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成逻辑、内在理路与意义叙事
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聚焦全球生态治理问题,形成了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系列论述。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中国化阐释与对中国传统天人观念的时代化转换中,在文明形态更迭背景下对时代命题的有力回应。其理论体系逻辑结构严密、思想内涵丰富,回应了理论基础、主要意涵、基本原则和行动方式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为中国参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为全球生态治理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具有重大时代价值。
关键词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文明兴废系于生态兴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世纪之问,[1]在生态建设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其间,聚焦全球生态治理的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2]作为新时代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新理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以其特有的全球视野与人类关切,兼具“生态”与“外交”双重特质,引致学界关注。
一、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成逻辑
“成熟的理论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3]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重要论述,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继承丰富中,在对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创新发展中,在文明形态更迭的新的历史方位下,对如何更高质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理论创造。
(一)理论逻辑: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中国化阐释
关于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论述虽未直接出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之中,但他们生态思想中的相关内容确为实现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设置了价值目标、揭示了历史必然并指出了践行路径,这些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形成提供了根本的理论旨归。
其一,为实现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设置了价值目标。马克思、恩格斯秉持物质第一性的根本立场,对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自然界与物质具有概念上的同一性。以此为基础,克服了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局限。一方面,强调物质第一性,指出人类世界来源于自然界,自然界为人化世界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并非被动的存在于自然界之中,而是创造性的对自然界进行着延伸。在此意义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现,需要在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寻求平衡,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由此,得出如下关系定位:“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4]进而吁求人类与自然界以内在统一状态达到和谐共生。
其二,揭示了实现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必然。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较之西方传统生态观的进步在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创造性重塑。生态问题根本而言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正如马尔库塞所揭示的那般,“必须随时随地同现存制度所造成的这种物质上的污染做斗争,这正像必须同这一制度所造成的精神污染做斗争一样。使生态学达到在资本主义结构内再也不能容纳的地步,就意味着开始超出在资本主义结构内的发展”。[5]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从自然(史)的角度进行了完善与超越,他强调“不要对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沾沾自喜。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侵占,终有一天会迎来自然的报复”。[6]以“自然报复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以实现世界范围内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提供了必要性论证。
其三,为实现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践行路径。面对“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7]的现实困境,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论述道:“人的本质并非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继承和发展”。[8]没有任何人可以孤立于社会而存在,自然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孤立于世界而存在。只有处在社会的场域下,身处社会的连接中,人与自然的统一才有可能达到,“自然界的真正复活,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9]才有可能真正达成。以此为基础,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探索随之而生。
(二)文化逻辑:对中国传统天人观念的时代化转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天人观念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赓续有着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尊天重道”的基本观念和对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思想沃土。
“我们的民族确实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10]对土地的眷恋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绵延不绝的“乡愁”。民之大事在于农,农是中华文明的立根之基,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色之所在。与自然活动紧密相连的农耕文明塑造出了中华民族“顺时而为”对于天道的崇拜。这种尊崇是对人类自我渺小的充分认知。在敬畏中不违天命,在尊奉中顺应自然,因为“以为百姓力农,然不能使禾冬生”。[11]然而物极必反,这种敬畏一旦过度,“由畏生怕”,便使得盲目迷从下剥离了人类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使之成为一种机械的服从。鉴于此,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取其敬、去其畏,在对“尊天重道”思想的批判继承中确立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相处之道。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平等观为理念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价值遵循。“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12]诞生于封建社会制度下的平等观念,主张物种平等性与代际平等性,将对自然的过度开发视作一种短视行为。虽始终有着囿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但其作用于民族智识空间的隽永影响力不容置喙。镌刻于中华民族的思想基因中的对于平等的价值追寻,以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中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制定了重要的价值遵循。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系列论述亦赋予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平等观以新的时代内涵。
(三)现实逻辑:在文明形态更迭下对时代命题的有力回应
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两相对立,甚至陷入越发展越对立的困局。如何应对工业文明下的发展困局成为亟待解决的时代命题。应时而生,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向人类世界贡献了中国答案。
国内层面,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新的时代命题。在过往谋求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中国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只是这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巨大的资源消耗为代价的。一方面,所取得的发展成果为实现共同富裕夯实了物质基础与现实条件;另一方面,也遗留了发展方式粗放、生态问题频发等历史问题。推动新时代经济发展的高质量转型离不开一场深刻的发展观念与建设路径革命。“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关系到所有人的生活,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人类和自然界的矛盾。”[13]
国际层面,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是对新时代文明形态迭代的现实要求的回应。伴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日薄西山的工业文明引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系列生态危机既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矛盾的折射,究其本质来说更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矛盾的产物。”[14]“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15]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一方面明确在生产力发展不充分的工业文明初期,产生不了生态文明;另一方面指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并非简单的生态保护问题,而是深层次上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变革,它的实现是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双重和谐状态的追逐。
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理路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内生于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历程,其内涵特征鲜明、基本原则坚定,并探讨了可能的践行路径,构成了清晰全面的内在理路。
(一)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内涵
1.以“合作共赢,公平合理”为建设目标。伴随着气候变化与经济、减贫、健康甚至安全等领域的全球性挑战愈加深刻地交织在一起,全球气候变化面临困局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面对气候变化的威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独善其身。”[16]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明确将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作为世界各国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奋斗目标,强调人类在生态问题面前无国籍之分。众力并,则万钧不足举,世界各国共同行动、自觉承担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的责任与义务是解决全球生态问题的必然之举。
