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生态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它以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为支撑，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涵括了技术、制度、思维等方面的全面现代化，其价值意蕴在于建设美丽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等。为破解生态现代化建设的难题，寻求现代化建设的最佳路径，需要大力发展生态生产力助推绿色科技创新，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基于现实发展需求和长期发展战略衍生而出的中国式生态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  生态现代化；生态治理；科技创新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发展目标，如何实现现代化？实现现代化应该选择什么道路？各个国家有着不同的选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传统工业现代化进程中引发了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进而提出生态现代化理论，这一理论只是为了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环境问题而进行的转型，其植根于西方的具体实践，带有明显的西方印记，是否具有全球普适性还有待考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于在社会制度、经济结构、发展方式等方面与西方不同，生态现代化理论表现出中国特色，成为独具一格的中国式生态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与本质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涵括其中并居于显著位置，这标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向度。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所面临的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不仅表现为人们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所不断进行的物质变换，还表现为必须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包括人口增长、工业化所带来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防止人与自然关系更趋紧张以阻碍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这种人与自然关系中附带的时代性和区域性特点，既要求中国在实践中努力探索一个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也要求中国变革传统观念中不适于人与自然关系未来模式的方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的生态文明理念。

一、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价值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当然我们建设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1]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表征与本质要求所涵括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基于中国国情作出的正确抉择，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向度，它以建设美丽中国为价值引领，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价值追求，以增进民生福祉为价值旨归，为推动生态现代化的纵深发展、实现整体现代化助力。

（一）国家层面：建设美丽中国的价值引领

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这一目标不仅体现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也旨在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实现国家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新时代以来，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同时，也必须清醒看到，目前的生态环境建设质量同美丽中国建设的目标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这就需要我国进一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提升生态现代化发展水平，促进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实现。

人类对于自然的利用和改造应该按照美学的规律来进行，对于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矛盾，应该按照美学的要求来解决。在人化自然的过程中，人类创造的这个“作品”应当是合理且合乎自然生态美学的要求。人类对于现代化的片面理解和急功近利，则可能使人与自然关系的脆弱链条断裂。因而，人类应该摒弃已经变得日益困难和危险的现代化梦想，找到一条未知、新型的生存与发展并举的道路，必须形成全新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理念。根据自然的本真状态和自然美的规律改造自然。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提出，是马克思生态美学思想在中国的具体实现和正确实践；而中国式生态现代化则是这种全新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关系理念的现实表达与正确抉择，它以建设美丽中国为价值引领，变革传统发展观念中不适于人与自然关系未来模式的方面，加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二）社会层面：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追求

在回顾和总结我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时，不得不承认以往的发展模式还存在弊端。它固然创造了中国的飞速发展奇迹，使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它以资源的大量消耗、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因而寻求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尤其是生态现代化的优先价值追求。

中国式现代化在生态维度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即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充分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追求，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继承与实践。人与自然的关系最初如动物与自然的关系一样，人是慑服于自然界的。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伊始，人类利用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伴随着对自然的攫取与征服程度加深，过度开发带来的一系列后果也给人类造成新的灾难。只有更好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系统才能维持平衡，人类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既能够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会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方式。它涵括了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并且在生态方面蕴含着深刻的责任伦理观。中国式生态现代化将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转变为和谐共生关系，摒弃了资本主义的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逻辑观念，寻求一种人与自然长期和谐共生下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能够开辟出广阔的发展空间，进而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三）个体层面：增进民生福祉的价值旨归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2]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加、标准不断提升，同时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制约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中，生态环境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民的幸福感。中国式生态现代化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高品质的生态产品供给为内在要求，切实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为民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要求。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3]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期望值更高，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容忍度就更低。中国式生态现代化是坚持以人为本发展理念、不断为人民谋求福祉的现代化，也是始终把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需求作为发展目标的现代化，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和根本宗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4]积极回应人民所想、所盼、所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力度，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中国式现代化在生态领域的本质要求，即把寻求解决影响人民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现实问题、切实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态权益作为宗旨与目标来推进生态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实现以生态环境的改善为基础进一步提升人居环境的改善，以优质生态产品供给为保障促进人民生活健康程度。中国式生态现代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增进民生福祉的有效路径，其所倡导的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相统一的宗旨，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核心理念，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

二、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现实困境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也是生态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阶段，在发展进程中面临着诸多困境挑战，主要表现为绿色科技创新不足、生态治理体系不完善以及公众生态意识薄弱等现实困境，进一步阻碍着生态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一）技术困境：绿色科技创新水平不足

