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巴黎公社作为以无产阶级为革命主体、联合人民群众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而建立的政权，提供了宝贵的政治遗产。巴黎公社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并确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武装军备，颠覆资产阶级官僚等级制度并树立人民公仆原则，产生了丰硕的实践成果。巴黎公社由诞生到失败的奋斗历程客观上提供了重要经验启示，即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革命领导权的政治原则与牢固确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阶级斗争的思想原则。巴黎公社运动的革命创举所留下的政治遗产，对于新时代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打造廉洁政党与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巴黎公社；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1]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并就此提出了“贯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2]等一系列政治实践原则。这一重要论述重申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要义。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而言，要深切领会全会所提出的政治原则，从而全面贯彻其实践要求，必须紧密结合经典文本，回溯重大历史事件，从经典作家的科学论断中寻找答案。在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史上，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政权的首次尝试，它尽管已不复存在，但其彰显出的无产阶级政治智慧与创新性政治实践，无疑是宝贵的政治遗产。经典著作《法兰西内战》深刻阐释了巴黎公社运动中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革命创举及其历史意义，“这一著作揭示了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是后来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的”。[3]鉴于此，通过诠释这一经典文本的理论精髓，在此基础上考察巴黎公社的政治原则，进而使这些伟大的政治遗产在中国式现代化具体实践中熠熠生辉，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价值。

一、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政治实践成果

在法兰西内战爆发前夕，法国社会深陷严重的危机之中。在政治上，普法战争失败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日渐暴露出反动本性，对外屈膝投降，将巴黎拱手让与普鲁士，对内实行残酷的阶级镇压，激起人民群众的愤怒与反抗；在经济上，由于受到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法国的国内生产和对外贸易遭到了沉重打击，而控制法国经济命脉的金融资本家加剧对人民的剥削，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在内忧外患之下，巴黎爆发了人民起义，巴黎公社就在此过程中应运而生。巴黎公社革命作为一场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阶级斗争，产生了丰硕的政治实践成果。

（一）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

巴黎公社最伟大的创举就在于建立了以工人为革命主体、以人民群众为根基的无产阶级专政。早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马克思就判定，既往的一切变革都建立在旧有的国家机器之上并使之不断巩固完善，各统治阶级从中争权夺利，“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胜利者的主要战利品”。[4]旧国家机器是资产阶级镇压人民、剥削工人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要实现自身和全人类的解放，就必须将之摧毁后建立不同性质的政权。巴黎人民群众同工人阶级一道创立的巴黎公社，正是践行了这一思想，焕发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磅礴力量。“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5]

在巴黎人民建立公社后即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公社委员会，这支由无产阶级组成的队伍掌握政权并制定了一系列民主政治原则。具体而言，公社在政治体制上确立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但与资产阶级三权分立架构的显著区别在于，公社委员会集立法权、行政权于一身，实行统一领导。在立法权上，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委员会并非资产阶级代议制机关，而是由直接选举产生，代表群众利益，大多由工人组成，工人阶级利益也由此得到国家权力的保障；在行政权上，公社委员均通过自下而上的全民选举产生，负责日常事务与管理，直接对人民负责，实质是工人阶级的政权机关；在司法权上，司法机关同样以全民选举的方式产生，“法官的虚伪独立性被取消……法官和审判官……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罢免”。[6]从而确保司法的民主性。这些伟大的革命创举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赞扬，他指出，打碎既有的官僚机器“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7]巴黎公社摒弃了旧的政体，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实现了真正的民主革命，开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先河，也为人民民主专政指明了方向。

（二）建立人民武装军备，由无产阶级统一领导

时刻保持斗争意识，与资产阶级殊死搏斗，正是工人阶级的历史主动性所在。鉴于此，巴黎人民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后就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改革，首要措施就是废除旧的常备军、警察制度和募兵制度，建立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武装军备。

