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资本主义大工业一方面将科学和自然力运用到生产过程中，使人类更加自由自觉地掌握了自然力和劳动力，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充分利用各种自然要素的同时，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土地肥力的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基础的毁灭，以及人类身体与精神健康卫生不可逆转的危害，由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资本“自然悖论”。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创造，其内在包含的雇佣劳动与雇佣关系体现的是一种单向度和不平等的“物”对“人”权力支配关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对资本“自然悖论”的超越就在于：其深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层面，有计划地调节和控制人类的生产行为，实现了制度性与历史性的超越。同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关注到“穷人生态学”这一环境伦理问题，站在生命共同体的角度促进以人为本、绿色发展的需要，将环境问题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内部问题，为未来社会的绿色变革奠定理论与实践基础。

关键词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自然悖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资本主义

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自然悖论”

（一）资本“自然悖论”的产生

资本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定时间段的外在的生产关系的形式，是“以太”和“普照之光”：“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1]这意味着资本主义是基础，身处资本主义时代就会受到其商品化特点的影响，这是“普照之光”思想的意义所在，这既是资本的历史性的成就，也是资本走向灭亡的一个动因。

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具有两方面特性。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巨大的文明面。“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2]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在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巨大发展和进步方面的作用，资本主义社会相较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使人类摆脱了受制于自然的状态，并且更加自由自觉地掌握了自然力与劳动力。马克思认为自然为人服务是历史的进步，资本主义大工业完成的重要一步就是将科学和自然力运用到生产过程当中：“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3]

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局限性，这里专门讨论资本造成的“自然悖论”。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价值增殖，因而其为了获得巨大的财富和利润将不择手段地掠夺、剥削自然与工人。尽管资本家会通过技术手段等方式将生态环境问题看似更好地解决，但是实质是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付出了更大的成本改善环境，还将产业和污染转移到第三世界的国家，由其自身产生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用转移的方式将其掩盖了起来，因为资本家在此过程中只会顾及符合自身利益与价值增殖的方案。正如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具有无偿性，表现为无偿地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并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工人通过自身创造的剩余价值并非工人奉献给资本家的所有物，而资本家不费分文就获得了劳动的社会力与自然力。同时，在劳动过程中工人促进了使用价值的活力并使其延续下来，资本家同样无偿占有了这部分劳动。可见，无论环境是内在要素还是外在要素，资本为了实现价值增殖决不会考虑环境要素，除非国家立法采取强制措施。因此，从本质层面来看，资本主义具有剥削性、掠夺性与无偿占有的属性，其体系的运行并未发生任何改变。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掩盖自身的罪行，让自然更深层次地服从于市场与买卖规则，一切的根本目的就是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因此，可以说没有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资本价值增殖的买卖就没有真正的杀戮和伤害。

（二）资本“自然悖论”的实质

“自然”这一概念在马克思那里并非是一个孤立的经济利益源泉，而是处于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和人类生产过程密不可分的概念。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类更多地创造自然的使用价值方面，并未对其造成不可改变的破坏；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变为了两个互相分离的实体之间的持续相互作用，资本家更加关注的是自然转化为商品以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不可避免地对自然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危害。

一方面，人类具有掌握自然力的积极的一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不例外。马克思对自然进行了分类，从总体上将其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和“人的周围的自然”。“人的周围的自然”从经济上又可以分为两大类：“生产资料的自然富源”和“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前者包括土壤的肥力、渔产丰富的水域等，它在文化初期起决定性的作用；后者包括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以及森林、金属、煤炭等，它们在较高的发展阶段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客观基础，也是社会分工和协作的自然基础。自然统一于人，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与人类的发展进程无法分割。马克思肯定了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处于能动的创造者的地位，劳动本身是人和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离开了自然劳动就割断了劳动和自然的关系，一般的生产活动抽象掉了社会形式也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因而现实的劳动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离不开自然。

另一方面，资本在开发和利用各种自然力量的同时造成了人与土地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物质变换断裂”。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占据生产资料而极尽所能地压迫和剥削工人，资本主义的掠夺本质——对人的掠夺和对土地的掠夺是不可忽视的，对人的掠夺导致人口危机，对土地的掠夺则会造成土壤衰竭。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4]资本主义生产虽然提高了生产力和生产过程的技术，但是它也造成了土地肥力的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基础的毁灭，同时也对工人的身体与精神的健康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危害。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价值增殖，它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与生产过程技术的提升，但是它同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技术不断进步却造成自然环境进一步的破坏。其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尽可能利用自然界的一切可获得的资源，当生态保护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的时候，他们优先考虑的是如何消除障碍而不是放弃自身利益去保护环境。

