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批判性与建构性相统一是恩格斯社会治理思想的重要特征。沿着异化批判、物化批判和制度批判的逻辑进路，恩格斯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虚伪性和不合理性，并指出其必然走向灭亡的结局。在此基础上，恩格斯科学地建构了未来社会治理蓝图：人类迈入共产主义社会，治理权力回归社会，国家从阶级统治工具转型为公共服务机构。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社会治理原则的阐释，为新时代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提供了明确的理论方向和现实启示。

关键词  恩格斯；社会治理；共产主义社会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1]这一要求的提出，旨在回应当前社会治理中的新挑战，推动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在此背景下，回顾和借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治理的思想，对于当代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恩格斯从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出发，将资本主义社会治理批判与共产主义社会治理建构辩证地统一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内涵丰富的社会治理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反映了对社会治理本质的深刻洞见，还为当代社会治理中的复杂挑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和实践启示。

一、资本主义社会治理批判：恩格斯社会治理思想的逻辑向度

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治理的批判并非凭空臆断，而是基于其深厚的实践经验和翔实的调查研究。他通过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治理的形式，揭示了其更侧重“统治”而非“治理”的实质，缺乏对公共利益的关注，进而加剧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基于此，他进一步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将走向灭亡的必然性。

（一）社会治理异化批判：非正义剥削和奴役工人阶级

恩格斯早在《乌培河谷来信》中便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所遭受的剥削，指出资本主义的治理形式导致了严重的异化现象，“只消过上三年这样的生活，就会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把他们葬送掉”。[2]一方面，资本主义劳动剥削造成工人阶级身体异化。劳动，作为人类最本质的活动，原本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手段。然而，资本主义分工剥夺了劳动的创造性与自主性，将工人转变为机器的附属品，长时间的单调劳动严重损害了他们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治理通过劳动剥削引发了精神上的异化。资产阶级通过不公平的教育资源分配和压低劳动力成本，使工人阶级陷入精神上的压迫和贫困。即使少数工人能够接受教育，其内容也主要是灌输资产阶级的道德和宗教思想，而科学和艺术等全面发展的教育内容则极为缺乏。这种精神上的压迫使工人阶级逐渐丧失了对自身精神发展的追求，陷入了贫困和堕落的恶性循环中。同为工业革命的产物，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却处于完全利益对立的局面。少数资本家凭借在生产体系中的优势地位积累了巨大财富，大多数工人却在付出大量劳动的同时陷入日益加深的贫困之中。在这种社会治理体系下，工人阶级处于全面的贫困状态，“一切贫困”在失业时是“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时是“肉体和精神的堕落”。[3]最终，劳动剥削和贫困使工人阶级逐渐丧失了作为人的本质属性，陷入了全面的异化的境地。

（二）社会治理物化批判：消解与破坏人的伦理价值观

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仅集中在异化现象上，还深入探讨了资本主义治理下的物化现象。他指出，在资本统治下的自由与平等是基于物的依赖性，公平与正义只是虚伪的装饰。恩格斯指出：“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人的关系的颠倒完成了。”[4]劳动者被迫与机器紧密结合，成为生产要素中的一部分，劳动者被物化为资本积累的工具。人类劳动的社会性被资本所主导，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演变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颠倒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治理的根本矛盾。物化不仅影响劳动关系，还渗透至意识形态。资产阶级通过资本的力量将社会关系物化，使物表现出人格化的特征，而人的社会性则被物的机械性所取代。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得到充分体现：无论是生产关系、社会地位还是个人价值，都必须通过物的占有来确证。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物不仅成为社会交往的纽带，更成为支配人类行为和思维的主导力量。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化逻辑的扩展导致了人与社会的全面物化。物被赋予了人格化特征，而人则沦为物的附属品，或者被物所支配。这种人与物关系的倒置和颠倒，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治理的全面物化。

（三）社会生产制度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非理性性质

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批判深刻揭示了其内在的根本矛盾，指出这一制度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不平等和经济危机，最终威胁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恩格斯从工人住房问题考察中敏锐地察觉到，其并非单纯的供求失衡，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所致。由此，恩格斯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立。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分配极为不公，所谓的“社会公共利益”不过是空中楼阁。资产阶级也试图通过一系列改良措施来缓解社会冲突，比如通过建立“慈善机构”、改善劳动条件、允许工会存在等方式，履行部分社会公共服务职能，试图缓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对此，恩格斯讽刺道，“仁爱的资产者便宽宏大量地争先恐后地关怀起自己工人的健康来了”。[5]这些所谓的“文明”手段不过是掩盖剥削关系的手段，不仅未能真正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反而使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剥削关系更加隐蔽。可以看出，资本主义治理职能的有限性和阶级性在此暴露无遗。恩格斯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内在矛盾使其无法持续下去，资本主义必将走向瓦解，并被“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所取代。[6]