这支巴黎公社人民武装军备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是由国民军改建的、由无产阶级和公民组成的群众军队，广泛吸纳人民群众入伍，例如《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战斗纲领》规定，“凡十七岁至三十岁的巴黎男子都编入现役国民自卫军，凡三十岁至四十岁的巴黎男子都编入第一后备役国民自卫军”，[8]工人阶级仍然是主体力量。第二，军队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原则，废除资产阶级式的等级制和官阶制，“每个连应选出不分军阶的三名代表组成营小组，区的各营小组应选出两名代表与各营营长一起组成军团委员会”，[9]各级官员都由选举产生。第三，以中央委员会为唯一政权机关，无产阶级对军队实行绝对统一领导，实现了无产阶级的军队、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三统一”，并坚决打击军队内部的贪污腐败与对外的强取豪夺。马克思充分肯定这些举措，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赢得自身解放的权利”，[10]而掌握对“无产阶级大军”的领导权是不可动摇的原则。可见，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武装军备在巴黎公社那里已初具规模。

（三）领导队伍化身人民公仆，保障人民民主

巴黎公社作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政权，摒弃了资产阶级式的国家领导，颠覆了根深蒂固的官僚等级制度，树立了人民公仆原则。“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1]因此，公社实行“全体成员参与”的普选制。毋庸讳言，普选制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首创原则，却只是为了给通过选举登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代表者披上合法的外衣，根本目的是维护资本家的利益，而资产阶级向来引以为豪的民主、自由、平等政治原则无法响应广大人民诉求，虚伪面纱之下的国家机关实则作为资产阶级统治与钳制民众的工具凌驾于人民之上。恩格斯对此嗤之以鼻，揭露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关“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12]与之相反，巴黎公社确立起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原则，充分保障人民权利，打造了一支人民公仆队伍，这一创举的伟大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巴黎公社确立的无产阶级普选制，赋予人民群众直接选举的权利，获选者大多为工人，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人民能够对公职人员进行充分监督和自由改选。第二，公社规定公职人员工资与工人等同，“取缔国家寄生虫的非生产性活动和胡作非为，从根源上杜绝把巨量国民产品浪费于供养国家这个魔怪”，[13]从而极大地修正了官僚主义和腐败作风，建立起了真正为人民服务的领导集体。第三，公社的民主制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广泛利用教堂、集市等活动场所，为民主提供便利空间，营造良好氛围，公民可以通过信访、舆论、群众组织等途径实行监督。这样一来，国家公职人员成为了人民公仆和勤务员而不再以主人自居，人民能够直接参与国家管理事务，当家作主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可见，巴黎公社产生了诸多革命性、开拓性的政治创举。一方面，公社不再是剥削阶级的工具，而是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让人民群众领导国家政权，领导队伍化身人民的公仆；另一方面，公社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同时也吸纳了民主集中、群众自治、权力分立与监督等合理内容。马克思评述，这些颇有建树的尝试，“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14]为实现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基础。

二、巴黎公社关于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经验教训

遗憾的是，巴黎公社作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次伟大尝试而登上历史舞台，但仍以失败告终。相关研究者普遍认为，巴黎公社之所以昙花一现，一方面是因其不敌于正处于上升期的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是由于尚不成熟的法国工人阶级缺乏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但历史地分析，公社的失败是由客观条件与主观因素的不成熟所导致的，偶然性中隐含着某种必然性，也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政治上和思想原则上的经验教训。

（一）政治原则维度：未确立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形式

巴黎公社运动固然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但此时的无产阶级斗争还带着一定的自发性，公社运动尚未由一个先进的、自为的政党组织形式来进行领导。实际上，巴黎公社委员会成员中混杂着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立场上的不统一直接导致了政治领导的松散，无法为公社的革命斗争提供坚实的政治基础。政治上缺乏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为革命中暴露出的若干问题埋下隐患。诸如“公社把法兰西银行视为神圣，而在其大门外毕恭毕敬地伫立不前，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15]领导者们在危难时刻出现动摇，对资产阶级表现出妥协，资产阶级反动派乘虚而入。归根结底，公社委员会实质是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并非具备权威领导力和执政能力的政党机关，即便拥有国家政权也终究难当大任。

