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算法技术的广泛应用给信息传播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也在一定程度上给意识形态风险隐患排查、应对速度、处置能力带来了挑战。基层作为意识形态风险管理的“神经末梢”，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基石。当前，基层单位仍面临风险管理的制度机制还不够精准有效、工作队伍力量仍显薄弱、应对处置效果需进一步提升等现实困囿。应立足宏观布局、中观统筹、微观落实三个层面，把牢主流舆论引领内容关、阵地建设管理关、风险监测预警关，增强领导干部风险决策力、基层工作者研判处置力、一线工作人员风险发现力，从而把握好风险应急处置的时、效、度，提升基层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的效能和水平。

关键词  算法技术；基层；意识形态风险管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重要的基础部分，基层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最前沿阵地。因此，基层意识形态风险管理是关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一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跃迁式发展与落地应用，算法技术在实现个性化信息推送、提高网络信息传播效率、增强传播效用的同时，也因其带来的“受众本位”“信息茧房”等负面效应，正逐步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与凝聚效用，并衍生和催化出意识形态风险管理的诸多新挑战。对于软硬件条件都相对薄弱的基层单位，意识形态风险管理的压力和难度剧增。基层如何在算法技术广泛应用的新形势下，主动顺应发展趋势，科学快速高效应对意识形态风险危机，是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算法技术对基层意识形态风险管理带来的挑战

基层意识形态风险管理主要是县（区）、乡镇（街道）及以下单位对有可能发生的舆情风险隐患或突发舆情事件，以科学、合理的手段方式做好风险监测预警、分析研判、应对处置的过程。算法技术的日趋普及，正改变着整个社会的信息权力结构和传播秩序，打破了传统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体化信息环境，对意识形态风险管理与应对带来诸多新的挑战。

（一）算法技术迎合式信息推荐增加基层意识形态风险隐患

网络信息传播时代，随着算法技术的广泛应用，传播主体和受众之间的关系逐渐模糊，信息内容的把关权已从专业把关人逐步往智能分发后台和用户个体转向，把关关系也正从训示向迎合转变，打破了传统信息传播的权力结构。[2]一方面，私人定制式信息推送构筑了个人信息屏障，加大意识形态风险盲区。受众基于个人偏好，可以通过设置兴趣标签、栏目、频道，选择接收自己感兴趣的信息以及与自己观点相符或相近的信息，形成个人的信息接收偏好。在流量至上的时代，为了增加用户黏性，基于算法技术的媒体平台会更加注重受众的信息偏好，顺应受众信息接收惯性，不断向受众推荐“想看的”而不是“应看的”信息内容，不自觉地构成了个体信息屏障，让信息的生产、传播更具隐匿性，增加了意识形态风险监测盲区。另一方面，把关转移打破传统信息传播的权力结构，埋下意识形态风险隐患。由于信息内容和信息价值的把关筛选缺失，为了收获流量，部分媒体平台强烈的用户本位导向会无限制满足受众个性需求，或主动推送博人眼球的信息，以此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增加用户活跃度。大量迎合式“眼球新闻”不仅消解主流价值信息的讨论与传播，而且会助长低质杂乱、真伪难辨的信息分发，导致信息传播环境面临规则弱化的倾向，甚至会催生价值失序的乱象，在一定程度上滋生意识形态风险隐患，更加需要全方位、全时段的风险监测和态势感知。[3]

（二）算法技术裂变式信息传播考验基层意识形态风险应对速度

智能算法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改变传统意识形态自上而下的信息流通模式，呈现去中心化、碎片化信息的裂变式信息传播模式，不断提升信息获取速度。当舆情发生时，负面消息迅速扩散，首先考验的就是舆情分析研判和应对处置速度，应对迟缓就会失去先机。一方面，去中心化信息流通加速舆情广泛传播。在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理念主导下，人人都能发声、人人都能传播。微博、微信、抖音等社交媒体的普及应用，更是给大众创造了广泛接收传播信息、表达个人意见的平台，信息源更为分散，带来爆炸式、裂变式信息增长。相较于传统传播，依托算法技术的信息平台凭借个性化的信息内容和多样化的传播模式为各类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共存共生、竞争对垒提供了可能。当舆情处于苗头期，一旦没有及时控制、快速响应，在大众参与或转发之下，会让信息裂变式广泛传播，促使舆情苗头急速成为热点关注事件，超出舆情处置可控范围。另一方面，碎片化信息传播增加舆情分析研判难度。在速度至上的信息传播环境中，结构完整、内容清晰的宏大叙事正逐渐被去语境化、去结构化的个性化叙事所取代，大众逐渐满足于“短平快”的碎片化信息内容，使得社会价值图景愈发呈现出弥散化趋势。长此以往，受众的注意力会更加分散、认知力会更加浅薄，致使无法完整和正确认知信息，更容易形成偏见和误导，会在难辨真伪之时参与转发、评论，加速了网络舆情的连锁反应。碎片化的传播也让基层工作者很难直接掌握事件全貌、前因后果，对基层工作者舆情判断和分析能力带来了更大考验。