二、共产主义社会治理图景构建：恩格斯社会治理思想的逻辑归宿

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现实中，新社会的轮廓已经出现明显的表征。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治理批判基础上，恩格斯根据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演进规律对未来社会的一般特征做过总体性预设，并给出了未来社会发展总的方向指引。恩格斯认为，在未来社会，国家与社会实现和解并走向统一，并从价值形态、根本任务、核心目标、最终归宿四个方面全面系统地建构了共产主义社会治理理论大厦。

（一）价值形态：推动持续变革成为常态

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治理的重要价值形态在于对社会的持续变革。这种变革不仅体现在社会制度的转变上，更体现在对社会治理模式的不断优化和完善中。他认为对未来社会的预测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提出一个具体的、详细的理想社会的构想，而是科学揭示未来社会发展总的方向。恩格斯社会治理思想充满了辩证法的思维，他认为要将社会历史作为一个过程进行考察。正如恩格斯所说：“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7]由于人们受所处时代客观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社会历史条件制约，未来社会的建设与治理问题只能由未来社会的人根据现实条件去实践与探索，“我所在的党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8]共产主义社会治理蕴含着强大的社会进步动力，它不仅能维持现有的社会秩序，还能推动社会不断向更高级阶段演进，确保人类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成为可能。恩格斯认为，在人类从阶级社会发展到无阶级社会的过程中，与此相应的社会治理形式从以统治为导向逐渐转变成为以服务为导向，同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从矛盾对立中走向联合统一，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与之相应的社会治理也处于不断完善的动态调整状态，以不断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提升和社会需求变化。

（二）根本任务：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所有

恩格斯在《美国工人运动》中讨论工人政党的纲领时提出：“实现整个社会对一切生产资料……的直接占有，供全体为了全体利益而共同利用。”[9]“社会占有”指财产公有，即生产资料社会化所有，与“私人占有”相对立。在这种转变中，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所有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基础。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到社会占有的转变，不仅意味着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更是社会治理中共同利益得以公平分配的保障。这一转变代表着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并促使国家在完成这一使命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正如恩格斯指出：“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10]从此，社会以自由的个人为基本单位，并以人与人之间的联合为依托，代表个人利益以及一切人的共同利益，不会再出现大多数人的劳动成果被少数人占有的现象。劳动者的“联合体”作为全部生产资料的总所有者，“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11]这是深刻的社会变革，意味着人与物、人与人的对立都被消除，为构建真正公平公正的社会治理模式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核心目标：全面保障人民各项权益

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治理的核心目标是全面保障人民的各项权益。这不仅是检验社会治理有效性的关键标准，也是迈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根本要求。在经济领域，人民利益的保障体现为普遍的物质福利。恩格斯深刻同情资本统治下遭受苦难的工人阶级，批判国家政权“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宰”。[12]因此，共产主义社会治理必须彻底变革生产目的，将经济活动的重心从资本增值转向为服务社会全体成员的福祉。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应确保人民在衣食住行、教育、医疗以及养老等方面获得基本保障，例如，“所有的儿童，从能够离开母亲照顾的时候起，都由国家出钱在国家设施中受教育”“在国有土地上建筑大厦，作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拆毁一切不合卫生条件的、建筑得很坏的住宅和市区”。[13]在政治领域，人民利益的保障则表现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参与和社会公正。恩格斯强调，只有在政治民主化的社会中，人民的利益才能得到有效维护。秉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原则，一切人都应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和实际的公共事务，在参与社会治理中尽情发挥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在文化领域，人民利益的保障体现为精神和道德的共同发展。教育、文化和艺术不再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而成为所有人自由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建设全面的教育体系和文化基础设施，共产主义社会将促进每个公民的精神成长，鼓励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的发展。精神上的解放和发展，是实现人民利益全面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

（四）最终归宿：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不同于费尔巴哈停留于“抽象的人”的角度去把握人，恩格斯社会治理思想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关注的是人的命运、人的需要以及解决人的问题的途径，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一方面，人的自由发展意味着人从物质生产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分工的固化，导致了人与物、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工人被迫从事单一的、重复的劳动，个人的发展被局限在狭窄的社会框架内。而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所有使得劳动者能够摆脱异化劳动的束缚，重新获得自由。这种自由不仅指劳动时间的减少，更意味着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意愿自由选择劳动方式，充分发挥自身的潜能，实现人本质的自我确证。另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意味着人以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恩格斯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鸿沟将逐渐缩小甚至完全消除，每个人都将有机会参与多种形式的学习和创造活动，并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机会。随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异的消解，个人的工作不仅限于某种单一职能，而是可以在多个领域自由切换，从而避免了劳动的单调性和机械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将构建一种以集体利益为核心的新型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基于个人意愿、理想和价值基础之上，使得个人的自由发展不再受到任何外在力量的限制，而是与社会的整体进步紧密相连。

