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内核，承载着治国理政的根本价值导向，而意识形态这一功能得以实现的一个关键途径就是教化。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及其教化作用的思考，深受黑格尔影响。黑格尔认为教化即精神的自我异化，在自由的自我意识的形成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通过对黑格尔教化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改造，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教化的阶级性和虚假本质。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教化异化为对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规训，只有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才能构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阵地，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

关键词  意识形态；教化；异化；历史唯物主义

引言

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思想家特拉西创制，目的是摒弃宗教、形而上学以及其他各种传统权威的神秘观念，进而在感觉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一种观念的经验科学。特拉西对宗教的激烈批判与拿破仑重建宗教、恢复帝制的意图发生了冲突，拿破仑指责包括特拉西在内的意识形态家们为“空想家”，认为他们是法兰西宗教和国家的破坏者。和拿破仑一样，马克思也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当然二者的出发点完全不同，拿破仑出于复辟帝制的目的，对意识形态家们采取镇压态度。而马克思则是为了揭露资产阶级的虚假意识，强调意识形态的实质是资产阶级通过教化，所形成的一套与现实相颠倒的意识形式。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赋予意识形态以不同于法国传统的全新内涵，很大程度上受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影响。黑格尔历史地探讨了意识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形式，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教化对于各种意识形式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黑格尔对意识形态及其教化本质的分析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一、黑格尔的精神教化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很少直接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谈及意识形态时，黑格尔使用的是“die Gestalten des Bewubtse-

ins”或“die Gestaltungen des Bewubtseins”，主要指意识的形态或者意识的诸形态，亦即意识在发展过程中，所采用的各种各样的形态，诸如宗教、道德、伦理等。精神现象学以意识发展的各个阶段为具体研究对象，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意识发展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意识形态，每一个精神的现象就是一个意识形态。所以尽管黑格尔几乎没有使用意识形态这一特定概念，但是其精神现象学对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相对应的意识形态做了深入的分析和说明，尤其是对异化了的现实世界的分析，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一）启蒙的抽象性及其克服

在《精神现象学》第6章中，黑格尔将精神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伦理（真实的精神）、教化（自身异化了的精神）和道德（对其自身具有确定性的精神）。其中，“教化”处于第二阶段。在没有经过教化之前，精神处于伦理阶段，在这一阶段，个体与社会是同一的，人们生活在和谐、充满崇高精神的伦理实体中，神的规律支配着个体的精神。黑格尔认为“伦理王国在它的持续存在里始终是一个无瑕疵、无分裂而完美纯一的世界”。[1]但是在伦理阶段发展过程中，伴随着主导性的神的规律，人的规律也开始作为自我意识的形式起作用，并与伦理原则发生冲突。随着个体与伦理实体的冲突不断加剧，以原始和谐精神为核心的伦理实体不断走向解体，产生了以平等人格为特征的法权状态。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将从法权状态开始的现代世界称为精神的教化（Bildung）阶段。Bildung一词在德语中有教育、教养、文化等含义。在黑格尔看来，教化主要是指人通过教化脱离了自己的自然状态和天性，形成了一个与原初世界相对立的教化世界。

在教化世界中，个体人格成为现实的效准。启蒙运动以来，个体不断诉诸主体自身的理性，力图确立一种绝对的主体性原则，从而为主体的行动提供规范性和合法性基础。但是启蒙的这种努力使得整个现代性的基础被深深扎根于主体性之中，黑格尔认为这种主体性的形而上学不仅不能实现人的自由，反而造成了现代社会的分裂状态。通过对启蒙教化最终所带来的现代社会的分析，黑格尔力图阐明两点，一方面，黑格尔承认启蒙高扬的主体性是个体意识寻求自身普遍性的必经阶段，只有历史地把握自我意识异化后所形成的教化世界，才能克服现实世界对于个体意识显现出的异己性。另一方面，从伦理世界中产生的个体所实现的普遍性，实则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这种抽象的普遍性需要向现实的普遍性过渡，而实现这一过渡的关键就在于精神的自我异化，亦即教化。自在的自我意识是一种潜在的、还没有实现出来的本质。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黑格尔指出：“胎儿自在地是人，但并非自为地是人；只有作为有教养的理性，它才是自为的人，而有教养的理性使自己成为自己自在地是的那个东西。”[2]也就是说，在胎儿还未出生之前就已经自在地是人了，但在没有经过教化之前，他还不是人，只有通过教化，在成长中不断实现其作为人的本质，他才能成为他应该是的那个人。所以，只有通过教化，才能将自身普遍的本质实现出来，个体人格的普遍性才具有了现实性。