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制度性超越

（一）社会主义本质与生态文明相互融合

生态文明是所有社会形态中的一个发展的方向，但是由上文分析可知，并不是任何的社会形态都能为生态文明的发展提供合适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条件。相比于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和生态危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则体现出其具有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先进性，这也说明只有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在本质上是相互融合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5]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环境危机，我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越来越关注生态环境的问题，生态文明逐渐从隐性转向显性，也在全球性生态问题的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推动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贯彻落实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和价值。

生态文明的概念是在全球性的历史背景中被明确构建的，也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被鲜明提出的，“在总体上，尽管生态文明集中体现了人类反思工业文明的弊端、探求文明发展的未来等方面的艰辛努力和科学探求，但是，在实质上，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生性和原创性问题”。[6]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最初是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被提出的，其内在地包含了生态和谐的内容，这也是建立和谐社会不可忽视的方面，这就明确了生态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然物质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7]

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福斯特在文章中指出：“生态文明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中国的生态文明概念既不同于苏联的生态文明概念，也独立于更广泛、更抽象的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生态文明概念。中国的生态文明观主要内生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吸纳了源自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中国生态文明的目标是中国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强调增进人民的福祉而不仅限于经济发展。”[8]福斯特首先肯定了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注重的是人民的物质需要和美好环境需要相结合，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同时，他只是将生态文明这一思想理念局限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而生态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曲解马克思生态思想和劳动异化理论的缺陷，这就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唯物史观的思想来审视、构建和规范生态文明。

（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社会主义内在规定和追求

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掠夺与剥削着人与自然，同时使得人与自然关系日益恶化，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进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批判时，不乏科学的革命的生态批判。社会制度是影响人与自然内在关系的真正原因，只有在未来社会图景中才能实现个体利益和人类利益的统一。因此，只有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渡，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一方面，从历史进步意义方面来说，资本主义社会使得人类不同于过去像奴隶一般隶属于自然，而是真正在自然面前作为一个主体出现，在整体上具有了自由。因为从对自然的了解和统治而言，真正实现对自然的统治的就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因为它将科学技术和巨大的自然力纳入生产过程为人服务，自然商品化之后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但是，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的背景下，想要说服资本家建立道德的价值观并保护环境，而非掠夺与剥削环境以获得巨额利润是不现实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依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通过对自然和人类的剥削实现价值增殖。同时，资本主义的垄断程度越高就越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于是就出现了工人劳动得越多越是表现为赤贫，自然力越是充分利用越表现为被破坏与被毁灭。

可见，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一直存在，就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物质富裕的基础，需要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戴维·佩珀在其《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一书中认为，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最好的绿色战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9]这就是说，资本具有特定的社会性，即以剥夺他人的财产为前提并且自己获得财产。因此，要改变这种社会性财产的社会性质，即消灭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因此，这表明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的、有益于生态的增长。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的目的是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注重以人为本、绿色发展，并且强调如果不爱护环境只会损害百姓的生产和生活，此时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内部的问题。可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为未来社会实现劳动的内在联合、更加合理地控制和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奠定了实践基础，其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自己的内在规定和追求，进一步提升了生态文明发展的新境界。

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正义性超越

（一）环境正义与社会正义相互结合

首先，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讲到资本主义具有“文明病”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其颠倒了“人”与“物”的关系。一方面，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越劳动越贫困，贫困人口不断增加以及贫富两极分化日益加重；另一方面，资本家为了利润最大化更加肆无忌惮地开采和利用自然资源，使得贫困问题与环境问题不断恶性循环，资本这一“活生生的矛盾”随之产生了更大规模的破坏性后果与生态危机：“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物种灭绝、遗传多样性减少、热带雨林丧失、沙漠化、废料扩散、海洋污染等。虽然这些问题在许多方面是各自独立的，但它们之间却是相互联系的，其中商品经济对自然的影响是其重要渊源，因为无论是通过成本外化还是自然内化于经济，都是为了资本的无限增长。”[10]由此，环境正义问题和社会正义问题就更加无从谈起。

其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相互矛盾与自我否定的两个方面，这种悖论性质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反性。“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来看，资本主义既是一种建立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又是一种建立在阶级剥削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在前者，资本家和工人的交换遵循商品等价交换规律，既是自由的又是平等的，因而是正义的；而在后者，工人则必须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从而实现资本的价值增殖，他们之间的关系既不自由也不平等，因而是非正义的。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二重性，决定了其正义的悖论性和自反性。”[11]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正义是具有悖论性和自反性的。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一方面，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一般规律看，资本家与工人作为交换者和商品占有者在交易中具有正义的一面。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性目的和动机是最大程度地榨取剩余价值，虽然资产阶级自身确立了通过劳动获得所有权，但是又无偿占有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资本剥削具有无偿占有、无限性和隐蔽性的特征，显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非正义的一面。