三、恩格斯社会治理思想对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启示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治理面临着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和挑战。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深化对社会治理的认识，创新治理理念，优化治理结构，提升治理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挑战，为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一）遵循社会治理内在逻辑与本质规律

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社会治理应基于社会的客观现实，尊重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恩格斯以辩证法思维建构未来社会时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14]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无限进程，不存在永恒完美的国家或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因此社会治理也应具有动态性、历史性和延续性。这说明社会治理应遵循社会发展内在逻辑和规律，根据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灵活调整策略。现代社会处于快速变迁之中，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发生深刻变革，社会治理各要素也在发生激烈变动。新时代社会治理需要应对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和复杂的社会矛盾，如政府主导机制和管控惯性难以转变、公众参与不足、社会协同机制不完善、社会组织发展不成熟、社会治理绩效不健全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要求人们必须重新审视和理解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和规律，避免简单沿用过时的传统治理模式。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强调必须进一步深化对社会治理规律的认识，明确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一新时代社会治理新格局，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是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选择。打造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是一项复杂而又长期的任务，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把握社会治理的动态性，因时因地制宜地调整和优化治理策略。

（二）促进社会资源公平分配与普惠共享

由于不同地区社会基础、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条件差异，我国资源分配存在明显不平衡，这对全国范围内的资源合理配置和供需适配构成了挑战。因此，促进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与共享成为当前社会治理面临的重要任务。首先，促进城市与乡村的资源分配公平。城市化进程加剧了城乡资源配置差距，治理资源集中于城市，限制了乡村发展。因而，应加大对乡村的资源投入，尤其是在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其次，促进东部与中西部的资源分配公平。东部地区凭借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和扎实的经济基础，积累了丰富的资源；相对而言，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则明显滞后。因而，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并鼓励东部地区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实现区域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最后，注重代际公平，实现资源分配的可持续性。社会资源的分配不仅要考虑代内平等，还需关注代际公平，确保资源可持续利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应强化环境保护意识，推行绿色发展理念，避免以牺牲未来为代价换取短期利益。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道理。”[15]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我国社会治理的人民性。因此，构建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必须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贯穿全过程。首先，社会治理的成效，取决于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广泛支持。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和应对复杂社会公共事务的实践经验充分表明，人民群众是社会治理中最重要的主体。推动新时代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不断提升，要“积极搭建多元主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多样化通道，提供更多的参与平台”，[16]健全多层次、广覆盖的公众参与机制，确保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社会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其次，社会治理的目的就是满足人民需求，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各项政策和措施必须紧紧围绕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展开，做到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相结合。要坚持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社会治理各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办好各项民生事业、补齐民生领域短板。最后，社会治理要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壮大社会治理新力量，树立社会治理新思维，运用社会治理新手段，确保治理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17]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既要注重“做大蛋糕”，不断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财富总量，也要重视“分好蛋糕”，确保财富和资源分配的公平公正。具体来说，就是要提高人民群众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共享水平，实现发展成果的普惠共享。

（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18]这一重要论述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社会治理的最终归宿点和落脚点是人，人的需要的满足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作为“生命存在物”，人需要物质生活的保障；作为“精神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人更需要精神文化的滋养和社会生活的参与。当物质、精神与社会等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个体才能摆脱生存和发展的束缚，追求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和价值体现。没有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美好生活便无法充分实现。因此，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要求关注物质层面的富足，还需提升文化生活质量。这意味着新时代社会治理要构建一个既满足物质需求又丰富精神生活的社会环境，保障每一个个体都有机会实现自我价值和追求幸福生活。为了达成这一目标，社会治理需要进一步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制度体系，鼓励全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社会建设，形成良好的互动与合作关系。在这一治理体系下，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主动性和创新性才能得到充分释放，从而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综上所述，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问题的复杂性远超恩格斯时代的预想，但这不仅没有削弱恩格斯社会治理思想的科学性，反而进一步验证了其理论的深刻洞见和持久价值。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治理的批判和共产主义社会治理的构建，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实现高度自治的社会愿景，为当代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善于从恩格斯社会治理思想中汲取精神力量和治理智慧，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提出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以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未来的社会治理不仅要应对当下的现实挑战，还需具备长远的战略眼光和理论指导。通过深入研究恩格斯的社会治理思想，能够更加深刻理解如何在新形势下实现公平、高效的社会治理，推动社会朝着更理想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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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75,94-95,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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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127.

[16]纪雪岭.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研究[J].江南论坛,2023(05):74-78.

[17]李潇翔,刘爱莲.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共进逻辑[J].理论导刊,2022(08):4-10.

[18]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2.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健全党组织领导的“三治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研究”（编号22FKSA003）和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意识形态在中国形象国际传播中的作用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编号23CKS05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马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