（二）教化世界及其非现实性

对教化在实现个体人格从抽象普遍性向现实普遍性过渡的论述中，黑格尔着重强调了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的区分。通过自然自我和文化自我的区分，黑格尔意在表明，教化是个体从自然状态走向社会状态的重要途径，经过自我教化，个体就不再是自然的个体，而是社会的个体了。“‘教化’是一个双重的过程，既包括个体的‘社会化’，也包括精神秩序的实现。”[3]一方面，教化是个体实现其普遍性，向社会过渡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教化最终的目的是在精神中完成社会秩序的构建。马克思不赞同这一看法，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将人类历史想象为人通过对自然界的改造而自我创造的过程，其结果就是人的自我创造过程转变为精神的自我创造过程。这样一来，在黑格尔那里，人作为主体就变为自我意识，而自然界作为客体，则变为自我意识的产物，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意识与意识之间的关系。其结果就是黑格尔只能在思想中把握现实世界，而无法真正把握现实世界本身。马克思反对黑格尔将人与自然、社会之间关系神秘化的做法，认为这种做法将历史的发展归结为思维的发展，其结果就是黑格尔将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矛盾神秘化了。“黑格尔既忽视了现实的阶级矛盾，就把社会问题变成了人通过自己的对象认识自己本身的问题，亦即变成了心理学问题。”[4]所以，黑格尔通过教化力图呈现的人的社会化，其结果不过是精神运动的一个阶段，故而并不能成为马克思心目中的人的类存在的现实性。

尽管黑格尔在阐述人类社会历史的过程中，将这一过程神秘化了，但是，其通过劳动范畴对整个人类历史辩证发展过程的探讨，仍然为马克思创立新世界观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曼海姆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才第一次把特定的意识形态观念和总体性意识形态观念结合了起来。只有这种理论才第一次对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在思想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给予了应有的强调。从很大程度上说，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来源于黑格尔主义这个事实，所以，马克思主义才有能力超越单纯的心理学分析层次，并且把这个问题置于更加广泛的哲学背景之中。而通过这种方式，虚假意识这个概念便得到了某种新的意义。”[5]《精神现象学》对意识发展史的研究，对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探讨社会的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关于精神的自我生产理论，从而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形成做了理论准备。

二、马克思劳动教化思想的初步阐发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对精神发展不同阶段所形成的意识诸形态的充满历史感的考察，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前，马克思主要专注于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考察，并逐渐意识到黑格尔的伦理国家并不能真正解决德国现代性的困境，这一困境的最终解决需要诉诸政治经济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之所以将目光转向《精神现象学》，是因为发现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所隐藏的解答现代性难题的经济学答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视作“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6]

（一）劳动的本质及其教化意义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在考察意识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指明了教化对于自由的自我意识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教化的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劳动来实现的。博德在《〈精神现象学〉讲座》中指出：“近代哲学的任何其他著作都没有像这部著作那样，在意识形态的冲突中起着重要作用——只需提及主奴之辩。这里，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还不是关键性的，关键的是意识形态的材料只能从意识本身的教养中抽取。”[7]博德在这里肯定了主奴辩证法对于黑格尔关于意识形态的历史分析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但事实上，在博德那里处于无关紧要地位的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对从主奴辩证法的角度把握意识形态内涵的转变具有深刻的思想史意义。