（三）算法技术圈层式信息交互考验基层意识形态风险处置能力

互联网看似打破时空界限，但算法技术带来的信息分发智能化、精准化，让受众可以便捷找到相似兴趣的社群，聚集形成网络圈层。相较于公共信息空间中的群体，个体对圈层成员的信任度更高，逐渐建立定向的信息供需链条，显现出圈层化传播现象。这种界限分明的信息空间加剧了固化的社群关系，导致受众价值分化、价值偏见，增加基层意识形态风险应急处置的困难程度。一方面，“回音室”效应引发价值分化，考验舆情引导的感召力。以适配个性化需求为目的的算法技术容易造成选择性的接触与过滤，在潜移默化中为不同群体之间构筑起无形的隔离墙。受众固守在自我重复和自我肯定的“回音室”环境中，极易产生圈层固化、认知窄化现象，从而使得刻板印象强化、偏见滋生，拒绝接受其他合理性观点和意见，造成凝聚价值共识、形成价值认同的难度较大。[4]因此，在算法技术的新场域中，“破圈”成为舆论引导的关键问题。另一方面，“沉默螺旋”效应催生价值偏见，考验舆情引导的主导力。算法技术在网络传播中的应用，能够直接影响信息呈现、搜索热度、信息排序等，致使网络媒体平台特别是社交平台成为舆论的“策源地”和“发酵池”。一旦大众认为某种价值取向受到广泛欢迎，那么与之相符的声音就会高涨，与之相反的声音则会陷入沉默。算法技术更容易造成“很多人都有这种价值取向”的印象，造成用户正面意见的沉默，负面价值意见的增长，加剧了网络舆论场失真现象，舆论操作的可能性和危险度加大，也让舆论之战变得更加激烈。

二、算法技术影响下基层意识形态风险管理的现实困囿

近年来，面对算法技术对意识形态风险管理带来的新挑战，诸多基层单位已针对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存在的难点、痛点、堵点，在机制优化、阵地管理、队伍建设等方面做了一系列积极探索与尝试，但仍面临一些需要解决的现实困囿。

（一）基层意识形态风险管理的制度机制不够精准有效

制度机制的统一谋划和整合有待加强。各基层单位在意识形态工作制度机制的体系设计上各有侧重，有的注重强化组织领导、工作推进方面的制度机制，有的注重加强意识形态风险管理的工作机制，统一谋划和整合做得还不够。制度机制与工作实际结合不够紧密。基层意识形态制度机制总体质量有待提升，结合实际、具有针对性的工作制度机制还不多。在工作制度机制的内容上，多数只明确了各部门责任和一般性措施，工作举措的精准度还不高，工作责任细化不够，还存在管理与处置权限和边界模糊、交叉的现实问题。应对处置预案的实操性有待加强。当前，多数基层单位虽然已编制了舆情分析、应对处置、舆论引导等工作机制及工作流程，但缺少有效处置应对响应联动和衔接配合的工作规范，可操作性不强，在实际应对舆情之时应用度不高。

（二）基层意识形态风险管理的工作队伍力量仍显薄弱

队伍配备有待加强。基层工作人员往往“身兼多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难以兼顾、反应不及时的情况，这给意识形态风险管理的精准度提升带来障碍。专业培训有待加强。基层工作人员大多非专业出身，一定程度上缺乏专业的舆情研判处置技能，专业技术水平较弱，突发风险事件处理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得不到保障。同时，以基层网格员为代表的工作队伍作为风险摸排与发现的重要力量，存在学历水平不高、流动性大等问题。实战经验尚显不足。基层意识形态培训多偏向于理论知识，事例化和实操化业务辅导较少，业务培训覆盖面还不全面，大多处于舆情信息收集、动态信息编报阶段，缺乏面对突发应急事件的实战经验。

