家刘平若任社长，吴金康、谢飞任副社长，吴宝康、吴以常、傅学群分别任编辑部、出版部、发行部主任，设排字、印刷、铸字、装订、总务、校对6个股。由江南社统一负责编辑出版《江南》和《大众报》，同时编印出版《江南丛书》，《江南丛书》囊括各类书籍50余种。江南社全盛时期共有编辑记者20多人，排印工人20多人，编辑部配有较为齐全的电讯设备，一度还编辑出版电讯专刊。为适应游击环境，江南社全部设备都分装在11条木船上，办起“水上印刷厂”，流动在根据地的河湖港汊，被誉为一支有特殊威力的“文化舰队”。1940年5月，“江抗”政治部又出版发行了《东进报》（部队版）。随后，东路特委下设的东进社又出版发行了《东进报》（地方版）。《江南》和《大众报》《东进报》，成为苏南东路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宣传阵地。同时，江南社还成立流动图书馆，在唐市开办流动书店。1941年3月，在沙洲后塍镇开办了江南书店，发行进步书籍。作为党的重要的思想教育阵地，江南社等文化机构服务于抗战，新闻出版事业蓬勃发展，同时也为大力促进根据地的新闻出版、文化艺术和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各项事业作出了贡献。

《江南》最初是无锡县各界抗日联合会宣传部出版的综合性报纸，1938年9月由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团长叶飞创刊，吴宝康、杨增先后任主编，其编辑部设于无锡县梅村，1939年5月迁到苏州（时称吴县）太平桥，9月迁到苏州横泾、东唐市，改由无锡县、苏州县抗日联合会名义出版，11月停刊。江南社成立后，恢复《江南》的出版，将其作为宣传新“江抗”的机关报。该时期发行量为二百份左右，最高在三四百份。《大众报》于1940年2月8日创刊于常熟县徐市镇，初由常熟县人民抗日自卫会出版，后由江南社统一管理，肖湘任主编，油印时期为双日刊，后改为三日刊。《东进报》创刊于1940年5月，张鏖任宣传科长，过鉴清任编辑兼职校对、出版工作，归肇负责刻印，第5期开始出版五日刊，后改为三日刊。在东路革命形势的发展影响下，1940年秋后东路抗日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苏常太和澄锡虞两个地区连成一片，各级抗日人民政府、党组织、地方武装和群众组织相继成立。再加上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中明确要求“每一较大的根据地上，应开办一个完全的印刷厂，已有印刷厂的要力求完善与扩充”，[6]此后江南社在各方面均有较大的调整。

首先，江南社从部队和地方抽调了一批业务骨干，使得人才力量得到加强。例如，新“江抗”司令部抽调两名报务员支援江南社，据出版部主任吴以常回忆，他和上海《大美晚报》的钱江由上海党组织派来东路地区筹备印刷厂，上海党组织领导的“印刷业业余联谊社”还动员一批工人直接参加排字和拼版工作，著名作家蒋锡金也从上海调任《江南》编辑。工作人员数量由建社初期的10名增加到30余名，鼎盛时期工作人员总数达108人。[7]

其次，江南社的印刷技术和设备有了很大的改进。《江南》《大众报》都经历了油印到铅印的转变。因经费有限、印刷设备不足等原因，印刷初期主要使用手提式油印机进行印刷，存在工序繁琐、耗时耗力、印刷不清晰、刊印数量无法满足需求等缺点。1940年7月后改为铅印，添置了四开平台机、对开切纸机、手摇铸字机、脚踏铁丝订书机以及老五号铜模等设备。[8]由于改变了以往各自为战的状态，出版物“在质和量上，超过了意外的限度”。《东进报》由每期出版一千份增加到三千份，曾一度发行过五千份。《江南》的发行量也从初期的每期三四百本，增至一千份。《大众报》刊印数量最初仅一百多份，铅印后的发行量倍增，一般三四千份，最高达一万八千份。[9]