受传统的现代化模式驱使的科技创新以经济利益为中心，逐渐背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友好理念，酿成了不可挽回的生态危机。因此，为了推进中国式生态现代化，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必须解决科技创新受传统现代化模式驱使的弊端，促使科技创新的生态转型，提升绿色科技的创新水平。在促进绿色科技创新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阻碍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生态转型。一是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意识缺位。我国的绿色科技创新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起步晚，企业通过绿色科技创新获得直接收益难度大，致使企业对绿色科技创新的投资意愿低下。二是政府对绿色科技创新的激励、补贴力度有待加大。政府对企业在绿色科技创新方面的激励程度不够会影响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补贴力度不强也会影响企业获得外界的关注度与资源支持度，进而打击企业的绿色科技创新积极性和持久性。三是绿色科技创新的政策协同机制有待完善。当前，我国在对企业绿色科技创新发展方面的研究和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相关的协同机制还未完全建立起来，导致企业绿色科技创新难以形成叠加效应。

（二）制度困境：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有待完善

制度因素在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变革，我国通过前所未有的频率出台相关制度，并以严格的监督与执法措施，积极推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从而促进了环境质量的快速改善。但是，依然存在结构性、根源性以及趋势性压力，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还存在诸多深层次问题。一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实践合力有待提升。我国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总体框架和具体目标，但是制度建设与制度落实之间存在壁垒，难以形成互利耦合的联动效应，进而影响到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政策性红利的释放和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二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法律法规有待健全。在具体实践中存在诸多倡导性规定、原则性要求等现象，进而导致相关法律法规的监督、检举权利在行使过程中受到损害，削弱生态文明制度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建设效果。三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监督落实有待加强。我国现行的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体系在具体的实践中，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严重缺位，甚至存在包庇、虚报、推诿等违法违规问题，这导致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措施落实不到位、治理效率低下、环境保护成效难以显现。

（三）观念困境：生态文明意识宣传教育缺位

生态文明意识事关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与美丽中国目标的具体实践。202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强调，“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增强全民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5]这为生态文明意识的宣传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但是随着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飞速发展，生态文明意识的宣传教育工作在诸多方面存在明显缺位。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被狭隘的理解和认知所限制。人类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常常忽视了自然界的整体性和复杂性。这种狭隘的看法不仅导致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也使得人们在与自然的互动中失去了对自然应有的尊重与敬畏。在这种狭隘的意识观念引导下，公民对生态环境的责任感逐渐弱化。一是生态知识匮乏导致生态意识层次较低。当前，我国大部分公众对于生态文明的了解局限于自身日常生活相关的领域，加之传播媒介中混杂的理论知识参差不齐，会对公众造成认知混淆，易出现认知简单化、感性化、主观化和极端化现象。二是公众的生态环保主体责任感缺失。正如费孝通在“差序格局”概念中所指出的，社会关系是私人联系的叠加。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当个人利益与公共环保行为发生利益冲突时，公众会把自我利益置于首位，把生态环保的责任寄托于他人的行为改变和公共部门的措施善后。

三、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优化路径

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所经历的每一个阶段，其背后都存在着主导性的技术范式与理念范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6]在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动荡形势下，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弊端逐渐显露。人类在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的过程中，不能囿于西方现代化的迷思之中，而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不断创新技术、制度、思维来探寻高质量绿色发展新路径，促进人类现代化的生态转型。

（一）技术为基：不断推进绿色科技创新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与科技创新密切相关。科技创新既是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稳固基石。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科技创新一直在不断塑造和提升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也深刻改变着人与自然的关系。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在不断演化，相继经历了依附、共存与对立的状态。为了改变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状态，我国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它的实现需要以绿色科技为支撑，不断夯实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绿色技术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加强科技支撑，推进绿色低碳科技自立自强，把应对气候变化、新污染物治理等作为国家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重点领域，狠抓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施生态环境科技创新重大行动，培养造就一支高水平生态环境科技人才队伍，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7]这为我国解决绿色科技创新难题，推进绿色科技创新工作明确了方向。

一要加强企业间的联合，降低企业自担风险，激发企业的自觉意识和创新能力。绿色科技创新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单靠企业自身力量无法承受市场的风险和后续研发成果的转化。可以将关联企业的优势资源集聚起来，进一步降低企业担负的风险，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同担，提升企业在绿色科技创新方面的研发能力和积极性、主动性。二要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依靠企业自身力量无法推进绿色科技创新工作的进步，政府可以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适当向绿色科技创新企业给予政策支持；通过税收、信贷、财政补贴等方面的减免、优惠来激励相关企业，提升企业在绿色科技创新方面的主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三要完善绿色科技创新体系。绿色科技创新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完备的体系来支撑，这个体系涉及诸多方面。因此，我国可以构建一个相对完备的产学研结合机制和多元主体协同发展体系，明确企业、科研院所、政府等各个主体的职责所在与工作内容，进一步提升绿色科技创新机制的完善度，促进绿色科技创新的良好发展。