（三）基层意识形态风险的应对处置效果需进一步提升

存在风险预警滞后现象。当前监测软件采集的信息多为浅层的、片面的，对舆情分析更多为统计数据，对舆情的动态传播链等情况的数据呈现和分析较为缺乏，且各大舆情服务企业之间存在技术壁垒，检索资源和内容互不相通，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检索漏洞，产生监测盲区。存在风险响应迟缓现象。个别部门对舆情事件敏锐性不强，突发事件发生后，不敢“回应”、不愿“回应”，引发舆情事件“缓响应、慢响应，甚至不响应”等现象。存在风险应对不力现象。算法技术影响下舆情危机发展的加速期大幅缩短，这对于主动发声、积极引导的效能要求越来越高，有的单位对于风险的传播力、影响力评估不足，到突发事件发展“加速”阶段才匆忙介入，处于被动应对局面，使得引导效果不明显。

三、算法技术背景下基层意识形态风险管理应对策略

算法技术背景下，加强基层意识形态风险管理既是信息技术与意识形态工作融合的必然趋势，也是促进基层意识形态工作守正创新的必要举措。要立足宏观布局、中观统筹、微观落实三个层面，把牢主流舆论引领内容关、阵地建设管理关、风险监测预警关，增强领导干部风险决策力、基层工作者研判处置力、一线工作人员风险发现力，把握好风险应急处置的时、效、度，切实推动算法技术背景下基层意识形态风险管理提质增效。

（一）立足“三个层面”，完善基层意识形态风险管理机制

一是注重宏观布局，理顺意识形态风险管理制度体系。探索构建完备健全、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基层意识形态风险管理制度体系。健全意识形态风险管理工作责任制度及责任目标、责任到位、责任连带、责任考核机制，构建“事前常态化监督、事中全程化督办、事后精准化问责”三级问责监督机制，建立健全跨层级联动机制、跨部门协同机制、跨区域统筹机制及重大舆情和突发事件快速反应引导机制，切实提高基层在算法技术背景下的舆情处置协调联动能力。二是注重中观统筹，健全意识形态风险管理工作机制。结合基层实际，完善优化意识形态风险管理机制。实施讲堂论坛、文化活动、新闻出版、民族宗教、新媒体平台、学校院所、行业企业等重点领域分级管理、归口负责，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健全意识形态工作队伍选配机制，搭建“理论+实操+演练”培训课程体系。推动意识形态风险管理工作流程化操作、规范化开展，提升工作效能，更好应对算法技术所带来的舆情爆炸式、裂变式广泛传播。三是注重微观落实，完善意识形态风险管理工作模式。算法技术私人定制式信息加剧了信息隐匿性生产传播，加大了意识形态风险监测盲区，更加需要基层从细从实加强意识形态风险管理。为此，应着眼实操化，探索建立“任务清单化+操作手册化+考核定量化”工作模式，推动意识形态工作任务在基层有效触达、落地落实。推行任务清单化，建立责任清单、问题清单、整改清单、风险排查清单“四张清单”，确保任务可理解、可执行、可考评。

（二）把牢“三个关口”，切实降低基层意识形态风险隐患

一要把牢内容关，壮大主流舆论引领。算法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深度渗透，正逐渐消解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和引领效用，这也成为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风险形成与传播的关键原因。基层单位应全面加强融媒体中心建设，从内容优化、品牌塑造、技术赋能、招才引智等方面加快推进深度融合，推出富有时代特征、具有区域特色的精品内容。二要把牢阵地关，营造清朗环境氛围。紧盯重点领域，加强论坛、讲坛、讲座、报告会、研讨会和文化活动的阵地建设管理，深化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强化备案管理，严格落实事前审批、过程监管。三要把牢预警关，筑牢隐患排查防线。着力完善“人力+科技”互补式风险监测预警模式，提升监测预警精准度。在人力方面，建立由网格员为主体的信息收集队伍以及由基层意识形态工作人员为主体的风险预警队伍，定期排查风险点和薄弱环节。在科技方面，通过加大经费投入、升级监测技术等手段，持续加强舆情监测预警平台建设，推动提升智能研判舆情发展走势水平，加强信息化技术对基层舆情分析研判的支撑，最大限度避免监测漏洞、填补监测盲区。