1941年皖南事变后，江南社的办公地点从常熟迁至江阴，4月30日厂址遭敌军袭击，印刷机器被毁。为保证江南社报纸的按时出版，陆震、田朝沂、周复生、任凤栖等同志被调去同属中共东路特委管辖的东进社，借助该社印刷厂出版《江南》。6月，江南社与东进社合并，仍称江南社，继续出版《江南》和《大众报》，林子平、蓝瑛、夏公然、李浩澧、欧阳茂权等人加入江南社，从事编辑出版工作。7月，日伪先后在苏常太和澄锡虞地区进行大规模“清乡”，江南社被迫停刊。江南社办社时间虽不长，却在敌后游击战争的环境下坚持出版发行了3卷36期《江南》、215期《大众报》和近60期《东进报》以及丰富的政治理论读本，其出版活动不仅为苏南红色报刊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还为新四军输送了储备人才。

二、新四军的文化阵地

（一）大众文化阵地：“生产精神食粮”

江南社的出版事业推动了苏南东路根据地民众的精神文化建设。毛泽东、邓小平同志等领导人多次强调，“印刷工作很重要，印刷厂生产精神食粮，办好一个印刷厂，抵得上一个师”。[10]《大众报》编辑吴宝康认为，“我们要坚持东路抗战，就一定要同时去开展和建立文化工作的基础”，对于办刊物，“力求大众化、通俗化、地方化，不可以离开了全体东路人民的实际生活行动，应当在刊物上用各种方式去切合当地人民的需要，从实际问题上真正反映群众的生活要求，使刊物能成为大众的刊物”。[11]报如其名，《大众报》最大的特点就是切合东路地区群众的大众需求，其四个板块分别刊登抗战新闻、党政社论、专题性研究文章和大众文化。例如，《东路一年》让东路地区民众了解抗战形势，[12]《苏南第一行政区乡村镇长选举法暂行条例》公示了抗日民主政权的相关条例，[13]并及时刊登《苏常太经济委员会暂行税则》，[14]《苏州县人民抗日自卫会为收租事告全体民众书》等关切民众利益的规章和文件。[15]

“新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16]江南社的作品多善于以小见大，运用吴地方言，从生活片段和细节的描写入手，延伸到维护统一战线等大主题，呈现出大众化但不落俗套的宣传风格。《江南》开辟文艺专栏，刊登文艺报告、速写、通讯、随笔、杂文、歌曲、诗歌、评书及木刻画等，尤其注重鲁艺文化的弘扬。《大众报》在副刊开辟“大众园地”“战地”“江南文艺”，刊登过《参加新四军歌》。[17]《东进报》在每一期副刊轮流刊出“原野”文艺和“大众戏剧”。[18]此外，江南社还陆续编辑出版了《江南丛书》《江南歌声》《战地戏剧丛刊》等刊物和宣传品，为根据地军民提供了大量进步的精神食粮，成为东路根据地文化战线的一支舰队。

（二）革命文化阵地：“抗战文化的新房”

在复杂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很早就认识到文化出版工作的革命意义，并称以延安为中心开展的各根据地的革命出版工作是“抗战文化的新房”。[19]根据地报纸作为党的机关报，是党指导各项工作的重要工具，它经常传播党中央的声音，以及根据地建设的各种活动、经验，有利于传播革命的战斗理论，扩大新四军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1940年7月可称为江南社的“红色七月”，为纪念“七七”抗战三周年和庆祝党的诞生十九周年，江南社印刷了第一份铅印的《江南》和《大众报》，其刊登的《“七·七”抗战三周年提要》《纪念“七·七”三周年》《纪念新四军成立三周年》对江南敌后党的宣传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江南社出版物的读者对象多为文化程度较高，有一定理论修养水平的党、政、军干部，出版内容上侧重党建与抗战方面，以加强对部队的教育，提高部队的政治文化水平与军事技术。例如，《江南抗日救国军政治部通令》希望“各专员县长及县政府行署到任以后，务必努力工作，领导民众坚持抗战”，[20]江渭清在干部会上讲话，动员“发扬部队的学习问题”。[21]中共东路特委在《江南》上颁布了《关于坚持东路抗战十大工作纲领》，提出“组织东路最高临时行政机关以统一东路抗战工作的领导”。[22]江南社还积极转载中央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及文章，如，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文献资料。