马克思深刻洞悉了黑格尔劳动范畴对确证人的本质的意义，并通过对黑格尔劳动概念的批判性改造，创造性阐发了其劳动教化思想。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谈到劳动时指出：“劳动是受到限制或节制的欲望，亦即延迟了的满足的消逝，换句话说，劳动陶冶事物。”[8]这里“陶冶”一词的德文对应词是bildet，具有教化、形成之意。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特别强调了劳动的教化意义，劳动不仅能够塑造物品，更为重要的是主体可以在劳动中意识到自身的自主性，从而形成一种自由的自我意识。尤其是在奴隶的自我意识的形成中，劳动所起的作用更为显著。“正是在劳动里（虽说在劳动里似乎仅仅体现异己者的意向），奴隶通过自己再重新发现自己的过程，才意识到他自己固有的意向。”[9]黑格尔通过劳动对自我意识的塑造和教化作用的揭示，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首先肯定了黑格尔劳动概念的积极意义：“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0]劳动是人的本质确证，正是通过劳动，个体才将人的主观抽象性提升为具有普遍性的本质，从而形成了一个普遍的人类社会。人的类本质问题一直是马克思早期思考的重要议题，而马克思之所以能够突破青年黑格尔派从自我意识角度理解人的本质，其关键在于对黑格尔劳动范畴的批判性改造。在马克思那里，劳动不再是一种精神性劳动，而是现实的人的生产劳动。

（二）从精神生产到劳动生产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的。他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看做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11]黑格尔只看到劳动在人的对象化活动和自我确证方面的积极意义，却没有看到劳动过程同时蕴含的，对现存世界的秩序和现实的人的否定。所以在肯定了黑格尔劳动思想的积极意义的同时，马克思很快意识到了黑格尔思想的保守性和非批判性。黑格尔从精神出发，将整个世界视作人的本质外化的结果，其实质是将现实世界把握为纯粹观念的异化，这样一来全部世界外化的历史以及异化的消除不过是思维的生产史。马克思要做的则是将黑格尔的精神的生产史重新颠倒为劳动的生产史。马克思何以能够实现这种颠倒？其关键在于在这种非批判的内容中，马克思已经看到了精神现象学的批判形式。

“《现象学》是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判；但是因为《现象学》紧紧抓住人的异化不放——尽管人只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现——，所以它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工过了。”[12]马克思之所以能让黑格尔的批判方法发挥“超过黑格尔观点”的作用，关键还在于马克思将辩证法的秘密揭示为劳动的本质。马克思意识到，黑格尔从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理解劳动其实是抓住了劳动的重要内容。就自我意识的辩证运动而言，黑格尔思辨地把握了历史活动的原则，它具有批判的形式，但这种自我意识的活动终究不过是一种神秘的精神运动，所以，其辩证法又是一种非批判的运动。正因为这种唯心主义的倾向，使得黑格尔的劳动概念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又是无力的。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看，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异化是同时发生的，不可能只保留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不要异化。马克思反复强调，异化不是观念的异化，一切观念的异化不过是现实异化的反映，所以对于异化的扬弃自然不可能仅仅停留在观念内部，而是必须到现实世界中把握现实世界的异化，并对其扬弃。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思想的神秘主义做了尖锐的批判，并同时拟定了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要点，而对黑格尔的改造的彻底完成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

三、教化的社会基础及其意识形态教育功能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谈及意识形态家时特指的是以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特殊意识形态的批判，马克思形成了成熟的意识形态概念，并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发生和发展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