（三）抓好“三种能力”，建强基层意识形态风险管理队伍

一要加大问责力度，增强领导干部意识形态风险决策力。把意识形态教育作为领导干部培训的重要内容，重点加强对舆情研判、舆情处置等方面工作的专项培训，加深领导干部对算法技术影响下网络传播新规律、新特征的认识，增强领导干部应对新形势意识形态风险的信心和能力。严格落实意识形态风险管理问责制度，把意识形态风险管理工作情况纳入督查考核范畴。二要分类精准培训，增强基层工作者意识形态风险研判处置力。着力加强专项培训，既要开展政策解读、网络传播等理论培训，也要定期开展舆情分析研判、应对处置实战演练等实践培训，促使基层工作者正确认识算法技术影响下意识形态风险发展趋势，有针对性提升突发舆情研判及应急处置实践技能。三要发挥网格员作用，增强一线工作人员意识形态风险发现力。要积极调动辖区内社会人员力量，有效利用网格员队伍，发动辖区内社工、志愿者、“五老”等人员，推动属地舆情排查全域化、精微化。探索构建“网格员前台发现上报+社区街道后台分析研判”的意识形态风险隐患排查模式，畅通上报渠道，提高研判效率，从源头上降低和消除潜在的舆情风险，真正做到舆情苗头早发现、早预防。

（四）把握“三个关键”，提升基层意识形态风险应急处置水平

一要把握好舆情应急处置之“时”，赢得舆论引导主动权。“第一时间发布声明，掌握话语权”是基层意识形态风险应急处置的根本原则。算法技术影响下的网络舆情处置时限进一步缩短，迫切要求基层单位遵循新形势下舆情传播规律，更快地在主动发声、反馈情况、跟踪引导上做出反应，力求赢得舆论引导主动权。探索建立“4小时—24小时—全时段”舆情回应机制，抢占舆论引导先机。“4小时”以监测舆情动态、及时主动回应为关键，第一时间成立舆情应对处置工作专班，实时掌握舆情发展动态，在4小时内利用舆情事发地官网新媒体账号发布情况通报。“24小时”以线上线下联动、真实反馈情况为重点，协同相关部门在24小时内查实基本情况及产生原因，发布介绍事件进展以及具体措施的详细通报，营造有利于舆情处置的社会舆论。“全时段”以正向舆论引导、跟踪事态发展为重点，充分发挥网评员队伍作用，善用专家和舆论领袖，弹性化设置议题并坚持“进行时”跟踪事态发展，直至舆情消除。二要把握好舆情应急处置之“度”，掌控舆论引导主导权。针对关注度低的微小级、一般级舆情，街道宣传部门要会同涉舆单位做好研判分析、引导处置，迅速核查实际情况，以平缓方式进行解释、引导、补正，防止舆情扩大。针对呈上升趋势的关注级舆情，街道宣传部门要会同涉情单位第一时间介入，研判舆情走势、主体真实诉求，对舆情发展态势和影响做出预判，主动上报。针对重大级舆情要把握好“4小时—24小时—全时段”时间节点，通过制定应急处置工作方案、及时发布信息、真实反馈情况、主动沟通媒体、合理利用技术、适时设置议题等方式，有序引导舆论，控制负面影响。三要把握好舆情应急处置之“效”，掌握舆论引导话语权。算法技术引发的“回音室”“沉默螺旋”效应，让“破圈”成为舆论引导的关键。提高舆论引导效率就要主动适应新时代信息传播的新规律，在全面真实客观地发布信息的同时，创新引导方式方法，积极与受众所在“信息圈”创造关联，作出形式灵活、针对性强、互动性强的舆情引导，为正向引导创造更大的关注度。重视意识形态风险复盘评估，及时总结处置经验、分析存在不足、提出改进措施，并探索实施网络舆情应对能力评价，从处置的态度评价、反应速度、深度广度力度、有效性等维度，综合评价基层单位舆情应对水平，有针对性加强舆情应对能力建设，提高处置效能。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党建,2022(11):4-28.

[2]罗昕,肖恬.范式转型:算法时代把关理论的结构性考察[J].新闻界,2019(3):10-29.

[3]张林.智能算法推荐的意识形态风险及其治理[J].探索,2021(01):176-188.

[4]薛永龙,汝倩倩.遮蔽与解蔽: 算法推荐场域中的意识形态危局[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1):50-55.

本文系2023年度无锡市哲学社会科学招标课题（宣传文化专项）“算法技术对基层意识形态风险管理的挑战及应对”（编号WXSK23-XC-06）的阶段性成果。

(力莎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陈振华 徐亚强 中共无锡市委宣传部)

【责任编辑：张卓】