苏南东路党政军领导人也积极为江南社撰稿。林枫、张英、张开荆、谭震林等人是当时东路地区干部群众熟悉的东路主要领导人，他们的文章结合东路抗战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所论述的工作任务和方法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给读者很深的启迪。例如，前江南特委书记林枫以柳岸的笔名发表《论东路抗战的一般问题》、[23]东路特委书记张英《从十月革命说到东路自卫会》、[24]《赵家浜反顽战斗胜利的意义》、[25]东路指挥部参谋长张开荆《总结一年来军事工作，为坚持东路抗战而斗争》、民抗司令任天石《行政区的建立，行政机构改组的动因及目前的任务工作》、[26]苏州县委书记翁迪民化名陈耀华撰写的《关于人民自卫会的种种问题》等文章。[27]东路军政委员会、江抗东路指挥部司令兼政委谭震林以梅城的笔名为江南社撰写了颇多政论性文章，甚至在常熟县人民抗日自卫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公开亮明自身党员身份，声称“共产党要在群众中间决定正确的领导作用”。[28]

三、江南社出版事业建设的经验

（一）因地制宜克服印刷难题

江南社办社的最大困难是流动性和不确定性。苏常太地区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河道纵横交织成网。采用印刷船而非陆地固定印刷厂是江南社因地制宜地克服印刷难题的最佳例证。印刷船常隐匿于常熟董浜和梅李之间长毫塘两岸村庄的芦苇荡，距离日伪据点近，江南社的工作人员白天工作、晚上摇船，驻扎地点后站岗放哨，两三天便摇船转移一次驻地。与此同时，采购设备也需要突破重重难关。《江南》起初办报条件十分艰苦，使用的陈旧的三灯电子管直流收音机要到深夜借助耳机才能勉强收听到一点外国通讯社和解放区的消息。一架油印机的绢框已松驰，辐筒也已不平。[29]《大众报》油印时期“条件很艰苦，只有一块纹路已经磨平的钢板和几枝铁笔，连一架象样的油印机也没有”。[30]苏南东路处于敌人封锁、包围之中，必须到敌占区去采购铅印机。[31]江南社工作人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奋斗精神，努力克服物质上的缺陷。

（二）建立健全“通讯—发行网络”

江南社建立了一套完备的“通讯—发行网络”，方便及时获取抗战最新讯息，迅速报导各地新闻。发行部主任沈玉明称要“建立发行网的点与线”，[32]江南社在根据地的中心集镇上设置通讯分站，一般市镇设通讯员，各县设记者站，记者、特约记者、通讯员撰写的稿子只须送至附近的通讯站便可由其转送到编辑部，本地新闻通讯的稿源十分及时和丰富。在发行工作上，《江南》转载《新华日报》文章称“把发行工作的活动范围扩大，使其深入群众、与群众密切地结合”。[33]江南社成立江南书店作为发行机构，动员各县区抗日政权及“青年抗日协会”“妇女抗日协会”等群众组织建立健全发行网，其发行面遍及东路各县、区、乡镇，有时还会通过政治交通员散发报刊至上海等敌占区，可见其影响之大。

（三）团结群众力量共同抗战

江南社不论是在筹建办社的过程中，还是在艰苦坏境下印刷作业，都少不了团结群众和中间势力合力抗战。[34]新四军、江南社和当地群众缔结了生死与共的党群、干群关系，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941年江南社遭到日军奔袭，有赖于当地群众送来的情报，江南社人员方可全部脱险。同年7月，新四军撤退时发布告同胞书称“共产党、新四军无论在什么时候与恶劣环境下，是始终同你们（江南同胞）在一起，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为人民的民主自由而奋斗到底”。[35]

四、余论

追忆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不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亦或是改革开放时期，江南社这一文化舰队的属性并未消失或暗淡。《大众报》首次停刊后于1941年11月改名《前哨报》继续出版，中途几经停刊波折，但仍然于1947年2月20日复刊第290期，且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6月出版至515期，传颂了新四军六师十八旅、苏中一二分区和镇江军分区部队英勇的战斗历程。[36]正值改革开放和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的1994年，在新四军老领导叶飞同志等人的关怀下，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支持下，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江南》（更名为《江南论坛》）在原苏南东路抗日根据地无锡创刊。如今《江南论坛》已创刊三十年，新世纪的《江南论坛》没有忘记自己的革命血脉，目前已成为长三角地区颇具影响的综合性社会科学杂志，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持续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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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颖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黄鸿山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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