（一）意识形态的物质根源

在马克思看来，仅仅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虚假意识还是不够的，问题的关键是要解决这些虚假的意识形态的来源是什么。马克思指出：“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世俗世界在费尔巴哈那里仍然不过是些词句），在德国理论面前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13]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因为“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这种世界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它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因而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14]所以，对于意识形态产生根源的考察，既是马克思批判和超越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前提，也是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诞生地，其中，马克思根据分工的思想对意识形态的发生机制做了详尽的说明。马克思指出：“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15]在马克思看来，精神劳动的出现是分工产生的重要标志，从此，意识可以与物质生产相分离，以某种独立的形式出现，包括神学、哲学在内的意识形式都可以脱离物质生产独立地构造现实世界。所以，正是因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才产生了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人，这样意识才能摆脱物质的束缚，产生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分工的出现使得这些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人认为，神学、哲学等意识形态是自主的和独立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手稿）》中，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时进一步将这种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人称为“意识形态阶级”。马克思指出：“对这个社会阿谀奉承的人，尤其是对这个社会的上层阶级阿谀奉承的人，他们的首要业务就是，在理论上甚至为这些‘非生产劳动者’中纯粹寄生的部分恢复地位，或者为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的过分要求提供根据。事实上这就宣告了意识形态阶级等等是依附于资本家的。”[16]这里马克思明确了意识形态的依附性，在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家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进行精神生产，而是受到资本的制约，为资本服务。

通过对意识形态以及意识形态阶级的分析，马克思意在阐明各种意识形态的存在和发展不过是物质生产方式的反映罢了。所有的意识都应该从物质生活实践出发来解释，由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走出了黑格尔在分析意识诸形态时的唯心主义误区，揭示了意识形态的社会经济根源。对意识形态产生的根源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还原之后，马克思进一步考察了这种意识形态是通过何种途径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巩固的。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是通过分析教化在意识形态中的作用来完成的。意识形态的教化作用是潜移默化的，在理解和分析意识形态之前，已经预先被给定的意识形态所教化。意识形态既是精神教化的结果，同时也是每一个个体被教化的开端。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统治者正是利用了教化的这种特殊性，将教化的启蒙内涵转化为对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规训。“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17]

（二）资本主义教化的规训本质及其克服

在资本主义社会，教化的本质是对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规训，只有揭示这一点，才能找到推动历史进步的真正革命主体。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中，马克思在批判法国唯物主义的教育观时，就已经指出：“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18]马克思在这里试图阐述的是，教育本身是普遍的，不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都需要接受教育，教化是人完成社会化的必要途径。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教化的启蒙特质被意识形态的规训特质所掩盖，教化的根本目的异化成为为了资本主义生产符合资本要求的劳动力。“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19]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教化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制约，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无产阶级没有成长为自由的个体，而是被制造为符合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工具。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教化的虚假性特征，马克思尖锐地指出：“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进行教育时所处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作用；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作用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20]既然意识形态的形成是由特定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消除教化的阶级性和虚假性的核心在于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同时，要想拨开意识形态的迷雾，必须意识到在教化过程中，无产阶级并非只能做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无产阶级不仅是被资本逻辑主导的被改造对象，而且是可以突破启蒙局限的积极的实践主体。其实践的现实基础就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生产了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同时也创造了无产阶级实现解放所必需的物质条件。

结语

马克思之后，列宁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及其教化思想。不同于马克思主要将意识形态理解为一个否定性概念，列宁不再局限于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而是从阶级意识的角度，着重强调无产阶级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在《怎么办？》一书中，列宁指出：“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意识形态，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21]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不去占领意识形态的阵地，资产阶级就会去占领。并且，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会自发产生，而必须通过外部灌输的方式，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传播到工人阶级中去。列宁对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及其教化的重申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立仍然是当下不可回避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只有结合新的时代和新的问题，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的优秀文化遗产，才有可能让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继续产生世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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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列宁.怎么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40-41.

本文系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青少年思维课程的设计与实施研究”（编号CDEA23021）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讲师、博士）

【责任编辑：马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