最后，生态变革一方面需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变革，另一方面需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全方位的生态反贫困，因为面对同样的生态危机与自然灾害，穷人受到的损害远远大于富人，更加需要环境正义和社会正义的双重保障。因此，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强调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关注作为“物”的他者的价值，也提出了关注“人”的他者的诉求，即强调人民性与自然性的统一，“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12]可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不仅关注自然科学领域的绿色发展问题，还关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社会正义和环境正义相结合的必要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把社会责任、社会正义和环境责任、环境正义统一起来。为此，必须切实保障所有人的人权和广泛的民主权利。否则，就不可能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生态健全的生态文明目标。‘因此，停止剥削穷人，让所有人都拥有获得健康与福祉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社会正义这一价值观给环保运动的启迪在于让人理解到，环境的确就是环绕于我们身边的境遇。’”[13]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贫困人口不仅处于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劣势，也处于生态弱势的地位，只有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绿色发展的基本前提，才能真正补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发展和阶级短板，实现环境正义和社会正义的融合发展。

（二）人与自然关系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在全球化时代，出现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包括资本的产业结构升级，中心国家依赖技术优势转移外围国家的剩余价值，也将发展带给生态的代价转移到了外围国家，进一步加速了生态危机的扩张和危害。因此，无论是资本和生态的矛盾，还是技术创新是否能解决问题，都要从具体层面历史地、一分为二地看问题。

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福斯特认为，人类社会的经济离不开生物圈，二者是紧密相关而非各自独立的系统，所以破坏环境意味着破坏生产，保护环境才能保护生产。同时，商品经济对环境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经济规模的增长会造成数不胜数的环境问题，商品经济是环境问题的根源。因此，一方面，根本不存在随着生态资源的日益减少，经济会注重保护资源的和谐对应关系；另一方面，污染成本不可能是由个体污染者承担的，而是涉及整个工业体系，最终还是市场自身扩张的问题。可见，不触及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生态改革和其他的改革没有区别，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一旦改革触及资本主义的本质，就会被利益集团扼杀。在其《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福斯特主张超越阶级的价值观念变革，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一种“踏轮磨坊式的生产方式”，“这种抵制必须采取影响深远的道德革命的方式。为了实施这样的道德变革我们必须面对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所称的‘更高的不道德’。米尔斯所谓的‘更高的不道德’是指我们这个社会中权力机构的‘结构性不道德’，尤其指这种生产方式”。[14]也就是说，福斯特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为一种更高的结构性的不道德，是以一种道德伦理的角度看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并且他主张以提升资本主义的道德观念来抵抗这种生产方式。

福斯特从对待自然的价值观的角度看问题，他运用道德观念分析环境问题是泛道德主义和泛伦理主义的。应该如何看待资本引起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一方面，从对自然的了解和统治方面看，真正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的就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将科学和巨大的自然力纳入生产过程来为人服务，资产阶级将自然商品化，处于支配自然的地位。另一方面，资本的价值增殖本性追求的是剩余价值的产生和创造，在其雇佣劳动制度下是一种“物”对“人”、“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权力—支配关系，在这种支配关系中资本主义的利益是最重要且破坏性最大的，造成了生态环境日益加重的危机。因而只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才能辩证地看待这一现实问题。

因此，要历史地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的变化，不能一概而论地从道德和审美角度看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生态危机，否则就脱离了历史过程而与唯物史观背道而驰。解决环境问题不是人不要去改造与支配自然，而是要合理支配自然，即对人和自然的关系加以合理地调节和控制，这也是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非常重要的思想——未来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便是有计划地调节和控制人类的生产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同时注重有计划和有控制地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政策方针与社会实践都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未来社会的绿色变革开拓了实践道路。

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强调互利共赢与绿色共享。因此，经济建设追求的物质文明发展与生态建设追求的生态文明发展并不是矛盾的。“对发展和环境这两个关键问题的战略，必须设想是一个共同的战略。”[15]一方面，生态环境是绿色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另一方面，绿色经济发展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和改变会进一步影响自身的发展与人的发展。因此，只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改变维持在生态环境可承受的范围内，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与绿色经济发展的相互发展与统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46.

[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8,579-580.

[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2）.

[6]张云飞.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生态文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9.

[7]张云飞.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新发展[J].国家治理,2022（17）:2-9.

[8][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高和然.生态文明与生态革命:一种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三生谷柯布生态书院生态文明讲座上的演讲[J].鄱阳湖学刊,2022(05):35.

[10][14]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33,40.

[11]王峰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二重性及其正义悖论——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看围绕“塔克—伍德命题”的讨论[J].哲学研究,2018(08):3-17+89+126.

[12]中央文献出版社.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506.

[13]张云飞.“穷人生态学”: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正义底线[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9(4):14-18.

[15][美]丹尼斯·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48-149.

（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马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