巴黎公社的失败在政治上的教训不仅惨痛，同时波及甚广。诸如风靡一时的政治冷淡主义坚称，工人阶级无需形成一个政党，不但应当拒绝参与政治事务，还应摆脱阶级斗争思维定式；倘若工人阶级诉诸暴力斗争、建立工人们的政权，这就是工人们为满足一己私欲而“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的表现。[16]“工人应该袖手旁观，不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参加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上面……工人应该像虔诚的基督徒那样，相信牧师的话：抛弃一切尘世的幸福，一心一意渴求升入天堂……工人阶级应该像一群饱食的绵羊那样，温顺有礼。”[17]对此，马克思予以辛辣的讽刺和尖锐的批判：“如果这些政治冷淡主义的圣徒们说得这样露骨，那么……工人阶级会把这看做资产阶级空论家和腐化堕落的贵族对他们的侮辱。”[18]政治冷淡主义不过是腐朽的资产阶级和没落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

时至今日，这些反面素材早已在诸多经验教训面前黯然失色，但也指向了一个无从否认的事实：倘若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未得到牢固确立，一旦对资产阶级寄予幻想而放弃革命原则，就绝不可能形成足以与资产阶级抗衡的有力组织，一切努力都注定是徒劳无功。不言而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自始至终是革命事业得到保障的首要前提。

（二）思想原则维度：未贯彻马克思主义革命斗争思想

在巴黎公社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尚未贯彻到底，各种庸俗思想充斥其中而阻碍着革命。其中，布朗基主义与蒲鲁东主义尤其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布朗基派作为空想的革命冒险主义者，拒斥一切经济社会的改革和人民群众的发动，幻想仅通过少数精英的密谋活动而不是科学的革命理论就可以实现革命、达到社会主义。蒲鲁东派作为小资产阶级和小手工业者的乌合之众，又分为左右翼两派：左翼分子虽然同意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和打击，但空谈不切合实际的理论原则，无法为革命提供有力的措施；右翼分子则拒绝采取一切革命的手段消灭资本主义，反对夺取资产阶级的政权和物质财富。

资产阶级所谓的人道主义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侵蚀着革命队伍。例如，在巴黎公社运动爆发前夕，由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创立的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的“人道教”和“实证主义学会”风靡一时，强调人类“爱和同情心”的“共鸣”和抽象的科学实证精神，为资产阶级学说、人道主义和宗教思想代言，这“同我们所理解的人民政权的思想毫不相干；这种哲学追求的只是以新的等级制度来代替旧的等级制度”。[19]实质是捍卫独裁者、资本家和等级制。

在上述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下，本就缺失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武装的革命队伍便力不从心，在对抽象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渴望和对敌人的宽容中陷入了“空想”，在紧急时刻往往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和“道德的束缚”而为难，“既没有及时的向革命的大本营凡尔赛进军，没有乘胜追击，错过了有利时机，又没有及时建立革命专政，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反以温和审慎、避免夺权嫌疑来沽名钓誉”。[20]事实上，正是由于在思想理论上无法坚持彻底的、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立场，各种不良思想才乘虚而入。因此，诚如列宁所言，“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意识形态”。[21]在思想理论上无法全面贯彻马克思主义，革命队伍必然遭到破坏，公社的失败在所难免。需要谨记的是，无产阶级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矢志不渝地朝着共产主义理想顽强奋斗才是应当确立的思想路线。

三、巴黎公社革命中政治遗产的当代价值

巴黎公社固然由于政治上、思想上等错综复杂的因素而夭折，但毋庸置疑，“公社是旧的、法国特有的社会主义的坟墓，而同时对法国来说又是新的国际共产主义的摇篮”。[22]巴黎公社不仅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一系列政治原则，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坚持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打造廉洁政党与坚守理想信仰，提供了新的启示。