2.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理念。“世界表现为一个统一的体系,即一个有联系的整体,这是显而易见的。”[17]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重点在“共”。所谓共商,即各国通过共同协商,在深化交流间加强各国之间的互信,共同商讨解决之道;所谓共建,即各国合作共建,分享先进生态理念,扩大共同生态利益,从而形成互利共赢的生态共同体;所谓共享,即各国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平等的分享权利与平等的生存机会,共享世界生态文明建设成果。这要求世界各国以整体性视野全面、深刻、立体地看待,在共同合作的共同体构建中建设生态文明。
3.以“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为发展路径。欲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革新传统经济发展路径以形成绿色发展方式是关键。“人类需要一场自我革命,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地球。”[18]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大力推进能源革命,全面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积极构建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以共同行动促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不要一味的掠夺大自然,不但要利用和发展这些资源,还要和民众解释政策背后的深层含义,使其愿意对自然进行保护和修复。[19]
(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
1.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独占性,这些共同决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民属性。恩格斯曾指出“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20]而所谓“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实现离不开对作为下限的生存的权利与作为上限的发展的权利的看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葆有的“人民至上”品格亦贯彻于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这具体表现为对“以人民为中心”原则的强调与追求;对人民群众的力量充分认识、充分肯定、充分发动;以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奋斗目标。
2.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建设全球生态文明在进行责任划分时既要确保“量”的公平,也要遵循“质”的公平。既要确保“现世”的公平,也要遵循“历史”的公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不同国家的发展脉络不同,但是发达国家需要在生态保护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他们给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远超过中国。在这种情况下,采用统一标准进行规制难免有失公平”。[21]这意味着建设全球生态文明在任务制定与分配时应当以各自历史责任和现实能力为考量,追求实质意义上的公平参与。
3.坚持“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原则。拒绝以政治考量绑架生态问题,是切实推进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严正声明的立场。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无差别地“席卷”每个国家,而在这项国际事业中引入地缘政治议题,使气候议题成为政治博弈的工具,将会对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集体行动产生不可逆的负面影响。世界各国应当“要携手合作,不要相互指责;要持之以恒,不要朝令夕改;要重信守诺,不要言而无信”。[22]任何将气候问题作为实现政治博弈的工具与庇护本国利益“噱头”的行为,只会削弱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环境问题治理的合作信心,降低世界各国共同解决环境问题的合作效率。
(三)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践行路径
1.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准绳。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环境问题治理格局加速变革,应当毫不动摇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持联合国主渠道地位”。[23]同时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离不开法治与秩序,因而推进国际生态关系法治化便显得合理且必要。这需要“以国际法为基础,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有效遵守和实施国际规则,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使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更加公平合理”。[24]
2.发挥大国引领作用践行多边主义。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两国分别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全球气候问题上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一方面,主张中美两国跨越意识形态差异,以气候治理方面的共识为合作基础,发掘两国在气候方面的可合作领域。切实发挥中美两国在气候合作的重要大国作用,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另一方面,世界各国应当“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25]
3.科技创新赋能应对气候变化路径。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新情境提出的新理念,而“旧有的行为方式无法解决当前的问题”。[26]应对气候变化,加快推动科技创新是关键。应当“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击破重点问题。主动引入以大数据为代表的各种高科技技术手段和设备,推动气候变化的学术研究。提高创新的驱动力,让低碳经济成为转变生产消费方式的枢纽。在能源、建筑、交通等领域,要积极引入各种新技术,确保战略性减排不会对这些发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强化脆弱领域的抗风险能力,为气候适应型经济的发展做好铺垫。[27]
三、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叙事
习近平总书记就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系列论述,在实现全球气候治理以及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为实现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中国经验
中国拥有幅员辽阔的国土面积。地理条件上,广博的空间与复杂的地形相叠加产生了极尽丰富的地质结构。气候条件上,从大陆性气候过渡到季风性气候,气候类型多样。同时,纵向看来,几千年的耕作历史使得土地在高强度的人类干扰下,较早出现了生态退化问题。千余年的环境治理历程涵盖了丰富多样的环境问题样本,国人应对人与自然矛盾经验颇丰。共时性因素与历时性因素交织,使得我国的生态环境具有世界范围内的典型意义,中国经验亦具有世界范围内的参考价值与可推广性。
(二)为实现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全球生态治理”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形成并丰富了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与外延。2015年,参加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时,习近平主席在一般性辩论环节对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首次完整、明确的论述。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体系化、规范化的论述,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六条基本原则(其一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其二是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其三是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其四是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其五是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其六是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六,赋予了它新的历史高度。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人民前途所在,对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进行了精准阐述。[28]这些坚持与主张,是对人类经济社会实践经验的提炼升华,为处于关键节点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三)为实现全球气候治理注入了中国力量
中国一以贯之地以积极姿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探索符合国情的低碳发展道路。作为世界格局中的重要一极,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对全球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中国还勇担大国责任,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各国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环境治理的国际帮扶方面,中国认真落实气候变化领域南南合作政策承诺,支持发展中国家一同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在环境治理的国际合作方面,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建设实践中加强与相关国家的互助合作,并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前主席穆尼尔·阿克拉姆称赞“这不仅是发展中国家,而且是整个世界都非常欢迎的举措”。[29]这些努力为维护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了中国力量,推动了共建全球生态文明愿景的实现。
中国共产党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共同体思想的发扬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的朴素天下观的继承中,将中国置于世界格局与人类文明中看待,创新性提出了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是对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便始终葆有胸怀天下的人类情怀的贯彻。这不仅在理论层面创新性地回答与归纳了国际社会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系列挑战,更在实践层面走出了一条具有人类视野与人类情怀的中国式的生态环境治理道路,为全球环境问题治理的实现贡献了新的可能,打破了西方国家傲慢的“人类中心论”式发展道路的垄断,为人类社会如何真正意义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科学永续地建设全球生态文明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实践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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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孟加拉国]穆罕默德·阿斯拉夫·阿拉姆.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09-11(03).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张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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