（二）制度保障：完善生态文明制度

生态文明制度的不断完善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生态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时着重强调：“要健全自然垄断环节监管体制机制，强化制度设计，完善监管体系，提升监管能力……要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制度体系，以保障生态功能和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推动实现生态环境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8]这些论述进一步丰富了我国生态文明制度的体系框架和科学内涵，为我国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作用。

一要加强相关制度的制定和落实，健全生态环境的前期保护、修复和后期治理、补偿机制。一方面，贯彻“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对于生态环境危机的解决要防患于未然，以生态保护理念的树立把污染行为和后续问题制止于萌芽之中。设立生态环保专人负责制，切实履行监管任务，对于破坏环境的问题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解决。另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生态环境治理和补偿机制，加强制度、法律、村规民约之间的有效联结，凝聚生态环境的治理合力；根据已颁布实施的生态补偿机制，完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明确各个主体的权责，强化目标协同、多污染物控制协同、部门协同、区域协同、政策协同，不断增强各项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二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9]加紧完善与生态环境政策的法律配套，扩大和明确生态环境保护的参与主体、责任主体，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环境问题的法治惩戒威信，使其成为环境保护治理不可逾越的一条红线。三要加强环境治理的监管。以往的生态环境问题治理中存在“上传下不达”现象，严重削弱了生态环保政策的有效落实，也阻碍生态文明建设机制的有效运行。因此要完善监督机构，分区域划分落实生态环境治理任务并层层压实，做到各司其职、权责明确，保障环境监督执法相关部门执法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三）思想引领：加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宣传教育

“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10]生态文明制度的落实需要以人与自然关系发展规律的把握为基础的生态理念的引领，需要不断提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宣传教育，促进生态文明制度的真正落实，以此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一要加强生态文明理念的宣传，尤其是针对当前生态文明意识层次低、内容体系匮乏等问题，环保宣传教育工作应该扩大知识面，加大宣传广度与力度。宣传工作要多渠道进行，既要利用传统的宣传媒体，也要充分利用新兴的传播媒体；宣传方式也要多样化，多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以此更好地号召民众融入自然，使环境保护能够“发乎于情”。此外，还可以针对不同的利益群体，采取不同的环保宣传教育手段。如对于受教育水平低，较不容易接受新观念的农村民众，利用与其息息相关的利益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因势利导，利用村民委员会，加大环保的宣传力度。对于尚处于人生萌芽期的学生，把环境教育作为学校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利用各种教育手段让生态文明意识扎根于每个学生心中。二要培养科学的生态价值观，增强公众的生态责任主体意识。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中衍生出的“内在价值论”和“工具价值论”，前者主张自然价值的独立性，脱离“关系性”的本质，容易陷入“神秘主义”的陷阱之中；后者主张自然要为人类服务，这会导致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肆意开发，最终酿成不可持续的困境。因此，要摒弃这两种价值观，在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基础上培育新的生态价值观，使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由偏执转为理性，实现思维方式的真正提升，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凝聚精神力量。

总之，世界现代化进程依然在继续，生态环境问题仍然存在，它既影响着人类健康，又阻碍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化解生态环境危机任重道远。在当今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人们越来越渴望寻求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核心特点在于它能够为人类的进步提供持久的支持，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短期或局部的援助和关注上。单一的、短期的解决方案无法真正满足人类面临的深层次挑战。为此，我国积极探索和寻求一条长远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不仅关注当下问题的解决，更重视未来发展潜力的发掘与持续推动。在寻求新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中国通过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理念为助力整体现代化，实现永续发展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案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11]这一方案兼顾技术、制度、思维等多个层面，既科学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又给出相应的解决措施，这对促进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增进民生福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也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J].求是,2021(09):4-18．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99.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244.

[4]习近平.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生态文明迈上新台阶[N].人民日报,2018-05-20（01）.

[5]全社会行动起来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EB/OL].（2023-08-16）http://hb.people.com.cn/n2/2023/0816/c194063-40532850.html.

[6]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16(01).

[7]习近平.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N].人民日报,2023-07-19(01).

[8]习近平.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健全自然垄断环节监管体制机制[N].人民日报,2023-11-08（01）.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95.

[11]周成.中国式生态现代化：源流考释与理论建构[J].青海社会科学,2023(04):21-32.

（作者系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易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