（一）确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开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首要前提

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仅是巴黎公社留下的深刻经验，也是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伟大斗争的根本保障。历史地看，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往往在曲折探索中渐渐得到深化——概观巴黎公社运动，缺乏真枪真刀磨砺、在政治实践斗争上不成熟的无产阶级尚处于起步阶段和自发状态，难以维系一个紧密联合的政党性组织。作为领导集体的公社委员会包含布朗基主义和蒲鲁东主义领导者，这就注定会破坏无产阶级的领导；在俄国革命中，以马尔托夫为魁首的孟什维克者扬言无需建立集中的领导性政党，党员只需对党内事务保持关切和参与，这一错误思想极大地干扰了革命路线；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稚嫩的中国共产党正是放弃了领导权，才在国民党反革命政变中损失惨重。因此，历史上诸多教训表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推动事业发展和开展各项建设工作，都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发扬无产阶级政党的高度的革命热情、强大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全局性思维，建立“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的格局，才能无往而不胜。

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抵御列强侵略、抗击封建势力、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和国家富强的道路上，克服无数险阻，始终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推进各项事业的成功开展，领导全国人民上下一心，不断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革命事业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因此，无论是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还是中国道路的成功事实，都印证了只有在一个先进的、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才可以化解重大风险、面对重大挑战、坚持正确方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23]

（二）筑牢马克思主义伟大信仰是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基础

巴黎公社的另一重要启示就是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信仰上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它正确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指出了解决现实矛盾、实现自由解放的科学途径，确立起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具有深厚的理论价值；在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地为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不失为引领无产阶级政党革命与建设的重要法宝，也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24]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地位。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立场，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就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立场和党性修养划清与反马克思主义及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正如列宁所言，“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25]在此，列宁所谓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立场，作为阶级社会中最具有革命性的无产阶级，更应该保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为革命斗争实践提供思想力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不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26]重申了“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要求。[27]因此，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想，树立自身的哲学思维和阶级立场以指导革命斗争，才能在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

（三）坚守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是维护社会主义事业的必要保证

打造廉洁政党，忠于人民，保障无产阶级的先进性纯洁性，是巴黎公社彰显的民主政治原则。“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28］在人民立场上，巴黎公社确立起人民民主原则，人民以自由选举、随时撤换的方式对公职人员进行管理和制约，公社机关和公职人员真正处于人民监督之下，从而实现权力的合理行使、为民所用。返本开新，巴黎公社的民主机制和人民公仆原则提供了镜鉴，彰显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贯彻的为民情怀，诠释了领导干部应坚持的廉洁奉公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确立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打造廉洁政党，完善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彰显出勇于自我革命的斗志。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发扬巴黎公社的上述政治原则，切实保障人民的选举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不仅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廉政建设的题中之义，也可以有效避免将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或领导者神化而滑向个人崇拜和官僚主义。同时，在执政队伍建设上以经济问题为抓手，限定公职人员的工资待遇，可以避免收入悬殊，打击贪污腐败之风，杜绝对升官发财的痴求。但客观地讲，我国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公职人员也理应获取合理报酬，只有一方面推行恰当的收入分配和激励机制，另一方面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对叛离党和人民的腐败分子严加惩处，才能在对权力进行制约的同时真正培养人民公仆，使领导者忠于人民、真正维护人民利益，保证无产阶级的纯洁性。

综上所述，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斗争只是在机会绝对有利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29]换言之，巴黎公社运动是各种历史因素交互作用下的产物，而历史的发展往往呈现出难以预料的偶然性和曲折性。置身历史的视野，巴黎公社革命从如火如荼到匆匆落幕，是时代的特定性、环境的偶然性与历史的必然性交织作用的结果，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与政治遗产将永垂不朽并为时代所不断赋予活力。在历史的昭示下，巴黎公社的伟大创举直至今日依然得到了思想理论界的回望，同时在当代实践中日益迸发着蓬勃伟力、照亮着历史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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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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